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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论域中。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1925年张奚若发表《主权论》（商务印书馆）
，述及主权的起源、演变及发展趋向。张明养著《国际政治讲话》（开明书社1935年版），对作为一门新学问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了若干学科性的探讨。在他看来，20世纪开始后，尤其是在欧洲大战后，一种新兴的学问在科学的领域中渐渐滋长成立了。这种新兴的科学，现在还无一个适当的名称，不妨暂称之为国际学（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张明养认为，在中国第一次用“国际学”这个名词的，是南开大学教授徐敦璋先生，他曾在二十二年（即1933年）出版的《外交月报》上连续发表《国际学的研究》一文。国际学这一名词虽为人们所不习常听见，但与此同样性质的名词，却是在报章书籍中所时常看到的。这些名词之最习见者有下列数种：（1）国际政治；（2）世界政治；（3）国际关系；（4）国际研究；（5）国际问题；（6）国际事情；（7）国际政治经济；（8）国际法研究；（9）国际组织或世界政府。
国际学因为是一种新兴的科学，所以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不过笼统地说，国际学是研究各种国际生活的科学，换句话说，国际学是研究两国以上或全世界各国间所发生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法律之关系的科学。这里所说的国际生活，范围是极广大的，不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由发生的背景，和这些生活所造成的结果，都包括在内。有些人说国际政治是以两国以上的政府或国际集团为背景所行的政治现象，但国际学的范围较国际政治为广，其所研究者并非仅限于政府所行之政治现象，有些为人民所行的现象，亦在研究之列。
周鲠生则强调了这门学问的必要性，指出，一般人以为国际关系，远不如国内事情之直接于本身有切肤之痛。于是对于本国以外的事情，对于国际生活状态，视为无关紧要，不肯加意去考究。这样的疏忽态度，在闭关时代犹可说无害；到了现代，人类交际频繁，国际生活复杂，社会连带关系，由国内社会，推及于国际社会，那样的态度就不妥当了。平时不研究国际事情昧于世界大势，一遇国际关系上有事变发生，莫能穷其原因之所在，总不免把近因看作远因，误认事变的导火线为事变的真因。
因而，我们需要研究国际政治。我们属于人类一分子，为人类全体谋平和福利，求世界新组织，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一个目的。为养成国民的外交常识，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二个目的。推广科学研究的范围，增加人类知识，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个要素。以科学的精神，观察国际关系事实，推究其因果关系，其所得的结果不无资于人类知识之增加。社会科学向来偏重在国内社会生活现象之研究，今当实行扩张其研究范围于国际社会关系。然则扩张社会科学自身之领域，便是我们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三个目的。
胡愈之则撰写了“为什么研究国际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大炮和火轮船，从百年前起，已冲破了几千年来紧闭着的大门。不必说，各大都市，已变成‘十里洋场’，就是内地偏僻的乡村，美孚公司的煤油，蓝开厦的棉布，德国的肥田粉，都已变成了农民的必需品。此外中国的农业生产，茶、丝、桐油、大豆、草帽辫、烟草等，一大部分也是专为了运输出口而生产的。世界小麦市场的不景气，立即影响到中国的小农，中国农民购买力的低落，也影响到世界贸易。因此，老旧的，孤立的，闭关主义的中国，在近百年中间，便脱胎换骨，变成了‘世界的中国’。”资本帝国主义把全世界造成整个的经济机构，而殖民地的中国只是这机构的一部分。经济上中国和世界已经是密切不可分离了，那么在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自然也脱不了世界的干系。许多国际事变，都和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有一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懂得国际关系，就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国，也不能懂得国际关系，因此不但为了中国的前途，我们应该明白世界潮流和国际关系的趋向。就是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际问题也成为人人不可或缺的常识，没有了解着国际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只是暗中摸索，准会到处碰壁，或者是开倒车的。
中国在民国时期，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之远东局势日益恶劣、中国军阀割据冲突不断，因此战争与和平问题很自然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冀求世界人类之如何和平相处，遂为政治学人专心致意以研索之问题矣”
。学人们积极关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分析欧洲的集体安全制度，希望扼住军火交易和军备竞赛的步伐，呼吁各国裁减军备，实现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建立。同时，对于造成世界不安定的因素，民国学人也将视角转移到民族仇恨、经济竞争和领土纠纷方面。
战争与和平问题，一向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性问题，民国时期学人对此加以论列，实属自然。雷海宗认为，“和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相对的观念。和平有两个假定：假定有列国，假定有战争，和平只是列国两次战争间的中间时期。既有列国，必有国际政治、国交与外交。有国际政治，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迟早必要引起战争。战争是列国世界不可避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现象。
这样的“命中注定”说并非无道理，也是时代留下的印记。
在胡愈之看来，“十九世纪以来，每次经济恐慌的结果都引起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在国内遇到了经济恐慌的时候，不得不向外发展，夺取殖民地市场。而这殖民地争取的结果，必然地引起帝国主义的战争”
。只有在帝国主义内部发生革命或者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时候，才能使这摆动停止。世界政治走入一个新的动向。
胡愈之认为，“和平”“安全”“不侵略”这三个名词是不能分开的。和平并不就是消极的反战争。什么样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和平呢？是在消极方面，没有侵略的事实的存在，在积极方面，有相互安全的感觉，这样才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但要达到安全和不侵略的目的，却不能不有反侵略的战争，或者反侵略的战争的预约。
