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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已经看到了由近代而现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密切联系在日益增强。此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体现在有识之士和不少学人的认识与研究中。
穆藕初就指出，国际间政治上之侵略，足以妨碍中国之商务。“历史将昭示吾人，不仅敌国间之商务，难以充分发展，即附近各国之商务，亦受政治侵略之影响，而妨碍其进步。良以甲国对乙国政治上之侵略，乙国之人民，无论如何良懦，必有极深切之痛苦的感觉，并极明显之抵抗的反应。因此其影响遂及于甲国对乙国之商务，其结果且酿成战争，欧战即其最显著之例也。因政治侵略所发生之结果，不仅当事国之商务，因而停滞，且波及于其邻近及其他有关系之各国。故国内和平，诚为增进商务所必要，而国际间之友谊，尤为增进商务上之远大利益所必需。商务之进步，必须基于国与国间之好意。而政治家之侵略，恒易造成不可磨灭之恶感。其为害于商务，虽隐而不可见，然其足以减少商务上之发展，甚为明显。虽其邻近各国，亦极易感觉。”
穆藕初之言，把战争与和平对于商业开展的影响，表达得十分明白了。中国以外之势，其影响及于中国之内可能至深。而《大公报》亦同样深刻地认知到外部力量作用于中国而可产生的结果，因而中国与这些力量不能不建立起不同形态的关系：“中国今日，尚居于次殖民地地位，国际关系本极复杂。西南一部之于法，西北边境之于俄，东北与华北之于日，东南之于英美，情态错综，历史悠久，若非善于因应，概保亲交，则一发之牵动，可以引起事变，亦即可以影响于国内国策之进行，此在今日重要时期中，多边外交之所以不容忽视者也。吾人尤应注意：现代国际生活，不啻天下一家，任何潮流动响，皆可波及中国，吾人固不能倚赖外力以图存，亦不能离国际团体而特立，是故周旋坛坫，目光四瞩，不特在现代国家为必需，在国际关系复杂万状之中国，将来或联合他国而自成集团，或自动自主以加入一既成集团，事虽属于未来，注意不可以不早。”
这一时期较为晚近论及这一问题的还有焦敏之的专著《近代国际政治史》，作者是一位在上海法学院和暨大任教的上海学者。焦敏之认为，近代（现代）世界史的开端，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以后，各国（尤其是欧洲各国）内部的事变，具有强烈的世界的意义，影响到了其他国家的生活，所以一国的事件，动辄成为国际或世界的事件，有的国家同情，有的国家反对。内战变为对外战争，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往往成为多数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固然，在此之前，一国的问题，也有成为世界问题者，但就其范围和性质说，是不能与当时法国的问题并论的。因为在基本上，封建的闭关主义，狭隘的经济范围，地方性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一国的内政问题，是少有可能转变为国际问题的。只有当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铸造着全世界时，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斗争，才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斗争。”
还有一点，很明显地，自法国革命以来，差不多很少有哪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能够爽爽快快地由内部自行解决。特别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当中。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今日世界新民主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立的时代，一国的事件，外在的因素，一天一天地在增大其重要性或决定性。很明白的例子就是中国。
十分自然，民国学人所研究的课题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外交实践息息相关。
1921年7月，美国在哈定总统领导下发起华盛顿九国会议，中国亦受邀出席此次会议，这成为争取国权的极好机会。该会议初无正式名称，尚在酝酿时就在中国学界引起极大注意，称其为“太平洋会议”。余日章称：“太平洋会议乃予吾人以一大好机会，足以促进吾人研究，对内如何措置使军阀崩颓，政治统一，教育兴展，民智日开，实业发达，民生日裕。又使吾人明了对外如何应付，不失我大陆国民之体面，我国家之尊严，并能主持世界之公道，与夫永久和平。……深望我同胞急起研究而有真正公意之发表并毅然决然迅作精诚努力整顿国是之伟大举动。太平洋会议对政府代表或可轻视，其于我国民对内对外正大建设之言论与行为，必加特别注意而致敬太平洋会议，诚千载一时之机会，我同胞岂可放弃之乎。”
穆藕初也持类似看法，称：“太平洋会议将于本年十一月十一日开会于华盛顿，我国人以无限之热望，无限之同情，希望此会议之成功，俾向之受屈于巴黎和会者得直于此会议。……太平洋会议为我国生死存亡之所系，不可不慎重讨论，慎重提案，以免蹈巴黎和会之覆辙也。”“我可以至诚之态度，恳切之言语，陈说我国与国际间和平之关系，及某国侵略我国之行为足以危及国际间之和平，于是提出‘我国政治的独立与经济的独立’之议案，以求列国公道之承认。”
《申报》鉴于兹事体大，在其星期增刊开展集中研讨。申报星期增刊的主其事者鉴于中国参加此会议之关系重大，将前后所载凡属主因与副因、远因与近因一一汇编成册，附以《申报》对于此问题的各种评论，而成《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一书（项衡方编），适足以为鉴。财政专家贾士毅则由于奉命赴美列席华盛顿会议充专门委员，留居四月，因就所见所闻，撰成《华会见闻录》（商务印书馆），共由十章组成，自华会开幕至结局作有系统之记载。关于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远东问题叙述尤详。
此外，还有黄惟志著成了《华盛顿会议》，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守一则撰成了《华盛顿会议小史》一书，该书载明，在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看来，以为山东铁路已可买回，关税已实行值百抽五，其他也有不少零碎的便宜，比较在巴黎和会以战胜国而遭排斥总算好得多。而且华盛顿会议，商教联合会特派余日章、蒋梦麟两先生以国民代表的资格，到美监督代表、影响舆论，比较巴黎和会好得多了！
