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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般若学在中土的兴盛，多少有赖于魏晋人的清谈。然清谈终不足解人生如寄之悲感，故晋宋之后，中土佛学乃转一新方向，由说空谈玄之般若学，一变而为注重解脱之涅槃佛性说。
中土般若学之登峰造极者当推僧肇，而首开涅槃佛性说先河的又得算晋宋之际的竺道生。但是，一种学说的兴衰，与其说体现于某个思想家，毋宁说更体现于该思想家所处的时代。因此，不管是僧肇之性空般若学，抑是竺道生的涅槃佛性说，无非都是晋宋二代玄学、般若学、涅槃佛性说三股思想潮流交融更替过程的一个侧面。如果把僧肇的思想视作中土玄学、中国佛教般若学的顶点，而把竺道生的佛性思想作为中土涅槃学的起点，那么，最能体现这三股思潮之相互交融过程、最富有由玄学而般若而涅槃佛性的过渡性质的思想，当推慧远（334—416）以“法性论”为主的佛性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