不光是胡愈之，其他不少学人也持这一观点。张友渔认为，和平拥护者，必须着重集体安全，实行互相援助。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只要他是希望和平、拥护和平、保障和平，便不能不和别的国家相联络、相团结而树立所谓和平阵线；同时，侵略的国家，为了加强它的力量，打破和平阵线的抵抗力，便也不能不联合别的侵略的国家而结成所谓侵略战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及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间的矛盾，便转化为形式上单纯、内容上复杂的一个新的矛盾，即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的矛盾。
张友渔写这段文字时在1936年末，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他的分析和洞见。
周鲠生在探讨国际战争的原因时指出，近世民族主义自有他的合理的基础不可否认。然而民族主义恶化的结果，成了一种狭隘的国民的迷信，我们把他叫作“盲目的民族主义”。这个盲目的民族主义，实在充分发挥原始的幼稚的“群感”，而可说是在一般战争的原因中构成一个要素。
一切政治主张都有他们的自然的弱点；行到极端的时候，都有流弊。民族主义流于狭隘的地域观念，就不期而成了一种民族自利主义或盲目的民族主义，对外则演成帝国主义。有些民族只知为自己民族着想而不想到世界上尚有其他民族的利益。
如何化解？周鲠生认为，具有抵制民族主义潮流的趋势，有两种主义，一是共产主义，二是国际主义。国际主义发达于19世纪后半期，它可以使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可以补救民族主义的不及，可以发达民族间的平和倾向。
王亚南在研究中则发现，随着历史的演进，战争有减少的趋势。据历史家统计，现代最先进的英国，它在过去800年中，就打了419年的仗。而在欧洲大陆，处在战争旋涡中的法德诸国，当然在同一时期，有超过英国以上的战争频繁的记录。可是，我们如把统计的时期，缩短到现代的这100年，情形就很不相同了。英国由19世纪中叶到现在，只从事过屈指可数的十数次战争；法德亦大略相同。……就世界全般讲，愈到现代，战争的次数是愈少了；就各别国家讲，一个国家愈采取较合理的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战争也愈要减少的。一国可能由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采取，化除内部各种族间各政治地区间的战争，则全世界愈可能由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采取，化除各民族间各国家间的战争。因此，有理由断定：社会愈进步，战争愈会减少。在最进步的大同社会里面，战争是可能消灭的。
王亚南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战争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社会矛盾的暴露。第二，被理解为社会矛盾暴露的战争，既可作为解决那种社会矛盾的手段，又可作为一种新社会诞生的催生手段。第三，战争对于一个社会，是演着促成进步的作用，抑是演着阻碍进步的作用，不是由战争的胜负决定，甚至也不是由它对外是侵略性质抑是求解放性质决定，而最基本的是由它究竟是导出了解放社会生产力的结果，抑是导出了束缚社会生产力的结果来决定。
李平心对“国际政治”做了一个界说，认为“国际政治是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在国际间所发生的利害矛盾和利害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和协调底诸过程之总和”
。他也对周鲠生《国际政治概论》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周鲠生看来，国际政治可以分成三部分做个别的研究，即“第一从历史上研究最近国际关系底变迁；第二就制度上说明国际政治底组织；第三是从思想上讨论国际关系之原则。第一部是历史的研究，研究‘已然’的；第二部是制度上的研究，研究‘现然’的；第三部是思想上的研究，研究‘应然’的”。李平心引用周鲠生的话之后指出，这种划分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在理论上而言，实际却包含了很大的缺点和错误。因为第一，它把历史、制度和思想三者看作截然划开的要素，而忽略了它们相互间的关联性和统一性，其实在国际政治关系底发展过程中，这三者常是融合为一、互相包摄的。例如要研究近代的国际政治变迁史，我们就无法割离历史和思想的考察；要研究国际政治思想，更不能离开历史过程和国际政治组织的关联做孤立的考察。第二，它把历史、制度和思想三者看作互相平行的要素，不能从本质上去观察这些要素发生、成长的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把握住国际政治现象的基础和上部构造的现实关系。……第三，它使历史、制度和思想三者概括了国际政治的全部，而忽略了国际政治现象的复杂变化，照这种划分法推论，似乎上述三种要素就可以决定一切国际政治的动态。其实谁都看得出，有许多国际事变和国际政治问题并不是只从历史上、制度上和思想上去考察一下就可以说明的，倒不如说，这三者乃是现实生活变动的积业和产物。
李平心认为，虽然主张这种划分法的人举出了历史的考察这个方法，但是他们仅仅把历史当作国际政治事件发生的渊源和背景，而不能把一切国际政治现象都当作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因此他们主要地是从静态方面研究国际政治，而不是从流动和发展过程中观察国际关系。
李平心又撰成《国际经济研究法》一文。在还很少有人注意研究国际经济之时，李平心注意到了。在他看来，国际经济的变动和发展并不能超脱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经济体系中显示出来的主要法则，照样也可以应用到国际经济研究的领域中。可是国际经济也有它自己的特性，要是我们只知道公式地搬用一般经济学的理论，而不能把国际经济当作一个特殊的范畴来研究，结局就反而会模糊自己对于国际现象的本质的认识。
李平心认为，国际经济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是由许多单位的国民经济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错综地汇合而成的，所以它是种种矛盾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要素的统一体。但是它却不是各部分国民经济和各种经济形态的单纯结合，因为组成这个统一体的一切分子因素是在不息地交互影响，交互斗争。
在研究国际经济时，人们的任务在于分解若干并存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经济体系之间的矛盾和联系，探求这种种的矛盾和联系怎样发生变化，并说明它们怎样引起和推动一般的国际关系的变化。
李平心分别讨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自有其理。不难理解的是，在那时他还尚未自觉到合二者而提出“国际政治经济”之学，这门分支性的学科在中国得到倡导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民国学人也对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比如，均势（balance of power）或曰势力均衡，以及前已述及的战争与和平等，都是国际关系学中十分基本而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们得到了一定的研究和讨论。
“均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国际关系学中一向极受重视，也歧义迭出。杜亚泉认为：“吾国近十年中外交状态，固赖列强均势之局，得以维持，无容讳饰，欧洲均势之破坏，其必非吾国之福，不待智者而知。”