同时，周守一也指出内政影响此次外交最大之点，便是全国七零八落，没有统一的政府。……军阀专制，政治失轨，遂使人看轻。此外如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本来可以拿国会未批准作理由，但因为中国数年来没有国会，竟致不敢主张。
关税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深为关切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一步步丧失关税主权。穆藕初说：“中国人对于协定关税所最感苦痛者：第一财政上无伸缩之余地；第二出口货受同一税率之束缚，不能使土货畅销国外；第三进口货不论奢侈品、消耗品、日用品、需要品一律课以值百抽五，致使奢侈品、消耗品易于输入，而需要品反因而阻碍此皆有害于中国之对外商务者也。中国人虽不主张保护关税，然不能不要求恢复税权，俾使自主更正，使合于科学的经济的原则，以促进商务之发达。”
可见，关于关税自主，中国争之已久。
贾士毅就此问题，经深入研究，撰成《关税与国权》（商务印书馆1927年7月初版，为“关税问题丛书”之一种），论述极详，使该书厚达650页，并以英文注书名为 Tariff Autonom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也即关税自主与主权，表明了该书的主旨。在贾士毅看来，一国之税权，一国之主权系焉。自主之国，税则率由自定，不受人制限。此东西列邦所同也。我国不然。自道光中叶江宁条约成立，海关税制遂易国定而为协定。其始作俑唯英国，未几而俄、法、美、日诸邦接踵效尤。其始唯进出口税协定，未几而年度、标准、改正货价，亦以失其自由。其始唯聘用客卿襄办税务，未几而太阿倒授。海关行政完全劫持于外人之手。
是故欲恢复国权，必自关税自主始。天下未有税权不能独立，而可与言国权者。我国关税之宰制于人，亦已久矣。循是不变，则财非其财，国非其国。频年朝野士大夫，感于片面协定关税之痛苦，抵掌自主，举国一致。始建议于巴黎和会，继提案于华府会议。虽层累波折，樽俎维艰，而卒于去年召集关税会议，得列邦之承诺，毅然以自主之权，返之于我。
1925年10月，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激烈的反帝斗争形势，邀请美、英、日、法、意、荷等六国代表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协商解决中国关税自主问题。主要议程是：甲、关税自主：（1）制定国定税则；（2）裁撤厘金。乙、过渡期间临时办法：（1）征收临时附加税；（2）征收奢侈品附加税；（3）陆海边界划一关税税运办法；（4）估定货价。丙、有关事项：（1）证明洋货出产地办法；（2）关税存款问题。
柳克述的《近百年世界外交史》做了十分清楚的交代：1925年至1926年，英美等十二国代表与前北京政府在居仁堂开关税会议，虽勉强通过了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但对于加征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的附税，即所谓过渡的差等税率，多方留难，不肯承认，致无果而终。其后南方革命政府，虽在所辖地方，自动征收二点五及五厘附加税，但亦未得各国正式承认。及至1928年6月中国统一告成后，国民政府乃对关系各国政府进行正式之谈判。
与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有关者，共有英、美、法、意、日、荷、比、葡暨瑞典、挪威、丹麦、西班牙等十二个国家。其中日、比、丹、葡、西、意六国，算至1928年，条约期满，中国政府外交部即根据是年7月7日宣言，概予作废，照会对方，磋商新约。至其他六国，虽未满期，亦同时与之接洽，俾一致尊重中国关税的自主权。1928年7月25日，中美关税新约首先成立。自中美新约成立后，各国态度，咸受相当影响，次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至1928年底，即中国政府预定公布海关进口新税则时，上述十二国，除日本多方狡赖外，悉与中国达成关税完全自主之约。日本延至1930年5月6日也与中国缔结新的关税协定。
就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言，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程度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中国变成‘世界的中国’；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频繁参与各种国际活动。在国际联盟的前十年中，中国共参与了13个国际条约，在非欧洲国家中，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参与的数量。这也是知识分子探索未来发展的沃土，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所指出的，‘自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与更为宽广的世界的相互作用往往以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面貌……如果不是特别注重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观察，我们简直无法正确地理解现代中国史’。”
又据胡愈之概括：“吾中国自加入欧战以来，在国际关系上，已获得巨大之报偿。威海卫及青岛则已光复故物矣。与战败国所订之不平等条约则多已废弃矣。客邮则已撤除矣。国际联盟中，中国亦居然占有重要位置矣。苟吾民能自振作，则在今日，吾国固久已得跻于强国之林，不再为他国所鱼肉矣。”
国际化背景和日渐提升的教育，使得国际关系研究如鱼得水，并直接诱发了双重效果。一方面，中国学者积极引入西方学术，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参与国际讨论和争鸣。另一方面，西方学说也激活了学者对自身文化的深入发掘，学者以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解释中国的事物与发展，并从经典著述中寻找契合点，其“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冲动更加强烈。
