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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不仅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而且开创了大规模持续城镇化的历史奇迹，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1年的64.72%，近9亿中国人可以更好地享受城市文明带来的福利和繁荣。伴随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来，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财富积累也越来越多，成为经济和社会舞台的中心。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以及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的复杂性、脆弱性以及不确定性不断提升，甚至极端情况也时常出现，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好的城市生活离不开有效的治理。城市的规模越大，资源要素越发密集，需要治理的事务越多，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也越大。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工作，积极谋划、部署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有关城市治理的重要论断，包括“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一定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针一样精细”，“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等等。其中，精细化治理指的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和方法，精准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及时而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这既是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路径。
上海是超大规模城市的重要代表，其城市治理走在全国的前列，也有着巨大的世界性影响。作为建设全球卓越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上海嘉定区努力立足实际情况，坚持因地制宜，探索改革创新，全力投身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问题，奋力谱写“人民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新篇章，探索了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嘉定区逐渐形成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嘉定模式”。嘉定区连续8年被评为上海市“平安城区”，荣获“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区”。嘉定精细化治理的案例及其经验，也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的亮丽名片，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嘉定区的前身为嘉定县，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唐代时设有疁城乡，故嘉定别称疁城或疁，最早置县于南宋嘉定十年，原隶属江苏省管辖。明清以来，嘉定境内文化活动比较繁荣。1958年，嘉定由江苏省划归为上海市。1992年，国务院批准撤销嘉定县，设立嘉定区。嘉定辖区位于上海市西北部，西与江苏省昆山市毗连，北依浏河，与江苏省太仓市为邻，总面积为463.16平方公里，下辖12个管辖区，共包括7个镇、3个街道、1个工业区以及1个新区。
嘉定交通便利，工业发展布局较早，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嘉定区就被命名为“上海科学卫星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嘉定已成为上海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工业化城区，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自主创新产业化示范区和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承担着打造现代先进智能制造核心区和建设成为全国汽车产业制高点的历史使命。2021年，嘉定区全年实现增加值2 705.6亿元，位列上海各区第四，其中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 591.5亿元，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 110.6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0.1∶58.8∶41.1；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 454.3亿元，其中汽车产业制造业实现产值3 593.5亿元，约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5.9%。
嘉定区是上海人口导入较多的人口流入型地区。根据2020年抽样调查数据，嘉定区常住人口为183.4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为79.7万人，外来常住人口为103.7万人，二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3.5%、56.5%，外来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近六成。与2010年的人口数据相比，嘉定区外来常住人口、户籍常住人口和常住总人口年均增长率基本都处于2.2%左右。这是因为虽然嘉定人口自然出生率偏低，但是嘉定不仅是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区，而且也是市区户籍人口导入区
。由于外来人口导入的稀释效应，区内人口结构相对年轻，65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2.1%。相对于老龄化率超过30%甚至40%的城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嘉定区民生服务等方面的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嘉定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持续加速，走的是城市郊区化发展的道路，相应的区域空间结构、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发生了重要的转变。1992年，嘉定区人口城镇化率不到28%；2000年，全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2.87%
