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秦亚青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是1919年一战之后在英国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正式建立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与这一学科的正式建立同步，至今也已经有着百年历史了。编写一部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实在是一个大的工程，尤其是自始至终一人完成，就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任晓教授完成了这件不容易的事情，以这部《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呈现给我们一幅完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地图，可喜可贺。

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历史，对于学科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使我们了解前辈的卓绝努力、当代学者的开拓进取，也为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进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思想的启迪。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历程，不少学者都做过研究，发表过专著和文章，从不同视角对学科的发展进行过讨论和评述。相比之下，任晓教授的这部著作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一部时间跨度最长的学科史。《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应该是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史。整部著作的研究时段跨越了一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依照作者自己的话说：“努力向前追溯至开端和向后延伸直至 2020 年。”近年来，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著述更多的是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或是民国时期，而任晓教授的著作则是全时段的呈现，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论述就长达100页之多，应是补充了学科史的缺失。这不仅使我们对学科的整个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实际上几乎是与西方同步的。

其二，一部历史脉络清晰的学科史。《中国国际关系学史》的总体设计有着编年史的特点，结构安排是按照学科发展的历史时期设计的。民国时期显然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端时期，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讨论，又分别分为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三个阶段。这些时间段的选取和划定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脉络，契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也再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坚持不懈、坚韧前行的发展历史。

其三，一部内容全面充实的学科史。《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对于每一历史时期的表述，都充分考虑了学科的整体面貌和重要内容。一般来说，一个学科包含了教育体系、研究成果、专业机构、学术期刊等重要内容。不少学科发展的研究往往更加偏重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内容有所忽视。任晓教授自然对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认真梳理，包括每个时期的重要著述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在国际关系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分析与反思等，同时也对每一个时期学科发展的其他主要内容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比如，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设置和变化、国际关系专业学会的作用和意义、专业学术期刊的发展与取向等。对于一部完整的学科史著作而言，这些内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读者来说，则会看到更加系统完整的学科面貌。

任晓教授是一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的学者，《中国国际关系学史》是一部学科发展历史的重要著作。认真阅读整本著作，除了以上的感受之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称赞。

一是作者在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历史的讨论之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从章节的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对学科发展的理解和诠释。“起落”“重建”“中兴”“跃升”，把这些关键词连接起来，会形象地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总体脉络，也会明晰地表现作者对学科历程的点题式评议。我以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为篇章设计选用的词语，而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的总结与反思。无论是对学科圈子之内的专业人士，还是对一般有兴趣的读者，都会产生启发性意义。

二是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史来看，学术总是在开放的学术体系中发展进步的，是在与全球学界进行互学互鉴、辩论争鸣中突破创新的。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学者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参与、交流和发表，并高度重视这类交流的知识蕴含与学科意义，告诉我们一个学科不可能在封闭的系统中，不可能在自娱自乐、自我陶醉，甚至妄自尊大的心态中发生、发展、进步。比如，作者高度重视的“中国学派”，也必然是在与中国学者、与世界学者的交流沟通、辩论争鸣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华文化为我们的学术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智识资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始终是世界多元文明中的一部分，始终是在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开放性互动中生发生长、进化跃升的。

任晓教授在书中引用过李约瑟博士的一句话：“也许整个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实践谦逊和友爱的精神。我们必须真诚相信，一切种族主义的思想，一切自我陶醉的文化优越感都是和世界大同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和创新，最终是为了人类共同知识的繁茂与丰赡，为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与弘扬，为了实现世界大同和人类共同体的美好理想。面对一个冲突四起的世界，国际关系学人更应该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

为此，我们共同努力。

2022年3月6日于青岛即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