比如，张明养批评了蒲莱士（James Bryce，今译布赖斯）所著《国际关系论》对国际关系的长时段理解。这种长时段的理解将国际关系分为五个时期，即从“古代各部族互相争夺、时局极其纷乱的时代”，到“罗马统一以后领袖各国而使世界暂时安定的时期”，再到“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教皇专权横行天下的时代”，而后是“十六世纪政教分离至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后”的时期，最后是“十九世纪开始以后”的时期。张明养指出“真正国际政治的开始是在产业革命以后”，这是因为“产业革命的成功，使欧洲成立了几个民族的国家，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复因产业革命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全世界的领土打成一片，有些文化落后的地方就沦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而各帝国主义者间又因为利益上的冲突相互依赖的关系，更发生密切的接触，于是世界政治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始了”。
实际上，作为国际关系史开端的产业革命话语强调了资本主义对于国际政治之重要性；而资本主义从其最初的雏形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形式又构成了之后的基准时间话语，并将国际关系史分为商业资本的重商主义时期、工业资本的民族主义时期和金融资本的帝国主义时期。
显然，张明养具有自己的视角，因而有着与蒲莱士不同的“基准时间”，进而对国际关系具有不同的解读。
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是尤其突出的方面。在教学层面，民国中国知名大学在政治系和历史系中都开设了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课程，例如北京大学由张忠绂开设的西洋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燕京大学由坦康开设的外交史，由徐淑希开设的西洋外交史，由洪煨莲开设的远东近世外交史等；清华大学由蒋廷黻开设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武汉大学由时昭瀛开设的中国外交史，由缪培基开设的近代欧洲外交史；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开设的外交史、中国外交史和欧洲外交史等课程。在研究成果方面，民国学人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著作，或者在其理解和论述国际政治现象与规律的过程中大量借助了国际关系的历史方法和视角。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论述却常被后人所忽视。
就国际发表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十分活跃，他们用英语撰写的论文和文章经常出现在当时国外主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上，如《美国政治学评论》（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太平洋事务》（ Pacific Affairs ）、《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和《远东季刊》（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等。此外，《美国国际法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经济学季刊》（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和《种族发展杂志》（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等期刊上也能看到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国际问题的身影。
在各位作者中，除专职的大学教授或研究机构人员外，还有职业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和徐谟等，政府官员如谭延闿、孙科等，宗教团体领袖如于斌、余日章等，社会团体领袖如黎肇寰等，以及“学人外交”参与者如胡适、徐淑希、张歆海和陈之迈等，这显示各阶层知识分子有志于在国际性出版物上对中国与世界议题进行讨论或传播。20世纪20年代，夏晋麟还曾撰著英文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之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势力圈、门户开放主义、军警、关税诸问题均有详细的论述。
民国时期，学者和学者型外交官积极活跃于国际学术和外交实践中，成为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包括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王宠惠、王世杰、徐淑希、徐谟、梅汝璈、梁鋆立、郑天锡、蒋廷黻、叶公超、张忠绂和张彭春等多人。其中很多都是学官两栖，双重身份。作为首位从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华人，郑天锡曾经从1936—1949年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在联合国相关机构筹备和建立阶段，中国的声音也得到了国际尊重。特别是在国际法编撰方面，中国学者贡献良多，如梁鋆立，是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参与国际法的制定、编辑及国际机构实践的代表。梁鋆立的著述经常出现在《美国国际法杂志》（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世界事务》（
World Affairs
）和《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报》上。二战结束后，中国外交家在世界人权制度设计问题上，与美国一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体上推动了国际人权保护思想和机制的发展。
其中的杰出代表是张彭春。
