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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学术组织方面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国际性的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或IPR）的诞生，它对中国在内外事务及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产生了颇为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美国各大学建立亚洲研究的机构之前，太平洋关系学会是美国组织开展对亚洲问题研究最主要的学术组织。其存在时间是从1925—1961年。IPR多年的资助者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曾经称其为“对于太平洋地区和远东的独立研究最重要的唯一的来源”。
在若干年间，IPR的工作成果极为丰硕。从1926—1952年，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了249本专题著作，696页会议文件或资料，60篇专题文章，136本小册子，46个项目的有关教育的材料。这些出版物加起来约为114466页，光是图书这一项就有72411页，平均每本书291页。长期的研究规划广泛包括了各方面的问题，如人口问题，土地占有，农业技术，远东各国的工业化、家庭、殖民机构、民族运动、劳工组织、国际政治、商业和投资等。
中国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最早的六个分会国家之一。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工作促进了中国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研究的开展和成果发表。
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中国分支（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中华青年基督教会全国协会发起，并于1925年6月30日至7月14日召开了第一届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时名为“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会址设在上海。范源濂、梁启超、蔡元培、伍朝枢、宋庆龄、朱其慧等被聘为董事，余日章任会长，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陈立廷为主任干事，执掌日常事务。作为一个“少数志同道合者的结合”，会员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包括曾经在民国时期学界、外交界和实业界、政界知名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陈翰笙、费孝通、钱端升、颜惠庆、张伯苓、林语堂、陈衡哲（莎菲）、冀朝鼎、徐永煐、潘光旦、徐新六、丁文江、刘大钧、何廉、马寅初、陶孟和、周寄梅、陈立廷、刘驭万、陈光甫、阎宝航、夏晋麟、陈达、张嘉璈、吴鼎昌等。
自1931年起，该会定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民外交”观念在中国流行一时，在其鼓吹者看来，中国是弱国，无法以武力作为外交后盾。因此，为维护国权，必须依靠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参与外交活动，监督政府的外交政策，充当政府外交之后盾；同时，也应积极参与民间国际交往，对外宣传中国民意，寻求民族间之谅解。中国分会之酝酿及成立，正值国民革命、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又为其国民外交理念增添了动力。中国分会起初定名“中国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以国民外交为旗帜，反映了这些民间人士参与外交、维护国权的意愿。而从其国民外交实践来看，他们所致力的国民外交，侧重于对外的一面，即对外宣传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传达中国民意、充当政府外交的后援。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太平洋国际学会所举办的历届会议会场上，中国会员的国民外交实践以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为主要目标。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日矛盾日渐激化，其重心转向揭露和批评日本的侵略。但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关中日关系，尤其是东北问题的讨论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失望与批评。1931年，中国分会为避免非议，进行了调整，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以突出其学术组织的特征，并有意将“国民外交”的一面淡化。然而，其对外交往活动，仍体现着国民外交的理念。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民交往实践有其自身特点：首先，由于它所参与的是一个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因此它注重将对具体问题的主张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均以事实作为根据。其二，与其他以国民外交为旗帜的社会组织或报刊相比，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国民外交实践有天然的优势与便利。它本身是一个活跃的国际组织的分支，可以在国际会场内外，与其他国家的会员进行交往；而上述国际会议，为各相关国家的新闻界所广泛报道，影响较大。
当然，参与国民外交和出席定期举行的国际会议，远不能涵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全部工作内容。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在1928—1949年间，它所组织的一批有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国际关系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成果，是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太平洋关系学会开始与各会员国的学者及研究机构合作，组织和赞助有关太平洋问题的研究。中国被该会视作研究的重点之一，学会与一批中国学者建立了合作。中国分会协助学会主持进行一系列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其中，抗战前进行的几项调查研究因规模较大、历史较长、成果较多而最为引人注目。这些研究项目，在选题、研究资金、人员、技术、资料等方面展现出深度的国际学术合作。从研究题目来看，既包括东北问题、关税问题等国际关系突出问题，又涉及工业化、土地利用、农村、外国投资、人口及移民等社会、经济领域的问题。对于与太平洋关系学会合作的研究者及研究机构而言，该会所提供的资助，有力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研究机构的发展，也由此受益。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英文形式出版，也有助于向国外学界推介其工作。