；到2020年底，全区居住在城镇的常住人口为155.0万人，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84.5%，但总体仍然低于上海市总体城市化水平（89.3%）。2008年，全区有110个社区居委会。截至2021年末，全区已建成231个社区居委会。虽然城市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嘉定区很多镇域既有城市社区，又有农村社区，具有城乡接合部的特点，各种城乡要素密集聚合，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较为明显。此外，大量本地居民住宅需要出租，租户主要为来沪人员，流动性较大，社区价值认同度低，给传统的“熟人社会”城市治理模式带来严峻的挑战。
嘉定区的城乡治理起步较早。早在1982年，嘉定县积极开展“政社分设”试点，曹王人民公社成为沪郊第一家试点单位。1982年，嘉定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举办了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以此改善社会治安、实现安全文明治理。1983年4月，曹王乡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正式开启了嘉定城乡建设管理改革的序幕。城区的特性决定了城市治理的特性。由于嘉定区的城市化水平一直相对较低，与静安、杨浦和徐汇等中心城区的差距较大，不少地方依然延续着乡村管理的形态，管理的理念、内容和方式都与城市管理有所不同。急剧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把嘉定带向快速发展的轨道，尤其是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后，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加重，原先乡村管理的模式已经明显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在1992年撤县建区后，嘉定区委区政府于2000年成立嘉定区地区管理办公室，主抓全区的社区建设和管理工作，这标志着嘉定开始从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郊区农村大区开始向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并重的现代城市治理结构转型
，开启了嘉定区探索城市管理的历史新进程。
由于城市管理的经验比较滞后，2000年以来，嘉定区城市治理主要以夯实基础、理顺机制以及建构框架为主要任务，重点是补齐城市治理的短板。在理顺工作职权及机制的基础上，嘉定建立了区、街镇和社区三级城市管理结构，成立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明确相应的职权责任。在社区配套设施建设上，按照《上海市城市居住地区和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标准》，嘉定区对新建住宅小区配置居委会、文化活动室、老年康体活动室、服务站和治安联防站等用房，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专门对基层治理队伍进行培训，提高队伍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落实经费保障措施，比如提出社区办公经费每年不低于20万元，社区工作者薪酬不低于上年度区域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等等。
2007年以来，嘉定城市管理开始逐步升级，摸索城市专业化和法治化管理的道路。2007年12月，嘉定区城市网格化管理工作正式启动，分别在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以及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下设置了区城市管理监督受理中心和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负责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具体工作。区域网格化覆盖范围包括嘉定镇街道、新成路街道、嘉定工业区、菊园新区4个街镇，面积约为16.52平方公里，共划分为2 765个网格，之后又将2 765个网格合并为45个责任区。对5大类88种城市部件（约20万个城市管理部件）实现了统一编码，将5大类32种城市管理事件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范畴，管理范围涵盖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环卫环保、园林绿化、街面秩序等。在包括公共事业、市政管理、物业管理、道路管理、交通管理等23家市、区城市管理单位下属的33家处置单位设置了处置终端。
作为现代城市管理的基本工具，网格化管理通过对城市要素进行划格管理，将城市辖区内的相关要素都纳入单元网格管理，做到分门别类、分片分块、联合成网，具有权责明确、发现迅速、处置及时和流程准确等优势。明确而清晰的网格单元，提供了城市治理的抓手和切入点，也解决了城市治理落地的问题。根据“应发现尽发现，应处置尽处置”的原则，城市管理者在网格范围内进行巡查，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做到了不留空隙、不留死角，也逐步实现了主动的、定量的和程序化的管理，提高了基层管理的效率和能力。但由于网格化管理是由区建交委和区绿化市容局主导的，固有的条块工作模式使得网格在调动其他条线资源方面存在困难，经常需要借助人情面子来解决问题。而且，城市网格化管理主要是覆盖在城市区域，农村区域则没有铺展开来。
2010年，在迎办世博会的过程中，嘉定真新街道创新了“大联勤”的城市管理新模式。真新街道首先成立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联勤指挥中心和监督考核队。联勤队由公安巡警、城管队员、社区保安队员和城管协管员等共160人混合编组，成立真新地区城市综合管理联勤大队。联勤大队将辖区一分为四，组建4支联勤分队，以三班转模式实行24小时流动巡查。工商所、食药监分所、市容保洁公司、车辆停放管理公司、小广告整治公司、绿化养护公司等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化服务企业，也成立了各自的联勤应急分队，根据需要随时派队员参与联勤大队的巡逻处置
。这就把不同条线的执法力量在块上进行了整合，实现了多部门执法的常态化、联动化和长效化。街道还邀请专业公司开发出城市管理数字信息系统。这既是联勤中心的指挥调度平台，也是城市管理信息传递和共享的平台，提高了城市管理的实效性。
在真新街道取得成功后，嘉定区开始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大联勤”，把全区划分成70个网格，包括30个城镇网格、26个农村网格及14个城乡混合区域网格，每个街镇划分的网格数量也从3个到14个不等。各镇街道联勤网格都推进了“定人、定岗、定责”的工作，每个网格内均设置了2～3个由民警、城管队员、联防队员、城管协管员组成的巡逻班组，这些班组通过“2班24小时”“3班2运转”或“4班3运转”等工作模式，对网格区域进行不间断巡逻，对区域内发生的治安消防、市容环境等违规行为进行劝阻。联勤队伍固定片区全天候巡防，提高了管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不少社会治安问题也在第一时间得到发现和化解，逐步实现了城市管理从“事后管理”向“前端管理”的转变。“大联勤”管理开始向农村以及城乡混合区覆盖，提升了这些地区的城市治理水平。
