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袁明

43年前，我在北大攻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生时，担任“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一课的老师是吴其玉先生（1904—1995），当时他已经75岁了。吴先生年轻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担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基本以英语给我们授课，但是有一次讲课将近结束时，他凝视窗外，用中文缓缓地又非常清晰地诵出杜甫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现在我也已经过了75岁，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比年轻时更多的观察与思考。我想，吴先生在那一刻，是否不经意间又开出了一个题目？

我们现在讲的国际关系学，其主要内容，或说思想根源，开始于近现代的欧洲。17世纪以后，欧洲内部思想、社会激烈动荡，后来又在全世界拓张，又引发了全球各地不同形式的反应。西方知识界以体系方式逐步把这些活动归纳成一个知识结构。这里面的一个关键词是“国际”（International）。这个词是欧洲人的创造。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第一国际，后来恩格斯又创立第二国际，都是将“国际”概念变成国际组织的实践。美国在18世纪后期建国以后，曾长期受“孤立主义”的影响。“国际主义”在美国发展，是美国走出19世纪以后的事情。但是，“孤立主义”在美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植根深厚，这一点与欧洲有很大不同。

国际关系学被介绍到中国时，中国面临的又是与欧洲、美国很不一样的历史场景。历史学家章百家分析道：“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旧的对外交往体制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入新的国际社会一下子就被抛到了最底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是从民族救亡开始的。

中国知识界在一百多年前开始做“中国与世界”这篇现代大文章时，有一种精神气象值得后人尊敬。梁启超是代表人物。他的一段自述是这样说的：“余乡人也。九岁始游他县，十七岁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面对世界潮流冲击，中国出现了一批觉醒者，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

任晓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视角。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与思考，终于完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史》这部著作。看到书稿中所列出的详细人名、文稿、刊物与书目，我非常感慨。这需要沉浸到无数史料中去“淘金”，这也是为后人留住历史，向生命致敬。

“作为大学来讲，就要从历史、全局的角度研究更多的问题，更长远的问题，更学术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外交界一位资深长辈的嘱托。我们依然在路上。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