以下列举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的部分出版物，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概念。
徐淑希：《满洲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鲍明钤：《在华外侨之地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鲍明钤：《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陶孟和：《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夏晋麟编著：《上海租界问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刘大钧：《外人在华投资统计》，“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谢家荣、朱敏章：《外人在华矿业之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金冶井谷：《日本对华投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W. F. Spaloling：《银价问题与远东》，“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夏皮罗（H. L. Shapiro）：《夏威夷之华侨》，“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译，上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
以上只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物中的一小部分，此外还有为数相当可观、由中国学者撰述的英文著述
，以及由中国人士在包括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主要学刊《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
）在内的国内外刊物上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章。总的来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及有关学者的工作和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可圈可点。
这里不能不提到的一个学术人物是陈翰笙（1897—2004）。在多年间，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陈翰笙都十分积极活跃，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3年8月，中国学者陈翰笙向IPR第五届大会提交了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英文论文。
[2]
该文从两个方面陈述了中国土地问题的真实情况：第一，贫农耕地不足，土地分配不均，耕地分散；第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农业生产力低下。太平洋关系学会认为，这篇论著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
1936年，欧文·拉铁摩尔接受并获任为IPR主要学术刊物《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
）季刊的总编辑，但条件是允许他在担任这一工作期间仍在中国做研究，这样一来，必须有得力的人员在IPR纽约总部协助工作。学会总干事爱德华·卡特（Edward Carter）希望作为会员国的苏联推荐人员，但苏联分会找不出合适人选，最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推荐了时在苏联的陈翰笙。当拉铁摩尔得知陈曾在美国留学
，也很满意。于是，陈翰笙于1936年赴纽约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央秘书处，担任《太平洋事务》的编辑，至1939年结束。作为中国学者而出任立基于美国的该刊编辑，这应该是唯一的一例。
若干年间，一些中国学者和活动家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这一主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太平洋事务》亦对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予以评论、介绍。这些都增进了中西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对中国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用意在于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陈翰笙决定研究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中国烟草生产地区烟农的生活。于是，陈带领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烟草区展开调查，后续工作则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在1934年和1935年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到1939年，陈翰笙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加上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用英文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副题为“中国烟农生活研究”。它通过烟草这个最典型的商品作物，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到地方政权，从军阀官僚到土豪劣绅，直至买办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画面，很具有说服力。
陈翰笙还发挥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作用。1938年初，太平洋关系学会加拿大分会邀请陈翰笙访加，向加拿大人民讲述西安事变真相、中国全面抗战等情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陈翰笙从东到西，走遍了加拿大十几个较大的城市，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决心和理论，赢得了加拿大各界人士的一致赞扬。