由此，大联勤城市网格管理与原有的区城市管理监督受理中心和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形成两个系统。2014年，嘉定区开始整合两个网格管理系统，成立区联勤和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中心把区内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勤、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等相关资源统一整合至一个平台。原有的城市“网格化”120项管理内容被纳入“联勤”工作范围，城市“网格化”精细管理的范围也从原有的城区逐步向新建区域不断拓展，这样就彻底打通了大联勤和城市网格化管理两个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城乡联通。2018年，嘉定区又进一步探索“全科网格”精细化管理模式，在街镇综治联勤指挥平台的基础上，将街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基层社区书记设置为三级网格长，安排公安、城管、联勤、市场监管、综治等专职“网格员”，把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执法力量整合起来，实现了跨部门力量融合，把“硬指头”攥成“硬拳头”，实现了高效的协同治理。
2019年，嘉定区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正式启用，这标志着城市精细化治理正式迈入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区城运中心负责本区城市综合运行管理，通过集成化、智能化和开放化的运作，为城市综合管理和指挥协调提供枢纽平台。中心对接两大体系，推动全勤网格体系和应急管理体系无缝衔接，常态下做实做精城市管理、综合治理“一张网”体系，注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线上打造智能化的指挥枢纽，通过片区网格这一载体，以智慧化、数字化为突破口，强化系统整合和数据汇聚，在全区构建形成了区、街镇、片区、村居、楼组五级联动的管理体系，线下推进全勤网格线下的实战化应用，依托341个全勤网格，将条块力量在基层有效整合了起来，做到了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管理、联勤联动，实现了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的联动、融合。
2020年，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嘉定紧紧抓住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契机，积极应用信息技术，以“数治”激活城市“神经元”，构建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三大治理”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治理体系，打造经济、生活、管理三大领域“三网融合”的综合管理场景。各部门、各街镇完善“一网统管”城市生命体征场景建设，做优线上、线下联合治理机制，实现“一屏指挥、一体部署、一口上下”，实现了多方位、全过程的优化和升级。城市治理以全勤网格为基础，以“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平台为抓手，以信息技术为内核，一张看不见的“网”自上而下地慢慢延伸开来，覆盖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打造了30多个治理领域重点应用场景，线下与线上环环相扣，有机联动，系统整合，社会治理流程全面优化和创新，支撑起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数治新模式，打造了数字驱动城市治理的新样板。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举。2021年，嘉定区出台了《嘉定区城市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2021—2023年）》，着眼于巩固和提升嘉定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构筑嘉定未来发展的战略优势，确定了“1+2+3+N”的建设方案，全面部署和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在上海市“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的总体框架下，嘉定高标准打造嘉定区级节点和配套平台，向上连通城市大脑，横向打通区各职能部门，向下连通12个街镇节点和156个居村节点，建构了从区到街镇到居村的“三级架构”，汇聚了大量感知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进而探索智能化数字应用系统，通过模块应用、图像系统、模型应用以及移动应用等方法
，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可视化和可操作的数据支撑，不断拓展数据应用的场景，改善智能治理的体验和效能，让城市变得更加“智慧”，也提升了城市软实力。
早在2016年，嘉定新城白银社区邻里中心和希望社区邻里中心先后揭牌启用，居民可就近享受“一站式”生活便利和办事服务等，推动了“家门口”功能复合型社区服务综合体的建设。2021年，南翔镇东社区“我嘉·邻里中心”正式启用，吹响了全区邻里中心升级改造的号角。“我嘉·邻里中心”是以步行15分钟为标尺划定的一个新的城市治理层级片区，旨在打造“15分钟社区综合服务圈”。除了生活服务外，邻里中心还以党建为引领，强化系统整合和数据汇集，打造集城市治理、经济生活、企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可实现党群服务与社区服务项目双向开放、资源共享，涵盖党群服务、生活服务、养老服务、医疗服务、文体服务等8类16项服务事项。
邻里中心可分为单体型、主辅型、多点型、乡村型四种。不同类型的邻里中心基础设施条件有所不同，管理和服务的内涵也有所差异。相比于其他城区的邻里中心，嘉定邻里中心充分发挥各项设施服务社区、服务企业、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综合社会效益，打造了集“管、办、服”于一体的“一网优服”体系示范样板，扩大服务半径和辐射范围，把服务站点延伸到组、到户，把优质服务送到“家门口”“客堂间”。“十四五”期间，嘉定全区总共规划建设66个“我嘉·邻里中心”，重点打造一批与未来城市特质相匹配、与产城融合发展相统一、与市民公共服务需求相呼应的“我嘉·邻里中心”，实现“我嘉·邻里中心”应建尽建、全面建成、充分覆盖的目标。区级财政将会同地区办，结合嘉定区实际情况，联合制定相关管理办法，明确建设奖补资金的补贴范围和标准，细化项目和资金管理要求，配套监督管理措施，精准推进项目建设。
城市是人口高度密集的社会空间，也是高度复杂的有机系统，具有特殊的管理和运行规律，是人民休戚与共的共同体。人是城市系统中最具活力的关键性要素，在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要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期待，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宣传语，代表了人民对于城市的期许和想象，也应该是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社会主义的城市治理必须落实人民城市的理念，紧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同时也要发挥广大人民的主体性作用，着眼于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化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城市的建设、运行和治理也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强大的经济引擎带动，上海的城市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嘉定、奉贤、金山等城郊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尤为快，也是人口导入比较多的地区，还是城市治理问题比较集中的地区。