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81] 这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去谈论某种理论的能否流行及其流行程度。但是，在各个国家中，在各个社会历史时期内，为什么是这种理论占统治地位而不是那种理论占统治地位，其原因绝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多方面的。例如，普列汉诺夫就曾指出：“为着理解每一个特定的批判时代的‘智慧状态’，为着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代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胜利着，那就应该预先了解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应该知道，哪些学说和学派曾在当时统治过。” ^[82] 这是着重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看待某一种学说的胜利。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比较接近后者，属于探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企图通过慧远、梁武帝佛性说乃至六朝佛学思想的特点，进一步去探讨外来宗教与中土传统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

读过《弘明集》《广弘明集》的人，大概都会叹服六朝义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精通乃至运用自如的程度，他们在诗文论著中，运用儒圣轶事、世书典故简直是信手拈来，在对儒家经典乃至老庄思想的理解方面，佛教徒们与道士及士大夫相比，也毫不逊色。史称支道林注《庄子·逍遥篇》，时贤旧学莫不叹服，说明支注深得庄义；王濛语道林“造微之功，不减辅嗣”，隐士刘逸民叹僧肇“不意方袍，复有平叔”，说明义僧精于玄理。

当然，单纯用义僧精于玄理去说明般若学成为玄学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是本末倒置。般若学所以能取玄学而代之，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般若学比玄学更“玄”，其思辨程度比玄学更高。如果说何王的本无论，还承认一个“无”的本体，那么，僧肇的不真空说把本体也给否定了。而向郭之独化说无论如何还承认现象世界的存在，而般若学的中道观则在有无之上更说不落有无了。这里不想对玄学与般若学作全面的比较评判，但就说空谈无这一点上说，般若学的思辨程度无疑比玄学更进一步。这也许是般若学成为玄学出路的关键所在。般若学取代玄学的辩证发展过程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一种外来文化，如果其思辨水平高出于传统思想，遵照人类思维的辩证进程，最终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取传统思想而代之。

但是，在慧远、萧衍的佛性学说中，人们又看到一种与此正好相反的现象，印度的涅槃佛性学就其思辨程度说，无疑远远高出于中土自古以来的一些传统迷信观念，但是，在慧远与萧衍这两位佛教信徒身上，佛性学说却更富有中土的传统思想的特点。慧远也是一位“外善群书”，“尤善老庄”的义僧，而萧衍更是“少时学周孔”，“中复归道书”，“晚年开释卷” ^[83] 的三教兼通的人物，为什么他俩的佛性学说却更带传统色彩，而与玄学—般若学所走的道路大相径庭呢？能不能说这与他俩的佛性学说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大凡一种外来文化要在异国他乡扎根生长，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而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又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从而使异国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这也许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它不会轻易俯就于一种外来文化，相反，外来文化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然后才能站住脚并进一步谋求自身发展。

但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有一句话也颇发人深思：“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有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渡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84] 这是黑格尔贯彻于整部《哲学史讲演录》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亦即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是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从而主张对于哲学史的研究亦应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采取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思想表现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上，就是两种文化不但有相互排斥、相互抗拒的一面，而且往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黑格尔的这种思想究竟有多大的真理性，这里不想作全面的评价，但是从慧远与萧衍的佛性学说看，二者倒是都具有这一特点。例如，慧远的“法性论”从“不变之性”向“无性之性”的转变就明显地带有把中土传统思想与印度性空般若学糅合起来，并有逐渐向思辨程度更高的性空妙有思想过渡的性质；又如萧衍的“真神论”以精神不灭说人人有佛性，这明显地是把两种文化糅在一起。另外，萧衍在论证神不灭的过程中，还常常外书世典并用，儒学道家兼取，从而使萧衍的“真神论”成为一种多种思想的混合物。按照思维发展的一般逻辑进程，越是兼容了多种文化的思想，越是后来出现的思想，本应是越丰富、越深刻，从而是越具体的思想。但是，这仅从思维的一般逻辑进程说是这样。在思想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思想暂时回流与偶然倒退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萧衍在竺道生之后，但是萧衍的佛性思想就其理论思辨水平说，显然又在竺道生之下。本来，思想发展的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这种一致并不是每个细节、每个具体形式都无一例外地重合，而仅仅是一种在普遍性、必然性上的统一。因此，排除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些偶然性东西的逻辑进程，实际上“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85] 。虽然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发展规律去修正的。因此，按照思想内容及中土佛性思想的逻辑进程把梁武帝的“真神论”放到竺道生佛性思想之前来考察，不但不会违背历史进程，而且正好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并且更有利于揭示和把握各家佛性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VCZlLpCmZEtxPcz48bjRgtHpPszgkEMm0+B9aeKrLmiD1KFrRJxxVojTwYOqN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