吴颂皋也强调了均势的作用，以为国与国之生活关系，固随时代之推进而日益发展，但当国际间法治社会尚未组织完备之时，所谓国际和平，无不建立于均势之上。国际间之均势，立于平衡状态，则和平易于维持。反之，均势一经动摇，则结果战争纵未必立即发生，而国际间争端日多，危机四伏，盖为必然之倾向。……故就事实而论，支配国际政治者，虽有经济的、历史的等不同因素，而足以表现国际政治之唯一现象，则唯有“均势”两字。
与杜、吴所取视角不同的是，胡愈之批判了他所称的“势力均衡政策”。在他看来，这是在19世纪到大战前最流行的外交政策，也可以说是侵略的外交政策。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实际上也就是这种外交政策所促成的。所谓势力均衡政策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分配殖民地赃物，准备第二次战争的政策。势力均衡政策也是以弱小民族为鱼肉的政策。在这中间，只有极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占支配地位，而一切弱小国家确实被榨取压迫的。
因而，在胡愈之眼里，“势力均衡政策”是鱼肉弱小民族的政策。
有的学者使用了“均势制度”一语。比如雷海宗认为：“把和平世界引入战争旋涡的，就是均势制度。……所谓国际均势，总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战。就理性讲，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为战后还是不均，但就人性言，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各方都有侥幸之心。”
主观上不断追求人们所认为的“均势”，结果却导向了战争。这就不能不使人们质疑作为一种“制度”或“政策”的均势。
李平心不赞成站在均衡论的观点上解释帝国主义战争。在他看来，为什么目前世界战争的危机一天紧迫一天？这绝不是因为人心思乱，或者某些国家的侵略欲强化，也绝不是由于国际均势的破坏……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内在矛盾加速地发展。在说明某帝国主义战争过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找出酿成这种战争发生的国内的基本矛盾之外，更要求找到促成战争爆发的国际间一般的客观条件，这就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用说，这种不平衡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的表现。正是因为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运动的不变法则，所以它就使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化，帝国主义战争即是由这种矛盾的量的增加达到某种程度的质的突变。在这种铁的法则之下，绝对的均势是不会有的。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现象存在，使某些帝国主义不能不竭力缓和资本主义内在的对立危机，或者是为要保持国际既成的秩序，或者是为要避免本国的以至全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崩溃，或者是为要结成一条统一的国际反动战线，例如战后缔结的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公约、远东九国公约、罗迦诺条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等都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针对有人认为正确的物本论不应该用“均势”而应该用矛盾来解释，因为“均势”只是现象不是本质这一看法，李平心认为，我们绝不能否认，由某些国家为维持国际“现状”所做的外交活动以及由此缔结的一般和平关系，能够暂时和缓（并不是和解）帝国主义的冲突——国际正当关系的破裂；在这种状态之下，所谓国际间的相对的均势（“相对的均势”五字下加了着重号。——引者）是暂时可以维持的。但因为这种均势是建基在帝国主义的矛盾上面的，所以是容易破坏的，而破坏均势的最有力的原因，又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极度强化。
李平心理解的“均势”与均衡论者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均势——对立的统一的一个形式——乃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相对的”，这话可以很适当地用来解说“国际均势”的意义。
在李平心看来，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均势的存在”，这种看法并不见得正确。第一，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过渡的特定的关系之下，是有相对的国际均势存在的，许多前进中的中外国际时论者时常用“国际的和平均势”这个术语，就因为这个道理。第二，在目前某些侵略国家破坏国际的和平因素的时候，我们否认国际的和平均势在某种限度之内的作用，客观上就等于助长侵略主义的气焰。总之，我们不必因为用了“国际的均势”这术语，就害怕堕入机械的均衡论的错误中去。正确的物本论是把均势在对立的统一与斗争这个法则之下观察的，它并不否认“均势”的存在，它只反对使“均势”成为绝对化、抽象化、力学化。
作为一场惨绝人寰的世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破坏深重。战后，人们痛定思痛，缔结同盟被认为是导致大战的一大原因。张君劢就说：“自欧战之起，世之考求战因者，必曰此同盟政略为之也。三国协商与三国同盟相对峙，各挟其友邦以自重；日夜纵横捭阖，以图损人利己。其终也者战祸爆发，全欧成为焦土；胜者难奏凯歌，而满目疮痍，则与败者同出一辙。于是政论之事，愈谓同盟均势之说，万难适合于今后；而所以改弦易辙者，舍国与国之间别谋联合，以是非曲直外，无他方法；即此国际联盟之所由来也。”
大战以后，旧式的同盟外交，并没有完全绝迹，可是因各国人民大众的反对，已成为被诅咒唾骂的名词。原来作为重心的势力均衡政策，为新的重心即集体安全制度所代替。
胡愈之认为，集体安全制度是和平的反侵略的政策。集体安全制度不同于一切旧式外交，它有三要点：完全公开，不排除任何他国，是第一点；参加的国家，地位一律平等，因此决不至以弱小国家作牺牲品，这是第二点；集体保障义务，只能适用于防卫和反抗侵略，而不适用于侵略的目的，这是第三点。
集体安全制度尚未发展到相当广大坚强。但在大战后二十年的国际政治中，已经显示出维持和平与制止侵略的一部分效力。就一般的集体安全说，国际联盟至少已表现了一个雏形。目前的国际联盟并没完全实现集体安全制度的原则。盟员并不能包含世界一切国家。国联的组织不能使参加各国获得绝对平等，依然免不了一部分大国的操纵。而且对侵略国家施行集体制裁，也缺乏有效的机构。但这都是国联的缺点，而不是集体安全制度本身的缺点。从德意日三侵略国家的反国联的坚决态度，可以明白，就是这样一个残废不全的集体安全组织，对于和平也不是没有一点儿效用的！
胡愈之还认为人们对集体安全制度存在着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以为集体安全制度和旧式的同盟外交并无分别，因此就认为是“以夷制夷”政策，弱小国家要是参加了，只有上当，却不能得到安全保障。第二种误解以为不侵犯条约就是维持现状，因此认为足以妨碍反对侵略、复土保权的抗战。第一种误解是由于不明了集体安全制度不拒绝任何国家参加，而且每一个参加国家都是自动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被支配的。这是为了共同防御一切侵略战争而结合，绝不是为了反对任何国家而团结。遇到侵略的战争，不适用互助的保障，这是集体安全制度最主要的原则。第二种误解是由于不明白侵略国非法造成的事实，并不受不侵犯条约的保障。为复土保权而发动的抗战，不但为不侵犯条约所许可，而且和反侵略国家订结不侵犯条约，事实上更足以增强抗战的力量。
