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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系调整与学科重构

1952年6月至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高等教育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模式的高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一大调整于1953年基本结束。经过调整,中国的大学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私立高校退出历史舞台

1952年院系调整中,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全部裁撤。经过调整后,私立大学分别并入其他公立高校。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以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所谓的符合需要就是,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一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发生了转变,被改为工科院校。而随着各地新设工科院校的增多,这一比例更跌至4.3%。

(二)仿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新的高等教育体系

“向苏联学习”是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的主方向。在冷战背景和东西方对立的大形势下,苏联是仅有的能向中国出口技术的国家,苏联援建了大批工业项目,也需要大量中国俄语人才参与其中。在中苏结盟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背景下,俄语成为第一重要的外国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得到广泛推广,全国范围内包括各大学掀起了学习俄语的热潮。“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三)人文社科地位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大规模进行工业化建设,国家急需工科人才。因而,这次院系调整的又一特点反映为,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院系调整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增。与紧迫的工业化建设不直接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地位下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终止和取消。1953年底,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上消失了。政治学也是如此。

(四)高校部分权力收归教育行政部门

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高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在这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这年暑假亦可大部分完成,各类高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的部分权力上收。

(五)大学中的“思想改造”

院系调整与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相联系的。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的话可为表征:“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这次与院系调整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次。

在大学之外,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仿照苏联于1949年即成立了中国科学院。1955年在其内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56年,党和国家组织制定了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12年(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3月30日至4月9日,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社会科学专家,为了学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在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举行了社会科学理论问题报告会,七位苏联社会科学专家及四位中国负责同志在报告会上做了报告或发言。四位“中国负责同志”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周扬的报告题为“反对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其关于“思想改造”情况的叙述是具有权威性的。

周扬做出的估价是,1954年10月开始的对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由于对各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猛烈的冲击,在这些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阵地,已经大为削弱,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已经大大加强。

也是在这次的报告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做了“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研究计划”的报告。当时中国科学院下设哲学社会科学部,报告关于社会科学总体情况的叙述可说是权威性的,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仍然是严重地落后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需要,远远地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的。” 怎么办?正在制订的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是以在十二年中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为奋斗目标的。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列出了如下八个方面:

(1)开展各门科学中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在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科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语言科学、法学、教育学和文学之后,报告说:“其他如民族学、国际问题、中国科学史、中国艺术史等都需要展开研究。”

(2)补足缺少的学科,加强薄弱的学科。其中说到,“法学、教育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等方面有许多工作更是要从头做起”。

(3)编写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应当努力做到综合当前本门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或体现中国革命的经验,体现中国学术文化的优良传统。它应当是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

(4)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5)搜集、整理、编纂出版供研究用的各种资料。

(6)编辑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各种辞书和工具书。

(7)出版古典的和近代现代的学术著作。

(8)培养干部。

接下来在具体措施部分,一共列出了12条,其中第1条是调查现有不在研究、教学和编辑、翻译工作的岗位上,而又适宜于担任这些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尽可能地把他们集中到研究、教学、编辑、翻译工作岗位上来。第3条是在中国科学院建立一批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如建立法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科学史研究所等。在全国各有条件的城市或地区建立研究中心或研究分所。第4条是在政法、财经、文化教育等部门建立一批研究所,如司法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各个部门的经济研究所、教育学研究所、艺术科学研究所等。 这三条,或多或少都与开展国际问题研究有关。

由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大学中就没有了政治学系,因而国际关系学也就没有了大学政治学系可以依傍,这对于学科发展自然是一种不利的情形,这方面的人才培养也必然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外交学院等极少的院校外,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多是在大学外进行的。 oRy1v4DF0iINWzfGs1QGUzw71Y7UvPWs+3yGLUeSLivPsuKz6eNwu9+wbdlyLw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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