在日本法西斯强敌入侵、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忧心如焚，殚精竭虑，努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国际关系的分析家，同样如此。陈翰笙也是其中之一。1938年1月，他用英文在《美亚》（ Amerasia ）杂志发表《中日战争的经济背景》一文，批判日本侵略的辩护士所谓日本对华不是侵略战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不是为了任何物质利益，而是“一场心理战争”的谰言，指出这完全是日本法西斯外交官所放的烟幕。文章从经济（根源）上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性，这就是：日本由于其岛国本身工业化不充分，缺乏适当的国内市场，急需解决国际资本主义的尖锐竞争所引起的各种问题，而暴露出自身的矛盾及弱点；这个矛盾就在于：日本资本家要前进，但没有内部发展所需的资本，更缺乏可供输出的大量剩余资本。日本缺乏财政资源用以开发新领土进行殖民及生产新财富，它只想抢夺并由此垄断原料、榨取千百万更多的小生产者；日本法西斯不能开发日本，便抢夺满洲；不能开发满洲，便又要抢夺蒙古及华北。“日本制度的掠夺性是军事冒险或战争的同义语。”
文章又指出，由于侵占东三省及由此加重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本资产阶级已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是新集团，由军火资本家、与之有联系的银行家、少数与军火工业有利害关系的大地主，以及为军火工业引进原料的大多数进口商组成，可简称为重工业集团。另一个为老集团，由轻工业资本家主要是从事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主要与这些资本家有联系的银行家、大多数地主，以及多数出口商组成，可简称为轻工业集团。这两者都想征服中国，前者主要关心的是立即获得原料，后者主要关心的是马上扩大市场；前者主张急切地以军事手段征服大陆，后者主张以缓进的外交及政治方式征服中国。1932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军火工业家及其金融资本家结合到一起成为法西斯集团，在政府中的力量越来越大；日本重工业集团与军国主义者的共同政策就是这场日本侵华战争直接的最主要的原因。文章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近来又有新发展（表现于“内阁参议”的设置等），“这无疑将使日本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不共戴天的死敌”，中日间的问题已成为全世界的问题。 [3]
同年10月，中国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最紧张的时刻，陈翰笙又在《美亚》（ Amerasia ）杂志发表《中国持久抗战的前景》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中国抗战问题已成为“当前世界政治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需要考察中日战争的基本性质。文章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上的两个派别，即激进派与温和派，指出：前者在政治中一直占据优势，直到日军在台儿庄遭到重大失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武力征服大陆远比原来预期的困难得多，于是来谋求与温和派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就是6月间近卫内阁的改组，温和派的宇垣一成与激进派的板垣征四郎一起入阁，这实际上等于是一个新内阁，它体现出了日本自1931年以来最强大最统一的政治力量。两派都想以攻占汉口早日实现胜利。
文章说，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现在正提出中国能否继续抗战的问题，一则日本启事，从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弱点举出四条理由说明中国已不能继续抗战。文章逐条批驳了这些理由，指出远东的真正问题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在中国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主包括所有政治力量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全民族正在进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从政治、军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来看，中国继续生存下去的前景都非常好。甚至像板垣征四郎这样的激进派都没有低估当前的形势，认为“战争将长期继续下去”，“日本必须准备至少打十年”。文章说：“战争是否将持续十年，无法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国领土上还有日本军队，中国人就只有继续抵抗下去，别无选择。今天中国人正决心为民族主义和民主而战，他们必定会胜利，因为历史上进步力量总是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了陈翰笙的洞见。
作为一位国际知名学者，陈翰笙多年活跃于国际知识界。光是在《太平洋事务》一家刊物上，陈翰笙就至少发表有：
《山西阎锡山“土地村公有”真相》（英文）：《太平洋事务》季刊1936年9月。
《论南京政府的内蒙政策》（英文），《太平洋事务》季刊1936年12月。
《论日本侵略战争的内在原因》（英文），《太平洋事务》季刊1936年6月。
《评（苏）卡扎明：〈中国经济地理概要〉》（英文），《太平洋事务》季刊1937年6月。
《评甘尼斯：〈当中国团结一致的时候：中国革命史说明〉》，《太平洋事务》季刊1937年12月。
还在战争期间的1944年，活跃于大后方桂林的陈翰笙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缉捕，在英国朋友帮助下，从桂林经昆明流亡印度。在德里大学做评卷员兼英国远东情报局译员期间，他冒着四十几度的热带酷暑，埋头于英军低矮的军用棚营房内查阅并摘记了英国皇家学会考察印度全境的14卷档案，又利用印度史学会的条件，对喜马拉雅以南和印度东、南、西部沿海的全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第三次逗留美国期间（1946—1950年），陈翰笙在美写成了英文专著《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他创造性地按地形、水利、农作物、耕作制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五项标准，划分南亚次大陆为21个经济区域。他指出科学的方法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区域来从事南亚次大陆的经济治理。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书的汉译本。20世纪80年代德里大学再次出版了附有巨幅地图的该书英文本，国际学术界至今仍认为这部书富有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