结论是，只有建立集体安全制度，才能促成集体的持久的和平。
其间，关于方法论的著作有平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法》、雨君的《国际问题研究法》、石啸冲的《怎样研究国际问题》等，分别阐述国际问题的基本概念、由来，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国际现象的分析与估量，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法及国际政治论文写作法等。
在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上，李平心批评了他所称的“观念论”。在他看来，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没有比观念论更能妨害我们对于国际现实的认识的，因为它认为头脑支配国际间的一切，把造成各种国际现象间的真实原因驱逐了。这样就使人们无法找求出国际问题的规律性，要了解国际间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本质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观念论”呢？在李平心看来就是“浮面地用精神，道德，政治等说明国际问题，而忽视那产生国际问题的物质基础的研究法”，它们都有把我们的思想引到虚无缥缈中去的危险。要免除观念论的错误，我们必须借助于另一种立足于正确的方法论上的历史观，这就是历史的物本论。观念论认为决定国际现象的，只是观念或什么超物质的东西，而物本论却以为一切国际事件和国际问题底发生，都有社会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种物质基础，就断乎不能认清一切国际问题的真实原因，和各种国际现象的真实规律。
李平心又论证，我们不必回溯从前的国际史，只消考察当前的国际局面，便可以用充足的事实证明世界的经济法则决定着全般的国际生活动向。现阶段的国际问题无疑是国际经济矛盾的反映。首先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阻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紧迫，这样就造成空前的普遍到全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为要挣出恐慌的泥坑，就不得不施展各种凶猛的经济政治战术，来抢夺世界的市场资源或提出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这种斗争因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空前强化，就愈益急剧了。其次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也给旧世界的经济体系以极大的威胁。因为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性日益升高，就使帝国主义的经济网日益缩小。再者是帝国主义为要缓和国内的恐慌，又不得不对弱小民族实行更猛烈的经济掠夺，这样就使弱小民族的固有社会经济体系遭受不可抵抗的摧毁。这三种基本的国际经济矛盾不断加剧，就决定了国际间的政治和思想矛盾的强化，今日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都逃不出这条铁律。
由此可见，李平心所说的物本论实即唯物论，重事物发展变化的经济基础。
在《怎样研究国际问题》文中，胡愈之认为必须懂得三个主要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以物质的背景去研究。研究社会科学须站在物质论的观点，研究国际问题，更应特别注重物质的背景。一切国际的变象，都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变动的反映而已，离开物质与经济关系去研究，便一无是处。第二个原则，是从动态中去研究。这就是说，应把各个国际事件，当作不绝的流变的过程看待，当作对立的统一看待。如果忽略了每一事件的因果，而就其本身单独去下判断，便一无是处。第三个原则，是从联系中去研究，现代经济把世界打成一片，各部分都相互密切地联系着，因此要明白这一部分的变化，必须明白其余部分的变化。看上去是两件绝不相干的事，实际上却相互发生联系。因此不论哪一个国际事件，都不能孤立地去研究。
要完全了解这些原则，对于国际问题，做正确的研究，则必须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方法，有相当的根底。要是对于经济科学，对于史观和物质论，没有充分的了解，研究国际问题是不易入手的。有了这些素养，对于研究国际问题，方具了正确的观点，以后所应注意的，就是研究资料的搜集和鉴别了。
搜集材料的时候，第一要知道材料的来源，是从哪一国通信机关发出的；第二要明白这材料有多少准确性，方才不至上当。关于这一点，胡愈之又专门提及金仲华所著的《国际新闻读法》（《时事问题丛刊》第七种），建议读者取而参看。
对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开展研究，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点。这方面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国外交通史性质的，另一类是中外双边的。
通史性质的著述，较早的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11年初版，1921年第三版）。该著从鸦片战争写起，大体至1920年，“绪论”称：“吾国数千年之国际状态，皆限于与邻近大陆诸国生变迁。……至明清之交，忽变为中西交通时代。至近时百年内，更变为外力迫压时代。”“中日战争拳匪事变而后，中国问题全变成世界问题。……依他国之力而解决之，则为瓜分。依本国之力而解决之，则为保全。凡我国民，负兴亡之责任。鉴以往之如何失败，思将来之如何图强，是所宜亟亟也。”
经世致用的著述用意，跃然纸上。
若干年后，刘彦撰述出版了《被侵害之中国》（即中国最低限度应取消之不平等条约），其“序”曰：“十七年前，余留学东京时，著《中国近时外交史》，大为国内所欢迎。国内有外交专书自此始。而余痛心中国之被侵害，亦自此始。欧洲大战，日本乘各国不能干涉之时，必欲将中国变为韩国第二。……余乃著《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一书
，痛发挥日本侵害中国之政策，及其手段。亦痛发挥中国非国民外交不足以救亡。……于民国十六年六月完成《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之后，即着手编撰本书。其目的，盖欲使研究不平等条约者，得简单入手之门径。又欲使研究取消不平等条约者，得根本解决之要领。”
此外，刘彦又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叙述和探讨20世纪头三十年的中国外交。由此可见，刘彦在外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曾友豪所编的《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也是早期的一部外交史。卷一述中国与欧美各国之关系。卷二为中日交涉史，论述民国三年（1914）以前之中日邦交和欧战起后之中日关系史。卷三“中国与列强”论列强之权利竞争，权利竞争之反动——义和团事件，列强之协调政策及银行团问题，以及修约问题。
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初版于1936年，作为其对象，该书研究的时段不长，大体是自1911—1922年的中国外交。张忠绂作于1942年的“再版自序”云：“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若自江宁条约