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各种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交通拥堵、治安混乱、住房紧张、教育资源不足、医疗拥挤、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等问题密集出现，给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嘉定区作为工业企业密集的区域，中小企业密集，外来就业人口多，人口流动相对频繁，外来人口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的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压力，诸如违法搭建、违法居住、违法经营以及群租现象的出现等，还有来沪人员归属感不强、参与意识较低和获得感比较弱等，都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显著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城市化的重要体现，城市要素的集聚，既催生了速度、效率和创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由于资源要素的差异性及其交相互动，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拥堵、摩擦和冲突。其中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权益边界或分割纠纷，比如产权矛盾和劳资纠纷问题等，也包含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摩擦矛盾，比如物业纠纷和邻里矛盾等。其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涉及情理法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给利益相关方都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此外，由于个人的生活偏好和需求不同，个人的理性往往可能带来集体的非理性结果，抑或是相互之间的针锋相对，比如各种违法搭建、破坏住宅的承重结构、居改非等违法违规行为，还有把小区绿地变成私家菜园的，既影响了他人的利益，也损害了整体的利益。
城市是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引领和代表了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面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方面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围绕城市治理进行了系统安排和部署，也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部署了城镇化发展的六大重点任务。2015年，中央专门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分析了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制定了做好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城市治理的明确要求，比如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转型、市域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等。
作为世界性节点城市，上海不断对标国际大都市，在城市治理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人口管理、社会管理、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等方面，都形成大量典型的案例。自从1996年在全国率先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上海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创新就没有停止过。2014年，上海出台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1+6”文件，系统谋划和部署基层治理，推动了城市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向纵深迈进，也为近年来基层管理和服务的完善提供了基本框架。2015年以来，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概念写入中央文件。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各地都加快出台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和行动方案，精细化管理成为城市治理转型的战略抓手。上海在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前后出台了两轮（2018—2020年和2021—2023年）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在体制机制、环境治理和补齐短板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国家和上海大力推动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嘉定区也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提升效能。“十三五”期间，嘉定坚持高起点规划、高品质建设、高内涵发展的框架，不断提升城市功能、整体面貌、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基本实现了“出好形象”的阶段性目标。在面对城市管理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的过程中，城管等相关部门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将“城管社区工作室”和“村居综治联勤工作站”融合起来，推进“定人、定责”的管理，使问题最大限度地在单元网格内解决，实现了响应及时和覆盖全面的精细化治理。根据上海市五大新城建设的战略规划及定位，嘉定出台了嘉定新城“十四五”规划建设行动方案，其中包含了规划建设、数字治理、智慧城市、韧性城市、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丰富的内容，致力于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建成长三角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和上海超大城市副中心。
城市治理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子系统，城市治理的能力和绩效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引领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
。精细化治理是超大规模城市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包含了价值理念和实践操作等方面的重要规范
