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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关系史大家、已故王绳祖先生的说法，国际关系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时不算太久，大约是1919年以后的事。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也开始了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自那时以来迄王先生写作之时的20世纪80年代初，以1949年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二为1949年至1980年。关于第二个时期，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
在第一个时期，研究和教学工作相继开展，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呈现着草创时期的痕迹。这个时期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1926年）、张忠绂的《中国国际关系》（1933年）
和《欧洲外交史》（1934年）、柳克述的《近百年世界外交史》（1933年）、袁道丰的《战后各国外交政策》（1933年）、钱端升的《战后世界之改造》（1947年）。论述某一国的外交政策或某一国际关系事件的著作有：张忠绂的《英日同盟》（1931年）、张乃燕的《世界大战全史》（1935年）、于飞黄的《苏德战争史》（1947年）、杜若君的《欧局与远东》（1939年）、吴品今的《国际联盟及其趋势》（1925年）、萨孟武的《国际纷争与国际联盟》（1928年）。
论述中外关系的著作较多，有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1926年）、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1932年）、张忠绂的《中国国际关系》（1933年）、张忠绂的《中华民国外交史》（1936年）、向达的《中西交通小史》（1933年）、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1928年）、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1933年）、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935年）、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1936年）、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年出版第一卷，凡七卷）、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李抱宏的《中美外交关系》（1946年）。
此外还有若干专题论文分别见于《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世界政治》《世界知识》以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金陵学报》和《社会科学季刊》（武汉大学）上。也出版过一些文件汇编和资料，如蒋廷黻的两卷《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年）
、黄月波的《中外条约汇编》（1935年）、王光祈的《西藏外交文件》（1930年）、中国海关编的《中国对外条约汇编》（1917年）、故宫博物院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1929年至1930年）、《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1936年）、《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1933年）、王彦威和王亮的《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出版过一些有关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的译著，但数量很少。在设有外交系或国际政治系的大学里，开设了《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的课程。
王绳祖先生着眼的是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除此之外，未提及的还有：1926年，林懿民、萨孟武合著《国际关系与经济》，阐述国际关系中战争与经济的关系。1933年10月，王亚南《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阐述外交的意义、功能及近代外交的演进。其间，方法论性质的著作有平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法》、雨君的《国际问题研究法》、石啸冲的《怎样研究国际问题》等，分别阐述国际问题的基本概念、由来，研究国际问题的基本方法，国际现象的分析与估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研究法及国际政治论文写作法等。
有人认为：“在我国，用科学的观点方法进行国际问题的研究，除开二十年代的一些政治文献应予另论外，大致可以认为是从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前后开始的。”
这一估计，似稍偏晚了些，与五卅运动也未必有太大关联，王绳祖的说法应更为接近事实。
早在1914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国际条约大全》（该书1925年增订，1928年五版）。薛典曾、郭子雄则编有《中国参加之国际公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部头甚大，近一千页。商务印书馆还出版有“新时代史地丛书”，由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任主编，该馆自称此丛书：“关于社会进化、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国际运动、国际问题、各国现状、政党政治、各种政策、国际战争、各国革命以及外交经济地理等莫不分门别类，辑成专著，加以系统的编制。全书十二类，分八十种。”
其中就包括陈博文的《中日外交史》和《中俄外交史》，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束世澂的《中法外交史》以及吕思勉的《日俄战争》、夏渠的《国际联盟》、张辅良的《国际智识合作运动史》等。每种篇幅均不甚大，如《中法外交史》为142页，《中日外交史》为168页。在该丛书之外的则有蒋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中华书局1930年版）等。“这中间胡愈之是前驱先路，他从外国文学的译介转向政治外交的研究。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发表的《国民外交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提出了问题。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十篇论文，从叙利亚问题、比萨拉比亚问题、棒喝运动、裁军问题、国际联盟到石油战争、坦及尔问题与苏丹问题等。他以本名和‘伏生’笔名发表的国际问题论文，在上海引起了中外报刊的注意。”
洪钧培编撰《国民政府外交史》，则出于“史之为物，非所以叙陈迹，述往事，乃为推阐递嬗变化之由，追识成败得失之道，借以惕励来兹”，因而“汇集国民政府外交之经过事实，并表彰其失利之先因，意者民众得此，或可明了国民政府外交之真相，对于此后外交，倘外交当局再有造成失利之先因发生，知预拟具体办法，以某事前补救。而外交当局阅此，或亦将惊醒所办外交之过失所在，而知有所惕励也”。
由此可知，“追识成败得失之道”为其著述宗旨。
从王绳祖先生以上所列以及本书著者的搜求补充，大致可获得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印象。当然，王先生是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列举的，并非全部，比如本章下面将会述及的民国时期有关国际法的研究著述，就不在此列。
