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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刊物是《世界知识》杂志。《世界知识》是与生活书店密不可分的。1932年7月，邹韬奋依托由他本人主持的《生活》周刊创办了生活书店。生活书店成立时的章程及第二年的合作社章程，都是胡愈之起草的。胡愈之原来在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主编，学识渊博，思想进步，担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主席。生活书店诞生后，除了继续出版《生活》周刊外，还开始较大规模地出版书籍和其他杂志，其中就包括《世界知识》杂志。
《世界知识》是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时刻，为了救亡图存，教育唤醒民众，由胡愈之等在上海创办的，创刊号上标明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半月刊。据夏衍忆述，胡愈之创办《世界知识》的背景和初衷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因而急需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
1934年9月16日，《世界知识》创刊于上海福州路复兴里，由生活书店出版，其创始人包括胡愈之、毕云程、金仲华、刘思慕等。《世界知识》最初实际上由胡愈之主编，但他不愿出面，而让毕云程出面担任主编和发行人。1936年起，则由金仲华担任主编。《世界知识》的诞生，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世界知识》的使命是写天下大事，为苦闷、彷徨的中国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写世界、论世界，必要了解世界、研究世界。因此正是《世界知识》创刊，引领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专门研究。金仲华、冯宾符等人很快就在“了解、研究、写、论”的过程中成为中国一代优秀的国际问题专家。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不久，《世界知识》被迫撤离上海，随着战局的变化，先后迁移到武汉、广州、香港出版。从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乔冠华在香港为《世界知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讨论的主题是第二次欧洲战争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世界知识》是双周刊，不需要每周都写，因此乔冠华可以广泛地收集资料，专门研究当时已经爆发了的欧洲战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收集左、中、右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有关资料，得以在此后的文章中，相当多地引用各种来源的材料。多年后，这些文章于20世纪80年代初结集为《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关于第二次欧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一书
。而由后人编成的刘思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与现实》文集
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刘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分析和研究。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继之沦陷。于是，《世界知识》的停刊，也就不难想见。由于香港被日军占领，《世界知识》所有的资料，包括全部图版，损失殆尽。在这一情况下，很难再在重庆（或别的地方）出版。
战争期间，《世界知识》被迫中断出版达四年之久。
1945年抗战胜利，金仲华从重庆返回上海，当然希望已停刊数年的《世界知识》能在上海复刊。时金仲华为新闻界、文化界的重要人士，是宋庆龄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周恩来称他是（我党）最可靠的朋友。陈毅则尊他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和冯宾符既是商务印书馆原东方杂志社的老朋友，冯又把王德鹏介绍给金仲华。从此，金、冯、王三人就成为世界知识社的核心。
这也就是说，抗战前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知识》，现在要复刊，并成立新的世界知识社。1945年10月，经过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的精心筹划和鼎力合作，世界知识社终于成立。《世界知识》复刊后的第一期（第12卷第11期）于1945年12月1日与读者见面，深受大众欢迎，社会影响不小。世界知识社不仅出版杂志，还翻译出版了许多国际问题研究书籍。如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战后苏联印象记》、美国杰姆斯·艾伦的《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和《论马歇尔计划》、陈翰伯翻译的《麦帅陛下》、茅盾翻译的《俄罗斯问题》、郑森禹等撰写的《日本问题读本》、冯宾符翻译的《德国问题内幕》和撰写的《世界新形势》（1947年）、冯宾符和陈原撰写的《国际现势读本》（1947年）、陈原撰写的《苏联看世界》、周建人翻译的《新哲学手册》、金仲华编（朱育莲绘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形势地图》等，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影响，深受读者欢迎。
就其中的翻译作品言，可举《豪门美国》一例，该书系由美国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所著，由杜若等三人合译，1948年作为“世界知识丛书之六”，由世界知识社刊行，该书标明的该社社址是上海河南中路82号。
金仲华历来重视掌握世界地理知识，热衷于研究和编制地图，他认为，研究国际问题离不开世界地理知识，某些问题如缺少地理背景，就不易讲清楚。抗战前，他编绘过一本《世界政治参考地图》和一张《世界政治经济地图》（挂图），都由生活书店出版，很受读者欢迎，因为这些地图对学习国际时事的读者大有帮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金仲华从香港到桂林工作期间，设计了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参考地图》，由于战时桂林制图条件困难，乃用木刻代图版，没有铜版纸，便代以桂林土纸。这本地图不到一年就出了两版，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1946年，金仲华一面工作，一面又构思绘制国际政治地图。翌年，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参考地图》出版。这本地图，内容相当详尽，材料亦颇为充实，结构完整而有系统。1948年，金仲华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再又绘制了《世界现势图解》出版，既有图，又有说明，还有图标，三者搭配，有助于读者对问题的思索琢磨。
除此之外，由后人编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金仲华国际问题文选》一书，则汇集了金仲华自1934—1949年间在《世界知识》上所发表的一部分国际问题分析文章。
这些文章，反映了金仲华分析国际关系的闪光智慧和时人的国际问题研究曾经达到的水平。