。现代城市治理尤其需要以人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以精细为准则，以效能为目标。经历20多年的实践探索，嘉定区在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进程中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新性做法，引起了理论研究者的兴趣，也激发了实务工作者的思考。本书基于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可持续性和广泛可复制性等原则，重点选取了嘉定区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镇等在党建引领、新城建设、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乡村振兴以及智慧城市这六个方面的探索实践，以呈现嘉定在城市治理转型升级进程中的特殊轨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党建引领是驱动城市治理改革和创新的发动机，是确保城市治理正确方向的政治保证，还是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的根本途径。这个部分选取了5个案例，分别是：① 区委组织部坚持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的引领力量，着力深化“一体化”机制创新，促进资源、政策和利益共享，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推动区域深层次合作共赢的发展优势；② 区体育局把体育治理深刻嵌入党建引领，增加市民体育健身活动场地、提升基础设施质量、举办多姿多彩的活动满足市民多元化的体育健身需求，并以信息化建设赋能体育治理，打造“党建+体育”的“市民体育生活圈”；③ 安亭镇陆巷社区“蔷薇巷”自治项目，以党建为引领，以蔷薇为媒介，通过社区参与和协商手段，从源头上根治毁绿种菜的社区顽疾，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为宜居家园添了一抹亮色；④ 江桥镇通过区域化党建、发挥社区党员先锋作用、打造党建品牌，创新建立小区综合治理机制，形成管执联动的闭环治理方式，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把好前端管理关口，夯实执法严管基础；⑤ 区委宣传部以“美丽系列”示范点创建为抓手，打造8个美丽示范项目，通过品牌化的创城方式，提高城市的文明指数和美丽指数，打造具有记忆的城市空间。
五大新城建设是上海市“十四五”时期实现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嘉定新城建设是嘉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历史契机。本部分选取了5个案例，分别是：① 新成路街道以创建园林街镇为抓手，坚持不懈优化生态环境和市容市貌，提升辖区绿色生态环境，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人的“美丽新城”；② 新城公司以白银路作为全要素智慧道路的样板，以安全、活力、智慧、人文为建设目标，通过互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的交互，形成智能交通网络，提高交通效率，规避安全风险，实现城市交通的畅通与高效、安全与绿色；③ 马陆镇将共建共治理念与全勤网格化相结合，围绕“绘好一张图、编织一张网、建立一机制、拧成一股劲”的主线，按照“发现上报、网格分理、处置反馈、任务核查、评价归档”五步闭环式工作流程，探索打造符合白银超大社区特点的新模式—“‘银’响力”全网通社区治理3.0版本，不断提高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④ 区规资局在顺应上海对工业遗存更新改造政策的同时，实现自我有机更新，加快大型城市公园建设，提升真新街道“南四块”多重功能，形成富有活力的滨河公共开放空间，助力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⑤ 区建管委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开发建筑工地智慧管理平台，致力于通过高科技、智慧化的手段来有效提高辖区内建筑工地的监管水平。
公共服务是城市治理的手段，也是城市治理的目标，更是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标尺。说到底，治理就是服务，服务也是治理，两者都是城市治理的一体两面。本部分选取了7个案例，分别是：① 区地区办打造全区首家党群服务中心·我嘉邻里中心，构筑了优质便捷的15分钟社区综合服务圈，解决了街镇服务半径过大和村居服务半径过小等问题，成为社区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枢纽和载体，为邻里中心建设树立了新标杆；② 菊园新区管委会通过适老产品分层供给、增加智能化产品品类、优化智慧医保服务，构建面向老年人的全要素链条，并引入智慧化产品及技术作为保障，为老人提供全程化、规范化的健康管理；③ 区房管局统筹协调，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快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推动城市更新的进程，增强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④ 区民政局通过项目化运作，推进“中央厨房+分餐点”模式，因地制宜地建设社区长者食堂，做深做实老年人助餐工作，精准满足老年人的餐饮需要；⑤ 区人才服务中心围绕嘉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着力完善“四位一体”的优秀人才住房政策体系，为人才解决住房上的后顾之忧，打造人才友好型城市；⑥ 区医保局以高龄老人医疗护理计划为起点，推进长护险试点工作，明确长护险的功能定位，完善相关机制，提高服务水平；⑦ 区图书馆通过标准化管理和改造，建立馆际借阅网络，开展特色化的主题文化活动，将“我嘉书房”打造成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城市阅读空间，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
社会治理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情况快速变化，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提出了变革和创新的要求。实际上，这也是城市治理中最活跃的板块。这部分选取了6个案例，分别是：① 区市场监管局将违法违规经营发现机制融入城运全勤网格平台，促进及早发现、及时治理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提高了快速响应的能力；② 区市场监管局严厉整顿存在计量上作弊的经营单位，打造了一批具有示范性、代表性和引领性的诚信计量示范集贸市场，有效提高了嘉定区的诚信计量管理水平；③ 区城管执法局积极调整工作重点，聚焦住宅小区环境治理，探索住宅物业履职评价机制，不断完善物业城管“管执联动”机制，着力打造安全有序、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④ 区生态环境局通过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社会开放等措施，推动全民环境教育，提高全民环境意识，塑造现代环境文明意识；⑤ 真新街道面对“插花地带”的治理难题，横向建立联勤协作机制，变“两难管”为“两联管”，解决堵点和痛点问题，提高了跨区域的执法效率；⑥ 嘉定镇街道在社区治理中首创“发现问题—形成共识—制定标准—推广实施”的标准化治理新模式，借助标准化手段，细化、量化以及固化工作职责、措施流程和工作要求，运用规范化文本载体，为社区治理提供解决问题的标尺。