起算，恰届百年；若自尼布楚条约起算，则已二百五十三年。此百年或二百余年之中国外交史，据作者所知，无论在任何文字中，迄未见详尽之著述。”
在当时，张因获知蒋廷黻正从事于清季外交之研究，为避免工作重复并顾及读者之需要计，特先致力于辛亥革命以后之外交。张忠绂称“未见”的所谓“详尽之著述”，其实已有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出现在前，然而张氏仍言“未见”，难免令人不解，大体反映出此类著述为数甚少，但并非绝无。
颇见功力的是钱亦石所著的《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此书展示了难得的真知灼见。比如对外交史的理解，钱著便见识不凡。钱先设问，继之给予回答道：“外交史要讲些什么？它决不应该讲些历来外交上许许多多琐屑事情，它应该讲的是历来外交政策的变迁，这种变迁的根据和其得失。我们知道，外交，并不是它自身能够单独存在的东西，它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如果要离开政策来讲外交，就决无外交可言，勉强要讲，也只是些毫无意义的外交故事，不能成为外交史。”
因而，钱亦石认为，所谓外交史，说正确些，应当说是外交政策史，或外交政策变迁史。
而对于外交政策并非只是外交部门之事，钱亦有精到论述：“外交政策，根本是要由整个政治系统来决定，断不能由外交这一部门来单独决定。正因为整个政治无政策，所以才有无政策的外交；不然的话，就决不会让外交在那里因循误事。”
蒋廷黻则极为强调外交史料的重要性，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
其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简称《辑要》）上、中两卷专论中日甲午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原计划的下卷论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蒋廷黻编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更希望读者得此书后能对中国外交史做进一步的研究。《辑要》上、中两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但是中卷出版后不久，蒋廷黻即投身政治，无暇继续这一庞大的计划了。
相较于通史性质的外交史，双边关系性质的著述更为多见。
陈复光所著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1947年印行）称得上是一部力作。作者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撰有英文论文《1689年以来之中俄关系》，学成归国后，又努力广泛搜求中外史料，还“曾随轺车使于俄，得帝俄时之密档而读之”
，终而撰成一部史料翔实、论证严密的著作。此书所述范围，上至1689年尼布楚条约之缔结，下迄帝俄之崩溃，共两百余年。曾经“长陆大
及使苏”的杨杰在序文中评论该书“所蒐集的史料，异常丰富，内有关于康雍乾间之中俄邦交，帝俄经营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和日俄数度缔结密约之经过等珍贵记载，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且叙述简要明畅，在国内出版界中，关于中国与帝俄关系的著作，实属不易得者”
。
这一类的双边关系论著，还包括束世澂的《中法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该书对中法交通的起源、不平等条约的缔结、法国对华干涉等进行了研究。束世澂还有《中英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述论中英交通的起源、中英战争及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对中国的领土经济侵略等。
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对外交学的探讨和著述，而且已经颇见深度了，很具有代表性的是杨振先所著的《外交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和刘达人所著的《外交科学概论》（中华书局1941年版）。在杨振先看来，外交学是一个很旧的科学，亦是一个很新的科学。所谓很旧的科学是因为外交学所研究之材料，国际公法老早已经讲及；所谓很新的科学，是因为外交学新近始从国际公法分离而自成一独立科学。1906年美儒福斯特（Foster）刊其名著
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
（即《外交之实践》。——引者）于世，不久（1916年）英儒沙淘（Satow）亦将其杰作
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即《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引者）在英出版，此二书实为英语方面外交学之创作。自是以后，外交学始逐渐于国际公法之外独立讲授。
1930年，杨振先自欧美回国，由国立暨南大学校长郑韶觉聘为外交领事专科主任，“即以是学授诸生徒，因感国内缺乏完善教本，遂决心自编一册”
。数年后，《外交学原理》成书出版。杨振先此书共十二章，分别为“外交”“元首”“外交部长与外交部”“外交官（上）”“外交官（下）”“外交团—海上敬礼—政治犯”“领事官”“国际会议”“国际条约（上）”“国际条约（下）”“中国条约”“国际公断”，可说十分清楚而明白，把外交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讲清楚了。
王亚南在《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中谓，“外交”是一个政治的语词。我国古籍述及“外交”二字，似始于《墨子》。《墨子》修身篇有云：“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王亚南讨论了外交之意义与性质、外交之功能、外交之经济的基础等。他认为，外交是处理国际间相互关系的。国际关系随时代而异其内容，外交亦随时代而异其性质。
在古代，在中世，政治宗教势力大于一切，于是，外交受支配于这种势力，而其所处理的国际关系，亦大抵限于政治或宗教的范围。现代则不然。现代是经济势力大于一切的时代。由经济的国际分工，一方面加繁了各国间的相互接触，另一方面造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其结果，政治的羁绊、宗教的维系、地域的关联、种族的结束，通在经济作用下，显得松懈无力了。经济利益所在，同种同教同政治系统者可以分离，异种异教异政治系统者亦可以结合。由是，经济在各国外交关系中，具有决定的作用，各国的外交政策，就大都以经济利益为旨归了。这种经济中心主义，构成了现代外交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
王亚南又说，在昔国际关系简单，各国相互间无何等紧密接触；间有议和善邻或合纵连横一类任务，只派遣一二能言善辩的使节，就很容易对付下来。故当时所谓外交，全未脱出“术”的范围。降及近代，世界各国间相互的关系，较之往昔一国各省，甚或一省各地域间之关系，尤为密切；历史的、政治的、种族的、经济的交互错杂之连锁作用，不但加广了国际范围，而且加深了国际利害关系；于是处理各国间的交涉交际事件，就须得于能言善辩以外，彻底了解世界大势，及各国历史政治种族经济上之种种相互关联……
就外交的功能，王亚南认为外交是传达各国间的情意的，是疏通各国间的隔膜的，在各各拥护自国利益的立场上，虽然彼此不免发生争执，但在拥护自国利益，同时亦不忽略对方利益的途径上，彼此亦会进于谅解。