彼时从世界范围看，国际关系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当然也会带有初创期的特点。不过，既然1911—1937年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那么，这一时期必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外条件。这些条件诸如除抗战时期外是基本和平而非战乱的时期，又譬如人才条件的具备，还有比如中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胜国，等等。民国上承晚清时期，那时中国派出了不少青少年留学欧美诸国和日本，他们学成回国后，在社会各领域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包括社会科学领域。
这方面例子甚多。一个重要的反映是《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
China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以下简称《学报》）英文季刊。《学报》创刊于1916年，终刊于1941年，共出版24卷。该刊是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刊，而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社会科学专业协会，1915年在北京成立。
由该刊1916年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者按”可知，起初是由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提议仿效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成立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旨在研究国际法与外交。经过与顾维钧博士的磋商，他们就成立该学会的可行性与实用性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顾维钧即将赴美担任中国驻美公使，因此，该学会的组织工作就落在了日后学会刊物的主编严鹤龄身上，严转而找到伍朝枢寻求合作。在众人的通力合作下，该学会于1915年底成立，1916年4月开始出版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学会每年选举一次，会长、副会长等职均由选举产生。顾维钧曾经于1927—1928年担任会长，胡适于1933—1934、1935—1936、1936—1937年担任会长。
此外学会理事会共有九名成员，每届任期三年。该学会的目的之一是“鼓励法律、政治、社会学、经济学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这同样是《学报》的主要探讨范围。之所以决定出版英文刊物，是因为国内已经有不少相关的中文刊物，却没有一种研究社会政治的英文刊物。《学报》的首任主编是严鹤龄，之后担任主编的先后有毕善功（L. R. O. Bevan，1874—1945，英国人，1920—1922年间代理《学报》主编）、刁敏谦、蒋廷黻、萧公权等人。
撰稿人当中既有中国学者，也有外国学者。在学会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条件逐渐趋好。如中国社会政治学会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助下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袁同礼、陶孟和、萧公权、蒋廷黻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图书馆管理委员会的委员。
《上海通志》的编撰者在回顾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时认为，民国国际政治研究经历了从最初评介西方学说到关注国际关系概念、由来、研究方法，并根据时事变化，关注外交学研究和法西斯主义研究的过程。
这反映在学界人士开展的研究工作中。上引王绳祖先生的例举中已经提到的，有学、官两栖的蒋廷黻（1895—1965）。蒋留学美国，最终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蒋廷黻在任教于清华时（1929—1936年），曾有如是的观察，即“一九三〇年我们中国尚没有日本、苏俄、蒙古、西藏、泰国及越南历史专家”。于是，他便积极鼓励王信忠学习日本史，王在东京研究两年后，回到清华任讲师。
另一例是让朱谦云研究苏联历史。为了能够在苏联多住几年以增广在研究对象国的经历，朱曾担任中央社驻莫斯科记者。后来又有邵循正，清华毕业后为了准备将来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语。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学者队伍的一个缩影。
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之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渐渐形成规模。即以1933年而论，仅生活书店一家，那一年就出版了伏生（即胡愈之）著的《伏生国际论文集》、张明养著的《世界经济会议》、祝百英著的《伦敦会议的悲剧》、徐懋庸著的《犹太人》、金仲华著的《国际新闻读法》、沈立人著的《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娄壮行著的《金本位问题》等。
蒋廷黻自己，在任教于清华期间，曾立志用十年时间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然终于未能实现。不过，30年代他在辞去驻苏大使的职务回国，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而南京已沦陷，在汉口暂有几个月的安逸期间，写出了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初版于1938年。
学者柳克述在1930年曾做过一个总的估价，或可援引在这里：“外交史的研究，年来渐为国人所注重，而国内外交史方面的著作物，却为数甚少，颇不敷一般的需求。而且在此少数的著作物中，论者认为尚有两种不甚适合之处：一在范围方面，一在时期方面。第一就范围方面说，现在几种外交史方面的著作物，或专谈中国，或专谈外国，或单谈中国与某一外国的外交关系，而求其对于中国外国，兼容并包，使人读此一编，即对于近代中外重要外交情况，能有一贯的了解与全盘的认识，似乎尚不可得。其次就时期方面说，国内现有的几部外交史，谈外国的多半叙述至世界大战或华盛顿会议为止，谈中国的多半叙述至五卅运动或中国国民党北伐为止。实则自华盛顿会议以至今日，为期将近十年，而自国民党北伐以至目前，为期亦达五年之久。在此十年五年之间，国际之变迁何限？中国之变迁何限？此皆为一般人所极欲知，极欲闻，而事实上似亦陷于不得知不得闻的状态。”
鉴此，他本人决意将近代中外外交，合而为一，撰成了《近百年世界外交史》，截至1930年止。
民国时期的学人，因感于中国在外交中屡受不公正待遇，而极为注意此问题。有的学者称：“中国政府，向无外交方针。中国国民，向鲜外交常识。故政府对外交常居被动，人民对外交每多盲从。……嗟夫外交岂易言哉，有枢机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深，国人对国际问题尤其是中日关系极为关注。国际问题研究会、东北问题研究会等各种研究国际关系的团体次第成立，专门讨论国际问题的期刊如北平的《外交月报》，南京的《外交评论》《日本评论》等纷纷创办，学者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所发表的评论与著述激增，各大学政治系也加重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在当时国内研究国际问题的重镇之一的北平，主要学术领导人为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淑希、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忠绂以及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王化成。《外交月报》为北平学界研究国际问题学术成果的主要发表阵地，“以记载国际情报，阐明国际法理，研究国际条约，讨论外交政策，考证外交史实，便利外交研究为主旨”，其主编先后由徐淑希、张忠绂，及后来接替徐淑希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吴其玉担任。其中，张忠绂任职时间较长，自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至第7卷第5期（1935年11月）。
而成立于1935年8月31日的外交学会，以顾维钧为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张学良，副理事长王卓然；常务理事刘馥、尹寿松、吴其玉、王之相、王钟羽；理事鲍明钤、曹国卿、王大桢、王世鼐、吴瀚涛、田雨时、周维新、徐仲航；监事关吉玉、阎宝航、于成泽、张展、刘达人，有会员114人。1936年11月教育部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