乡村是嘉定区的特色，也是嘉定区的优势。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走出一条超大规模城郊地区乡村振兴的特色道路，实现乡村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协同高质量发展，对于嘉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本部分选取了5个案例，分别是：① 外冈镇坚持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为导向，以促进粮食生产转型升级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目标，承担了万亩规模数字化无人农场的实践重任，建立了上海首个“数字化无人农场”，引领上海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② 华亭镇盘活农用地、宅基地和建设用地“三块地”，通过政府与市场力量的联合，打造“乡悦华亭”农民集中居住管理模式，实现乡村整体面貌的大变样，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③ 区农业农村委从小处着眼，以“四小微”（微权力、微课堂、微更新、微心愿）为抓手，不断拉长板和补短板，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努力探索一条实用、管用、好用的农村社会治理新路径，推动乡村治理再上新台阶；④ 马陆镇北管村以“四个百管”为抓手，围绕“四个百园”建设目标，通过盘活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激发集体经济活力，将村级资产率先打造成为优质载体，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村级经济能级；⑤ 徐行镇大力推广“客堂汇”治理，发展和激活乡村社会的熟人网络，利用村民日常聚集的客堂间，通过村民茶余饭后的交流对话，积极参与讨论邻里关系、家庭和睦、乡村建设、乡风文明等各类话题，激发了村民参与自治共治的热情。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已经是大势所趋，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嘉定拥有良好的数字化产业基础，在数字化转型上有良好的条件。智慧城市建设也是嘉定新城建设规划中的重要板块，具有基础性、引领性和关键性的含义。本部分选取了4个案例，分别是：① 南翔镇东社区以“我嘉·邻里中心”为载体，打造“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优服”三网融合的社区服务综合体；② 区城运中心运用数字孪生、物联感知、结构化分析等新理念、新技术，解决城乡接合复合型村庄的数字治理难题，积极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治理价值；③ 区交发集团依托智能信息化系统，整合既有的交通数据资源，在着力控本增效的基础上，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拓展公共交通发展新业态，延伸公共交通发展产业链；④ 区融媒体中心开发的“上海嘉定”App，以“新闻+政务+服务”为定位，深度融合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获得更多便利和喜闻乐见的资讯。
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由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城市精细化治理实践既具有普遍性元素，体现了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的基本要求，也具有特殊性的意义，展现出不同的样态。在20多年持续的探索和积累中，嘉定区适应城乡接合的区情现实，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精细化治理样本，其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多个方面。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是做好城市各项工作的政治保障。作为基层党组织推进城市治理的重要形态，党建引领是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政治优势，具有统筹、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功能，在解决城市治理问题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治理效能。嘉定区在城市治理中充分利用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各方资源和力量，运用信息化和智能化等先进技术手段，切实提升城市治理的效率。区级层面坚持组织引领和规划引领，成立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制定《关于加强本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嘉定区城市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为精细化治理指明了方向。街镇层面党建引领的安排和部署更加主动，成效也更加显著，比如菊园新区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主动细化“15分钟党群服务圈”的操作框架，完成4个党群服务中心、37个党群服务站以及“我嘉书房”等服务点建设，为资源下沉、功能拓展和服务拓展打下扎实的基础，在功能、机制和品牌等多个维度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
城市是人的城市，城市进步和发展最终都是为了人，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在过去的城市治理中，管理者往往囿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将管理的便利、效率作为主要价值，而忽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利益和诉求。嘉定区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打破层级和部门之间的壁垒，打破条块之间的隔膜，始终把人放在城市治理的中心地位，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把人民的需求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意愿和需要来设计管理和服务，充分考虑人民的差异化需求，始终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比如在养老服务、加装电梯、人才居住等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上进行的创新，都充分体现了“人民城市”的理念，致力于让人民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坚持人人参与的理念，发挥社区居民的能动性，让居民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主体，比如嘉定区开展的红领巾社区小当“嘉”行动，在引导社区青少年积极投身于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了广大家长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既提升了社区的治理活力，也改善了社区居民的体验感。