关于近代外交的发生，亚当·斯密曾有一段精辟而独特的议论。他说：“与简昧而未开化的人通商：常须有一种特别保护。……公使的设置，在先并非为了战争或同盟的目的，而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欧洲诸国人民由商业利益上不断惹起的冲突，恐怕就是他们在一切邻国永久派驻公使的由来。”王亚南认为，斯密所谓“公使的设置，在先并非为了战争或同盟的目的，而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以及“欧洲诸国人民由商业利益上不断惹起的冲突，恐怕就是他们在一切邻国永久派驻公使的由来”这两点，已充分说明了近代式的外交之本质的经济的意义。亚当·斯密是一位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他的议论，一定能予我们以可资信赖的根据。
而在刘达人看来，“外交科学”无疑是一个新名词，从来，许多人对于外交是抱有一种传统观念，以为外交云者只是一种术，办外交也单看外交官的仪表、辞令和策谋之如何，所谓“樽俎折冲”“纵横捭阖”，在国际坛坫之上，尽其权谋术数之能事而已。至于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外交是什么，是被人认为异端的。刘达人自己则认为，外交不单是技术，而且是一种学问；易言之，办理国际外交大事，无论是手段、方式、内容，都具有一种指导原理。“外交科学”，简言之便是以科学的方法、体系来研究外交上一切问题的学问。它的任务即在发现办理国际外交的基本原则。然而，国际外交现象是非常复杂多端的，从外形而内容，从内容而本质，这些课题绝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之所能彻其究竟；所以“外交科学”应当立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外交科学各部门的知识完全整理在一个体系之下，用科学的方法，从纵的（已然）、横的（现然）、规范的（应然）各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确立外交科学在一般社会科学中的基础。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则指出：“现代外交知识在欧美各国为国民必具之常识，而关心国家利益国际和平者，又莫不专心致志，深思力学。盖根据事实，认清事实，非得力于理论之探讨，文化之传播不为功。外交固不能脱离事实，尤不能脱离学理；前者为外交术，后者为外交学；无外交学则不能有外交术，学理与技术盖外交前进之双轮也。”
顾维钧的话，可以说将“外交”何以为学的意义，做了十分透辟的阐述。
除《外交科学概论》外，刘达人在整体研究计划之下还著成了《外交大辞典》（共同主编）和《国际法发达史》（与袁国钦合著）
两部论著，学术成绩可谓卓著。刘达人认为，外交和国际法是能单独存在而实际又不可强分的，所以研究外交不可不明国际法；研究国际法更不可忽略外交。三者的材料虽各别配置，事实可以互补短长；目的虽有所不同，而其理论则前后贯通。
对于作为对象的外交和外交政策如何理解，是民国时人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在外交评论社的陶樾看来，国家正和个人一样，都不能离群而索居。国与国间既然发生了关系，就不能不讲求外交之道。要维持一个国家的生存和保障一个国家的安全，须靠武力，当然不消说；但除武力以外，同时又非靠外交不可的。所以简单说来，外交就是国家为对外求生存而不能不运用的一种手段。
外交的意义既是这样严重，外交于国家的命运，既有左右的力量，则所谓外交云者，无疑的绝不会草率从事，或者甚至于盲目而无定向的。各国外交必有其一定所遵循的步骤和途径，此即所谓外交政策。
如果说，陶樾对“外交”的这一理解是准确的话，对“外交政策”的界说则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
在张仲实看来，一国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从它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结构生长出来的。换一句话说，对外政策，乃是对内政策的机能。它要解决某一国家某一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所提出的任务。只有从这一见地上，我们才可以说明帝国主义国家对外为什么要采取侵略政策。因为金融资本为了赚取额外利润，为了榨取殖民地人民，所以它对外不能不采取侵略政策——夺取殖民地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和销货市场、投资场所及原料产地。因此，这里我们更可得到一个结论说，对外的侵略政策，总是跟人对人的榨取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相形之下，胡愈之的说法似更真确，在他看来，一切外交政策都是根据本国的地位和国际的现实环境来决定的。国家地位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外交政策必然也跟着发生变化。要是不然，牢守着固定的原则，抛撇着现实而谈外交，那样的外交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一定走投无路，对于国家和民族是根本有害的。在我们这时代，保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最主要的手段，自然是军事手段，就是国防军备。可是单靠军事手段是不够的，必然还得用政治手段。所谓外交政策就是保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一个强国需要有外交政策，一个弱国更需要有外交政策。因为一个弱国，国防军备，既然不如人，那么除了运用政治手段以外，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卫和发展国家利益呢？
稍后，胡愈之又有关于“外交国策”的阐述。他认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独立国家，必然而且必须有确定的外交国策。在他看来，“外交国策是根据民族意志和国情来决定的。国情又包含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国内的政治社会制度等要素。这些虽然不是永久不变，但是断不至于早晚不同。尤其是民族的意志，在一个相当的长时期内，是决不至随便变更的”
。而根据此种外交国策所采取的外交行动，则尽不妨因时制宜，千变万化。因此外交国策和外交行动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那么，要怎样才能算得是外交国策呢？第一，外交国策应该是整个民族意志的表现。比如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国人民有一大部分是依靠航海贸易为生的。因此保护海上的贸易道路，成为英国外交国策的基调。第二，外交国策要和国内政策的目标一致。反之，国内政策也应竭力求和外交国策相适应。第三，外交国策是根据各国的民族意志、国家需要和特殊国情来决定的。
胡愈之在“外交政策”一语之外，另提“外交国策”，是颇为独到之见。
还有学人对中外的外交实践及其经验进行总结，提出的观点亦颇见光彩。譬如《大公报》有一篇社论对于外交方针做过十分精彩的论述。在分析了苏联和日本外交上的成功后，社论说：“反观中国，国难以还，最初则过信国联，期待英美，其后则八方失望，进退两难，就整个外交政策言，殆不能无寂寞空疏之感。”继之提出自己的主张，此即：独立自助，以固根本，多边修好，以保均势。所谓独立自助者，决心“自力回生”，不求特别外援是也。所谓多边修好者，不事纵横捭阖，唯以坦诚应付是也。前者为吾人死中求活自卫自全之精神，后者为吾人与世无忤亲仁善邻之表现。
张奚若则概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但是兵法之理，也是外交秘诀。头等外交家的特色就在能省察情势，刚柔并用。应该强硬处强硬，应该柔软处柔软。应该归罪他人处归罪他人，应该自认其错处自认其错。……自对内言，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国家第一要务；自对外言，一个国家在国际间享有许多权利，同时也负有许多责任；……
