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佛教发源于印度，却发展于中国。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自身的特点。研究中国佛教，最重要的是找出并弄清这些特点。

然而，佛教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既长，传播的范围又广，加之典籍浩瀚，宗派林立，名相繁多，文义艰涩，读懂弄通佛典已属不易，欲从中找出中国佛教的特点更非易事。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佛教的特点全然不可捉摸，若仅举其大端，中国佛教的有些特点还是比较明显的。例如，作为整个佛教的中心问题的佛性理论，在中印两国佛教中就有着明显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印两国佛教的各自特点。因此，深入研究中国佛教的佛性理论，将能帮助我们找出并弄清中国佛教的一些基本的特点。

那么，何谓佛性？何谓佛性理论？为什么说研究中国佛性理论将有助于弄清中国佛教的一些基本特点呢？

佛性是梵文buddhatā的汉译，亦作佛界、佛藏、如来界、如来藏等。佛者觉义，性者种子因本义。 ^[1] 所谓佛性，亦即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理解。但是，佛性之“性”在印度佛教中，原为“界”字。《瑜伽师地论》释“界”义曰：“因义……本性义……是界义。” ^[2] 可见“佛性”一词，原有佛之体性的意义。慧远说：“佛性是佛自体性故。” ^[3] 这是符合印度佛教之本意的。另外，《阿毗达磨俱舍论》释“界”义曰：“法种族义，是界义” ^[4] ，“界声表种类义” ^[5] 。这说明佛性与种性说有关，佛这一族类称为“佛性”。后来，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界”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至大乘佛教时期，“界”已含有更深的意义，被作为形而上的真理的别名。这样，佛性又具有本体的意义。

所谓佛性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佛性问题的思想、学说或理论。它主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何谓佛？佛的本性是什么？众生能否成佛？若能成佛，其根据是什么？众生成佛在今生今世，抑在遥远的未来？成佛的方法是直下顿了，抑须历劫修持？众生成佛是全凭自力，抑须仰仗他力？等等。

与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相比，佛性理论作为一种宗教学说，原是更“高高在上”的。但是，正如佛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一样，佛性思想的根源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由于受到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各个国家的佛性思想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例如，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的佛性思想就不尽相同。在印度，五种性说作为瑜伽行派的重要教义之一，在印度佛性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种思想在中土却长期得不到流行，只在唯识宗中作为家传秘法有过短暂的闪光。相反，“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自道生首倡，特别是《北本涅槃经》传来之后，佛学界便靡然从之，从此一直成为中国佛性思想的主流。这说明中印两国的佛性思想是各具特点的。

中印佛性思想的差异固然是两国佛教互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种区别不但不是唯一的，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中国佛教之区别于印度佛教，更重要的还在于佛性思想在两国佛教中地位迥异。

在印度佛教中，佛性思想的范围及地位是很受限制的。在释迦时代，释迦与弟子共住，释迦亦在僧数，佛性问题根本不存在。小乘佛教原则上也是不讲佛性的。即使是初期大乘般若学，其性空思想与“妙有”的佛性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立的。只是般若学的实相说已在逐步孕育着一个具有遍在、常住品格的“佛性我”。直到大乘中期，佛性思想才基本孕育完成。而且即便在大乘中期，佛性思想也只以大乘经为主，印度诸论师（包括中观与瑜伽两家）都不甚重视佛性说，均视佛性说为不了义。这就是佛性思想在小乘盛行、论师称雄的印度佛教中的大体境况。

与此不同，佛性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其一，原则上不讲佛性的小乘佛教在印度佛教中长期拥有强大的势力，但在中土佛教中，小乘的影响则远不及大乘。

其二，印度佛教界在佛性思想产生的同时，曾出现一股大乘非佛说思潮，此股思潮亦波及中国，但在中国，“非毁大乘者才得数人”。此中之因由，与其说此股思潮传至中土已成强弩之末，故势单力穷成不了气候，不如说它不合时宜，故响应者寥若晨星。

其三，分别而论，中国佛教也学派繁多，宗门林立，但舍去基本照搬印度大乘有宗的法相唯识学暂时不论，较富有中国特色的佛学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主性空之般若学，二是主妙有之涅槃佛性说。性空般若学虽在魏晋时期借助于玄风的吹扬及罗什、僧肇等高僧的提倡而盛极一时，但进入晋宋之后，除了有三论宗的短暂中兴外，便日趋衰落。相反，涅槃佛性说自晋宋兴起之后，便迅速入主中国佛学界，使中国佛学进入一个以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为主流的新阶段。

其四，中国佛教界有一个传统说法，人们常把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实际上，如果深入地考察一下禅宗的思想，人们又会发现，禅宗思想几乎整个儿地是佛性思想。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佛性问题在中印两国佛教中的地位与境遇是很不相同的。第二，以佛性问题为中心是晋宋之后中国佛教的一大特点。中国佛教的这一特点要求人们在研究中国佛教时，应该对佛性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以往对于佛性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一环。特别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研究中国佛教中的佛性说，更是当前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佛性论》就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的佛性思想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讨。

佛性问题，本来纯粹是一个宗教问题。但是，与其他宗教完全以信仰为基础不同，佛教的解脱，除信仰外，还可靠智慧来获得。这一特点使得探讨佛性问题不会像研究“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宗教问题那样荒诞、乏味和一无所得；相反，隐藏在佛性问题背后的理论思维是非常丰富与深刻的。有鉴于此，《中国佛性论》在阐述分析中国佛教史上的佛性思想的同时，将尽可能把其中的理论思维发掘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诚非易事，但笔者将把它作为一个原则，努力贯彻到《中国佛性论》中。

研究佛教与研究科学一样，方法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佛性论》在研究方法上将采用以范畴为线索来阐述中国的佛性思想及其历史发展。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笔者试图把佛教史上的佛性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而把中土佛性思想的各种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发展揭示出来，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得把佛性思想的各个侧面搞清楚，这自然要借助于作为反映各个侧面之内在本质的范畴。《中国佛性论》以几对大的范畴和几十对小的范畴来阐述中土佛性思想，在具体论述中又多采用相互比较的方法，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各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发展。当然，这仅是笔者的一个愿望，至于这个愿望在本书中的实现程度如何，只好留给本书自身去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