精细化治理既是治理结果的最终呈现，也是治理主体不断追求“精”“准”“细”“严”的精益求精的过程
。城市治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精细化治理必须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贯彻和落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坚持品质优先和服务导向，不断解决问题，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持续优化治理效果。从嘉定城市治理的案例来看，首先，嘉定立足于城乡要素共存的现实，着力抓好城市治理和乡村振兴两大板块，积极探索治理创新实践，比如“蔷薇巷”项目就从“种蔷薇”入手，细致入微地解决了毁绿种地的难题。其次，以人民的需求和现实的问题为导向，积极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探索大联勤等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完善技术驱动治理创新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体现和落实精益求精的治理精神。最后，通过对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整体性考虑，不以短期利益换取长期利益，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代价换取短期政绩利益，比如清河路文创中心推出了上海首家开在垃圾场里的环保时尚文创中心—“拾尚创新嘉+”，打造出一个新潮的垃圾中转站Icon，变废为宝，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
分化是专业化的前提，细分是精细化的基础，精细化管理的水平是与专业细分的程度成正比的。城市是生命有机体，是非常复杂且庞大的系统，要使城市系统有序运行，既要把握城市的整体和全局，更要关注城市的局部和细节，切实管理和服务好最小的社会单元。因为系统的问题往往就是从细节开始的，而细节的完善决定了城市治理的水平，所以精细化治理往往就是细分治理项目，形成治理方案，从细节上下功夫，把细节做好，体现出强大而精准的规划设计能力、运筹操作能力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这些细节或者是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做好相关居民的思想工作，充分考虑每一户的利益诉求；或者是对邻里中心的空间进行精心的安排，以给人们提供更好的办事体验；或者是优化和完善智慧治理项目，更为细致地划分治理场景，实现治理事项的全覆盖、无死角和零遗漏。实际上，正是通过细分治理领域及其事项，城市治理可以触及更多具体的事实或情形，从而能够分门别类，进行更富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应对与处置。
治理的过程也是需求和供给相互适配的过程，需要根据治理需求，精准匹配治理资源。面对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社会，精细化治理需要精准识别治理对象的需求，对有限的治理资源进行精准配置，用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需要避免一刀切、平均化和大水漫灌等粗放式做法，防止资源错配、供需失衡。从嘉定城市治理的案例来看，治理的供需匹配显现出精准化的趋势：首先是运用大数据技术以及智能化手段进行识别，精准计算和预测居民的需求，比如嘉定区智慧菜场利用客流量统计仪、溯源电子秤和信息显示设备等电子设备，进行市场数据的采集和公示，做到市场全过程数据化管理，实现菜场产销的精准对接以及农产品的精准溯源。其次是运用民主参与技术，深入实地了解和掌握不同区域及人群的服务需求，准确判断需求内容及其变化趋势，比如菊园新区在民生需求专项调研走访过程中，精准研判出菊园东部建设中居民对于优质学校、公园绿地、社区餐厅以及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最后是科学测算服务半径，合理确定辐射范围，探索优化“我嘉·邻里中心”的布局，真正让邻里中心成为广大居民触手可及的地方，扎实提升基层治理的软实力。
城市治理是操作化的过程，依赖于连贯而稳定的流程。一个个流程联结起来，就构成了治理的全过程。当前城市治理的流程往往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治理环节烦琐，事件处置流程过多，审批作业流程过繁；其次是跨层级、跨部门和跨地域情境下的流程差异、割裂和错位，带来各种各样的推诿扯皮问题；最后是环节和程序缺失，出现治理真空和盲区，以至于无从治理。精细化治理不仅要求进行治理流程的系统性再造，推进城市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也要求提升治理流程的精密化程度，建构更加精细、便捷的流程，其中的核心就是以问题或事项为中心，细致梳理和深入细分治理动作，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流程、运行机制和操作办法，从而提高治理效率。比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承重结构闭环管理机制，把查处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违法行为划分为立案调查、整改修复、结案处置3个阶段，细化为7个环节26个处置步骤，明确案件处置的标准和要求，编制损坏承重结构违法行为的处置流程图，将各阶段的细项和步骤都清晰地标注在图上，极大地提高了治理流程的精密化程度。
标准是简单易行的管理工具，是管理科学化、理性化和专业化的重要体现。精细化治理的发展是与治理标准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建立和应用明确的、清晰的和可测量的标准，城市治理逐渐变得有标准可依，根据标准来操作，“不靠感觉靠‘标准’”
，才能更加精准细致，避免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治理标准的规范化就是坚持规则先行、制度先行，推动治理标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围绕特定的治理场景及事项，建立具体而明确的管理和服务标准，相同的情况给予相同的对待，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置。这既能提高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也能提升治理过程的公平性程度。标准化的治理不仅包括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及形式的标准化，也包括管理和服务环节、流程和方法的标准化。嘉定区自2013年起全面启动城市综合管理标准化建设，该项目成为上海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2015年，嘉定区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城区。近年来，嘉定区高度重视城市治理的标准化建设，不仅在“大联勤”城市综合管理过程中引入标准化管理，建立服务通用基础标准体系、服务保障标注体系、服务提供标准体系等3个子体系28个核心标准，建立了“四个统一”的标准工作体系，引领全区联勤网格化工作
。