而办外交，尤其是办今日中国的外交，应有以下数种资格：第一，应明了世界大势，应明了人我强弱虚实之点，应明了在现时及将来的国际情势下国家最有希望的生路在哪里。第二，应具有处大难临大节的胆量。没有识见固然不行，光有识见没有胆量，也是不行。识见只能辅助我们决定一种政策，要执行这种政策，还须有坚强的毅力和无畏的精神。第三，让步应有限度，过此限度，就须有牺牲的决心。
在发表于1935年7月28日《独立评论》第161号的文章中，张奚若准确地预见了后来的发展：“我的第一个假定便是：日本为实现其所谓‘大陆政策’，将借此千载一时的机会，在最近的期间，并吞全中国。第二个假定是：日本并吞全中国的事实将使世界各国，尤其英美俄三国，发生极大的威胁与恐慌。要解除此种威胁，要消灭此种恐慌，只有诉诸战争，而战争的结果日本因限于物力与人力将为战败者。第三个假定是：日本战败后，战胜各国，因无更妥善的方法处置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将使中国恢复其自由，完全的或部分的。”
证诸历史，不能不认为张奚若的预见是极为精准的。
1936年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作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曾就公开外交和国民外交“立言”。他如是写道：“欧战当中，美总统威尔逊提倡公开外交、国民外交，反对秘密外交、买卖外交，欧战以后，各国外交，似乎向此方向进一步矣。……所谓外交公开者，无他，即将政府主要的外交宗旨，及交涉进行程度，及其结果，随时相机使国民了解耳。……试回顾五四时代的外交与五卅时代的外交，其所以能稍挣到一点面子者，不凭民众运动凭什么？……故国民外交与公开外交，乃弱小国家的工具，今日我政府与人民不可忽视者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国民外交”和“公开外交”之于弱小国家重要性的强调。
张奚若还指出过国际关系中的名誉或威望问题，“国际间许冲突，历史上许多战争，都是因为一国认他国有侵犯她的名誉的行为而起的。至于此种侵犯名誉的事实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是当真、还是误解，当然是另一问题。大概自历史上看，至少可说有一半是想象和误解。这个名誉问题，拿中国话说，可说完全是一个‘面子’问题。威望心是名誉心之一种，是面子问题，是一特殊方面”
。这里触及了国际关系中的声誉、威望这一问题，但也仅是触及，而对其开展专门研究，则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根据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的看法，国联和联合国这两个国际组织的产生，代表了西欧和英语国家的现代世界观念，也就是这些国家率先形成了国际组织，进而推动其他国家采行其价值和制度，以达到整个世界的转型。 [1] 然而，它们实际的运作及其影响是复杂的，经过了曲折的历程，也反映在民国时人的认识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积极参与了巴黎和会，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维护，山东权益反落入日本之手，因而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虽然是弱国，中国毕竟显示了自己的气节，国内的五四运动也由此触发。而对于即将诞生或新近诞生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中国自然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然而，在学者吴品今看来，当时的情形是，“国际联盟一事，各国讨论及之者已数年矣，今我则如何者？全国上下，昏昏犹在梦中；赞成乎？反对乎？讨论其庇点乎？”
鉴于此种情形，吴品今起而撰《国际联盟及其趋势》（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1930年四版），该书分上、下卷，上卷为“通论”，述战前国际形势及国际联盟成立之经过；下卷为“分论”，详析国际联盟之组织及附带问题，是民国时期论述国联较详尽之书。梁启超为之序曰：“国际联盟，足以解决今日之时局乎？吾信其不能。虽然，吾敢豫言：二十世纪下半期之世界，国际联盟之世界也。”
在当时，梁当然不可能预估到刚诞生不久的国联命运几何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二战后，联合国继国联而起，正应了梁氏之语和世界组织化的大势。
在吴品今看来：“我国人于一年以前，期望国际联盟过奢；至于今日，对于彼之失望殊觉太甚。巴黎和会将开之际，威尔逊等唱其高调；令吾人听之：以为理想的正义之道，霎时间可以涌现；不独未来之平和恃其保障，即未来之冤抑，亦赖之伸理。实则世界本无如此速成之事；国际联盟，乃人类之团体，自不能为超之人事业；而人类进化又本有一定之步骤：一方面虽准向上之目的循序渐进，一方面对于四周之现状终不免委曲迁就；试观往昔历史上多少之文明事业，何非经一波三折，始克告成者。”
又说：“历几何时，此次国际联盟将变为历史上之事实，或至瓦解不存，或至从新组织，或至另换一种名称，或至无国际字样；组织中及世界中：或有中国，抑无中国，皆不可知；惟此种未来之结局，多半植因于今日；吾侪虽不知其果，亦当察其因；故今日之我，与我之今日，皆可珍重宝贵。”
由此可见，这位学者既看到了国联的作用，又看到了国联的局限，可说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卢瀛洲所撰的《国际联盟研究》，对国联进行了十分系统的考察。外交家王宠惠为之序云：“十余年来国联历届大会，中国无役不从，各重要委员会亦均有中国代表参与其间，中国对于国联之倾心合作盖由来已久。……《国际联盟研究》一书，从法律、组织、历史三方面，作系统之叙述，随时附以评论，其书取材新颖，论辨精审，实为我国出版界近年不易多得之作。”
这方面的著述还有夏渠编《国际联盟》（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于国际联盟之起源组织及其所营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事业，悉为详述，列举无遗，末附余论一章，畅论联盟欧洲化及违反平等原则之两趋势。郑毓秀则编译《国际联盟概况》（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以为国人研究国际问题者之参考。全书分为七编：（1）国际联盟会之法规与组织；（2）国际联盟会财政之管理；（3）国际法庭；（4）国际联盟与裁减军备；（5）联盟对于奥国财政之改造；（6）国际联盟与交通问题；（7）联盟会之卫生组织。内国际法庭一编，为该法庭中国籍法官王宠惠博士亲自撰述，尤见详确。关鲁敬则著英文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League of Nations，1919-1936
一书，于1936年底完成，原准备次年夏天在上海出版，但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延至1939年始问世。
在实践中，随着国际关系的演进，国人对国际联盟希望和失望交织，体现在研究著述中，亦颇为明显。胡愈之经历了如下的认识过程：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中国信赖国际联盟的结果是一场落空”。他发表于1933年2月《东方杂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战》一文称，过去一年中，至少我们得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帝国主义者都是蒙着羊皮的狼，没有一个可以倚靠。国联的本身就是战胜国家的集团，它的主要作用，是建立战胜国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的支配权，缓和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阻止战败国的复仇战争。
