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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的国家政府发现互联网可治理性的过程，也就是“认证”这一国家基础能力嵌入信息环境的过程。所谓认证，就是在数据与人或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它既为国家行为提供充分的社会事实，又为社会群体影响国家行为提供必要的政治渠道。
面对信息环境，国家需要权衡发展、治理与安全三个重心。信息技术的发展，既在思想上创造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信息环境，也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精英群体。技术精英借助信息技术的中立性，主张发展的必要性，但信息技术的负外部性超出了技术精英的想象，现实世界的国家公民变成了数字化的网民，尽管网民不是可以被商品化的劳动力人口，但却沦为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无薪或低廉生产者，这既关乎经济、税收，也关乎隐私、自由，关乎身份、行为，其对个人生活的宰制很容易超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其对政治生活的挑战也很容易超出国家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来自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诉求，来自政治家群体的政治正当性需要，让现实世界找到了治理信息环境的必要性。而一旦意识到互联网本身的二重性，一旦遇到全球尺度的大国长期战略竞争情势，安全便又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抓手。
总之，认证对于现实世界至关重要，对于信息环境同样不可或缺。现实世界的认证需求，贯穿信息环境的发展、治理与安全，互联网的可治理性由此不断演化。现实世界识别互联网可治理性的经验，来自现代国家对现代社会复杂性、偶然性和不可确定性的驾驭，来自从混沌中把握清晰的发现社会之旅。
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学森，1955
所谓21世纪，都是信息革命的时代了，由于信息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灵境技术和遥作技术（Telescience）的发展，人可以坐在居室通过信息电子网络工作。这样住地也是工作地。因此，城市的组织结构将会大改变：一家人生活、工作、购物，让孩子上学等，都在一座摩天大厦，不用坐车跑了。在一座座容有上万人的大楼之间，则建成大片园林，供人们散步游憩。这不也是“山水城市”吗？
——钱学森，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