譬如，在写于1934年9月16日的《远东风云中的北太平洋》一文中，金仲华写道：“在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我国东北投掷一个武装侵略的炸弹，受到这个炸弹的直接打击的，自然是我国；但这个炸弹的强烈的爆裂性，也间接地威胁到太平洋东岸的美帝国主义和太平洋西北岸的苏联远东。”他进而指出了亚太地区日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关系状态，即：日美因为海军比率的问题，渐渐形成了具体的对立；日苏在中东路买卖问题的争持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同时美苏关系则保持着成立邦交以来的常态，而前面的两种关系如果更趋于恶化，则这常态的关系或许可以发展得更为密切。
金仲华能够敏锐地捕捉表象后面的内层实质。写于1934年10月1日的《南太平洋的形势和国际关系》一文指出了日本抢夺资源的动机：“1931年日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东北，是它的东进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这没有减少它的南下的野心。战争侵略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料来支持，这样便增加了市场争夺的需要。这几年来，一方面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向东亚大陆挺进，一方面它的经济势力向西南太平洋的各殖民地市场伸展。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泰国、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以致更西面的印度都发见了日本货的涌入。”
而关于欧洲，他看到“欧洲第二次大战的爆发，当在法国集团和德国集团无法维持均势的时候；这是从纵的形势的观察所达到的结论。至于战争爆发的地点，则现在欧洲遍地都是政治的火山口，而且火山的脉脉相通，到了战机成熟时，它们的爆发将是同时的或者连珠式的”
。请注意，这些堪称精辟的见解都发表于尚早些时候的1934年，而在后来一步步为历史所证明。
金仲华还目光如炬地指出，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举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各国海军暂时停止竞争的一个表示；1935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则举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军备竞争，准备厮杀的一个信号。这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最后的一次“和平”集会了（见1935年12月16日发表的《海军会议与世界现势》）。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从1939年9月1日才开始的。远溯到这战争的萌芽，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东北的时候；在欧洲造成这战争的第一个条件的，是1933年初希特勒的登台；而真正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出现的，是1935年的意阿战争（见1940年1月1日发表的《从1939到1940》）。金仲华的这一见解，可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年开始”说的先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金仲华又接连撰写了《战后国际问题研究大纲》之一至五，分别是《战后国际问题概论》《战后新欧洲研究》《战后中东新问题》《战后的远东与太平洋》以及《战后美国动向研究》，对战后的整个世界都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把握，反映了一位中国国际问题分析家的胆识和水平，可以说不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任何研究者。
世界知识社除出版《世界知识》杂志外，还出版其他各种书刊和年鉴、辞典等工具书。当时世界知识社出版的期刊，论述日本情况和中日关系的图书，以及邹韬奋的《萍踪忆语》、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有《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是上海地下党首选的推荐书刊。
当时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人有沙文汉、艾寒松、姚溱等，在他们领导下，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毛志芬以及一时来世界知识社隐蔽的乔石等人，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约稿、编稿、校对、发行以及书籍编辑出版等全套工作。由于有陈翰伯、马叙伦、廖胡今、姜椿芳、宦乡、刘思慕、张香山、艾寒松、刘尊棋、郑森禹、陈原、李纯青、陈虞孙、吴景崧、胡绳、戈宝权、董秋斯、柳无垢、陶大镛、梁纯夫等一批知晓世界事务的专家为世界知识社提供文稿、书稿和译稿，使世界知识社的杂志和图书出版得有声有色，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
在解放战争中，1949年3月22日，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对《世界知识》下了停刊令，称：“查该刊第19卷第8期所刊载之《山雨欲来》、《对台戏》、《颜邵来自石家庄》、《李代总统的课题》等文鼓吹局部和平，违反国策，值兹戒严期间，奉令应予以停刊处分。”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上海就解放了。不久的6月17日，《世界知识》又再度复刊。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世界知识》还有姊妹刊，其中之一是《时代》杂志及其出版者时代出版社。这是上海地下党利用苏联的关系，以塔斯社名义创办的出版社，先后出版过《时代》杂志、《时代日报》和大量的苏联图书。《时代》杂志曾被迫停刊。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不久，《时代》杂志和《世界知识》杂志相继复刊。由于这两个刊物都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领导（具体领导人是梅益、姚溱、冯宾符和姜椿芳等），它们又都是以探讨国际问题为主，很多作者是共同的，如陈翰伯、刘尊棋、戴文葆、陈虞孙、戈宝权、石啸冲、杨重光、满涛等，因此《时代》杂志和《世界知识》杂志的关系相当密切。
另一个相关的杂志是《风下》。二战结束后，冷战很快开启。胡愈之等由苏门答腊回到新加坡后，深切感到需要尽快开辟新的舆论阵地，拥有一个呐喊的窗口。1945年12月3日，以沙平（胡愈之）为主编的《风下》周刊诞生了。印度尼西亚素有“千岛之国”的美名，以印尼为主体的南洋群岛则泛称为“风下之国”，刊物取名于此，意即办刊宗旨，是立足东南亚，面向祖国。《风下》得到了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许广平、楼适夷、何其芳、马凡陀等名家的支持。由于《世界知识》和《风下》两份杂志都是胡愈之一手创办的，都带有胡愈之的性格和特质，所设栏目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也有人把《风下》称为《世界知识》的海外版。
1948年，由于殖民当局的“紧急法令”，《风下》周刊被迫停刊。从1945年12月到1948年夏，《风下》共出版发行了130多期。
1949年，解放战争已见分晓，历史发生重大转折。这一年也是《世界知识》创刊15周年，周恩来总理亲笔为之题词。次年，《世界知识》根据指示迁京出版。自1950年5月起，《世界知识》就“定居”在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