然而，因为中国过去倚赖国联失败，而就把国联完全不放在眼中，甚至于反对把中日事件提交国联处理，那就属于因噎废食。国联虽然不是有实力的和平组织，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国联的实质，运用得适宜，国联对于反侵略战争，还是能够起相当作用的。尤其是我们对日抗战中间，在外交上，甚至是一分一毫的机会，我们都得尽量利用，断没有放弃国联外交的道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中国以战胜的四大国（后加法国为五大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上，成为新生的世界性组织联合国（UN）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之一，对联合国自然是肯定有加，并积极参与其中了，学界加以重视也自不例外。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纷纷闯入中国，攫取权益，致“边患”和边疆问题日益突出，这一情形延续至民国时期，不能不引起学人的关注和研究。学者张凤岐有云：“近年以来，国人渐知中国边疆问题之重要，佥以我国领土丧失，均起于边疆；而外侮之来，又以边患为最烈！推言其故：则人事因循与环境阻碍，各居其半。言人事，则政府忽于殖边与国人缺乏边疆之认识；言环境，则交通梗阻，种族复杂，强邻侵略，实为万阶。”
张维翰序文则指出：“数年以来，政府与国人已渐注重边疆问题，惟关于云南对外关系尚无系统之著述。”
张凤岐感于此，欲于西南边疆，进行一系统的论述，撰成《云南外交问题》。该著以历史之眼光，作云南外交实际问题之探讨。材料则取自中西官书档案，旁征各家权威作品，再留心滇省实况，观察访问。滇缅界务、滇越商约之材料，则采自主持地方外交当局之官方报告。总计研讨调查，前后凡十余年，五易其稿而成，为一部力作。
在西北方向上，则有刘伯奎著《新疆伊犁问题研究》
，1943年出版。该书对于帝俄时代的远东政策，以及俄国占领伊犁及其交涉之始末，均有很详尽的论述。在当时，中国已面临一个新的时代，就对外言，英美各国已与我国订立平等新约，中国已跻身于强国之林；就对内言，积极建设新疆，得以早日完成抗战建国的伟业。
伊犁问题，于此阐明。
东北是“边患”中十分突出的部分，殆无疑问。在北方学人中，最早注意到东北问题的，乃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他于民国十六年组织了一个东北考察团，南开教授蒋廷黻、萧淑玉等十余人参加，到东北考察了一个多月，归来后并组织了一个东北研究会。蒋廷黻之对东北边患着手研究，与此次东北考察大有关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年又三个月，蒋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也在《清华学报》出现了。他于日患之外，又强调了东北的俄患，……”
当然，以东北问题之突出，注意研究的不乏其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东铁路问题。中东铁路系依照1896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授予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中东全路建筑事宜。换言之，是由俄人所组织的华俄道胜银行，向中国政府承办这条铁路的建筑事宜，而非由俄国政府经营。合同订立以后，于1897年开始建筑，至1903年7月1日，便能全路通车。……当俄人建筑中东路，在俄人心目中，并非以商业的性质视之，而是当作东方侵略的通路，军事交通的工具。
就此相关的问题，世界周报社编成《中东路事件》一书，叙其来龙去脉，并加评述。
此外，更有华企云撰述总论性的《中国边疆》。
该书为新亚细亚学会边疆丛书之一种。根据出版者的说法，自从晚近日侵东北，俄攫外蒙，英寇康藏，法窥滇边以来，国中人士都高瞻远瞩地把目光移到了边疆方面，寝假而“到边疆去”的呼声洋溢盈耳地经人鼓吹起来。不过到边疆去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中国边疆无论其已往情形、现在状况、四周环境、国际关系，以及日俄英法等帝国主义为对于满蒙康藏怎样的垂涎觊觎，乘隙蚕食，都非要有确切的认识不为功。因此而有该书对整个中国边疆实况的撰著，甫一出版，大受欢迎，首印五千册不数月间即全部售罄，可见边疆问题受到社会关注的程度。不止此也，著者华企云还撰有《满蒙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云南问题》《实业计划之边疆建设》《满洲问题》《蒙古问题》等专论性著述，其对中国边疆诸问题的广泛研究，于此可见。
而在刘思慕看来，中国关于边疆问题的新书，他认为遗憾的地方，第一就是大多数的著作不免带有偏狭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对于边疆问题的因果关系，未能做充分的、严正的剖析。第二，有一部分著作又嫌芜杂，虽可供给我们以相当的材料，但未能给我们以一个明了的观念。
他因而提笔撰写了《中国边疆问题讲话》（生活书店1937年版），其特点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叙述清楚。
抗战期间，四川的华西大学与因战事绵延而迁来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办学，五大学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
其中的代表是以李安宅为首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
这一时期，作为工具书的年鉴和辞典也已经出现。
1912年《世界年鉴》（神州编译社编辑部编辑）是民国创立后中国人自己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年鉴。该年鉴以“世界现存各共和国成立年表”为题，刊载了在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创立民国之前世界上已有法兰西、瑞士、葡萄牙、美利坚、尼加拉瓜等二十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共和国，并详细注明所在区域和成立的具体时间，从而使国人知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民族。
世界知识社编的《世界知识年鉴》从1936年开始出版，关于该年鉴的编撰出版意图，其“序”云：“我们只是看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素不发达，关于国际问题的参考书籍又极缺乏，学习研究的人查考某一问题，极感困难，往往花费很多功夫，还得不到结果，我们自己就是常常吃这种苦头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连续性地编撰《世界知识年鉴》，是一个颇具眼光的举措。
外交学会则组织编撰了《外交大辞典》。外交家王宠惠为其所作之序，颇为精准地概述了当时的状况，以及《外交大辞典》撰成的意义。序称：“吾国出版界关于外交书册，即瑕瑜互收新旧并录，综计亦不过数十种，以视欧美之大量供给，日新月异，殆瞠乎其后；且珍籍尤罕，辞典则几无之。衡以今日社会情状，亟需此类专门辞书；……而此种专门辞书，对国民外交之补助，为功实巨。外交学会有鉴于此，特聘专家多人，阅时二载，泐成外交大词典一书。内容充实，纲举目张，其足以大助国人对外交之认识，增进国人对外交之修养，固无可疑。”
表1.1 民国时期重要国际关系学著作举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