信息技术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支撑，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赋能效应，在城市治理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城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积极将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等，应用到城市治理的各环节中去，已经构成推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基本内容，带来了智能化治理的广阔前景。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主要包括智能感知、智能管理和智能服务三个方面
。其中，智能感知就是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实现相关数据采集、整合、开发和利用的智能化，随时随地实时掌握城市运行的状况，快速地感知和识别城市治理中的问题，为城市智能化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智能管理是通过资源开放、协同管理、社会信用体系及城市大数据管理决策体系建设，实现城市治理的合理化、透明化和协同化，形成多元参与和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智能服务通过“互联网+政务”的模式及方法，极大地延展了公共服务的空间和时间，打造了高度智能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便捷和高效的公共服务，提升公共服务的体验感。
城市是个大舞台，包含了多样化的行动者，城市治理离不开各方面的参与，不应该是政府的独角戏。区别于政府单中心的管理过程，精细化治理是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最终形成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只有打通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激发其他社会主体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其他社会主体的优势，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城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细致入微地识别和解决具体的问题。在“蔷薇巷”自治项目中，安亭镇陆巷社区积极运用区级层面带动的“三导四微四学”培训机制，带领广大居民参与社区营造和愿景规划等进阶工作坊，组织开展微沙龙及社区陪伴进阶课程培训，以“百千万”行动训练营形成“核心团队—骨干成员—参与居民—全民参与”的治理梯队，从过去的“骨一代”发展到现在的“骨三代”，包括60多名自治骨干、600多名积极参与者和6 000多人的行动者队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归根结底是参与的问题，这就需要落实“人民城市”理念，真正让多元力量参与进来，发挥作用，形成合力，同时也需要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建构良性互动的关系。
长期以来，各地城市治理始终都面临着职权不清、条块分割以及边界模糊等问题，带来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甚至无人管理等难题。这些问题使得城市治理往往相互割裂、缺乏衔接、错漏百出，降低了城市治理的整体效能。因此，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往往牵涉不同性质的职权，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解决空白地带或混乱区域的问题。其中，不同层级协同治理要求构建上下融通与无缝对接的跨层级管理机制，尤其是注意推动权力的下放与资源的下沉，赋予基层更多灵活处置的权力，让基层自己解决相关的问题；而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精细化治理强调打破政府部门的边界，在不同部门职能进行合理划分的基础上，精细化治理强调多部门协同参与管理，推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管理体制，特别是强调跨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和联合行动等。比如嘉定区在直面城市管理体制面临的难题，在大联勤工作模式中，将公安巡警、城管队员、社区保安队员和城管协管员等多支队伍进行重组混编，重新定位为城市基层联勤队员，形成了集资源共享、目标共促、活动共办、组织共建于一体的跨区域亲密“朋友圈”、共同“服务带”、联合“行动链”。
总之，历经20多年的实践探索，嘉定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样本，也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治理优秀实践案例。精细化治理作为信息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模式，不仅强调细致化、精准化、智慧化、效能化和协同化等，更强调“精益求精”的治理精神和治理追求，努力“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局部和细节，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这些案例包含的价值既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城市治理及其发展趋势，也可以持续推动城市治理细节的改进和完善。
虽然嘉定区城市治理精细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面对高度变化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尤其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不断迭代的背景下，精细化治理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治理的转型和升级，拉高了城市治理各个领域的水平，但仍然还有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协同能力不足的问题，各部门工作职责及其重点不清，各条线各层级之间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解决人民多元化需求方面还有待加强等。这些都需要在精细化治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谋求和落实城市“善治”之道。
当前上海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如火如荼，带来了城市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嘉定区正处于五大新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超大规模城市治理现代化等方面，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因此需要立足于嘉定区全域的特点，进一步提炼先进的城市治理理念，全力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坚持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和协同共治，大力探索新的治理技术和方法，卓有成效地破解城市治理的难题，更好地为超大规模城市的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嘉定案例、嘉定经验和嘉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