张彭春（1892—1957）青年时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和哲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曾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时间长短不等。1933年6月，作为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张彭春被派到加拿大的班夫（Banff）市出席会议。会后，受邀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夏威夷大学任教一年。1934年，张在檀香山出版了 China: Whence and Whither? （《中国：何去，何从？》）一书。 [5] 1936年，张又在伦敦出版了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十字路口的中国》）。该书由埃文斯兄弟有限公司（Evans Brothers Ltd）出版，系在 China: Whence and Whither? 的基础上经增写后完成，全书扩展到179页。它成为张彭春向西方讲述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书中不仅详细叙述了中国的历史成就，重点介绍了儒家思想，还表达了对中国社会的思索。
战时，张彭春先后出任中国驻土耳其和智利特命全权公使。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张彭春作为中国四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期间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1946—1952年）。1月23日，他在经社理事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一种新的忠诚”的讲演。2月7日，提出创立“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建议案。1947—1948年，张彭春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和《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张彭春又是召开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者，建立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提议人，因而他堪称联合国有关组织机构的缔造者。
从民国时期学者的研究议题中，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重点议题和学术诉求有所不同，如追求中国国际地位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铁路主权、内河航行权，实现关税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和列强侵略，关注远东局势特别是日本威胁，关注中美之间关系的正常开展，认识到实业竞争与国际地位之间的联系，痛恨国内冲突同其国际诱因之间的联系，警惕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威胁，同时也展现出民国学人乐见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反思，以及对战后国际体制及国际和平的向往等。
不过，贯穿民国外交的主要线索是收回国权或“寻找主权”。与之相应，民国学人在国内外平台上探讨的重点也与“国权”相关。很显然，这些需要收回的“国权”都与不平等条约有关，而这些条约大都是“单边性”和基于“恶意、嫉妒和阴谋”的；就分类而言，则涉及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租界和租借地特权、通商口岸权、关税自主、铁路权益、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失土收复、沿海贸易权以及外国银行特权等。正如顾维钧在1917年就指出的，中国外交面临的“枷锁（shackles）”包括治外法权、关税自主、通商口岸和铁路权等。刁敏谦则呼吁：“中华民族将坚持不懈，直到收回所有租界和租借地，直到外国军队撤离中国土地，直到所有内河航行权和沿海贸易权都回到中国人手中，直到中国人真正当家作主。” [6]
学者们往往将这些外交诉求纳入到“救亡图存”的话语中。就此而言，国人所求常常无非“平等”二字，其目标是“在国家家庭中重新获得平等地位”。 [7] 中国的“卑微国际地位”被视为“中国的最大障碍”。 [8] 夏晋麟认为，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国家生存和国家独立”；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必须从外国主宰和干涉中解放出来”。 [9] 其中，日本被学者视为“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复权运动最大的障碍”；英国和美国次之，但英、美也被视为中国收回国权的巨大助力。
无论参加巴黎和会，加入国际联盟，还是出席华盛顿会议，都会涉及中国旨在达成的目标若何，也必然涉及中国的国力状况，以及在国际上之地位所带来的制约、所造成的可能。巴黎和会上，几个大国上下其手，决定弱小民族的命运，中国欲从战败的德国那里收回早先被侵夺的权益，却遭受大挫，已给中国人一个教训。因而对于加入国际联盟之取舍，自不能不引起争辩。梁启超撰《论研究国际联盟之必要》文，表达了既要参与其中又不求“自庇”的务实态度。梁主张：“不必问国际联盟之近效何如；不必问我之能否厕其列以求自庇；但当求使我国堂堂立于天地间，不愧为组织此‘国家以上团体’之一健全分子；但当求以我国之力，促进此‘国家以上团体’之发荣滋长，而率以正轨。夫如是，则研究此初诞育之国际联盟，察其禀性，而觇其祈向，岂非全国民所当有事耶？”
1933年中国政治学会召开首届会议，其议题展现了学者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及其思考逻辑。其“外交策略案议题大纲”包括：“（甲）一般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利用国联？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如何发达中国与欧美之经济上利害关系？如何完成不平等条约的取消？如何实现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效用？如何完成远东互助及不侵犯条约？（乙）中国外交的出路，日内瓦？华盛顿与伦敦？莫斯科？东京？（丙）中日亲善问题，中日亲善之意义与形式如何？中日亲善之理由如何？中日亲善之实在性如何？（丁）中国外交方案的根本问题，笼统的以夷制夷或有计划的联结及牵制政策，拖延主义或消极抵抗，不得要领的应付或负责任的有限度的退让，多方的独立的触动或交互的连线。”
同时，有学者关注民国时期外交体系内部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认为无论是亲美还是亲日皆不可取，因为“欧美派之物质与技术援助之有限，日本派之欲求与日本亲善而不可得”，所以两者都不能视为解决问题之长久政策；认为国家统一、国力培育，即“内治”才是第一要务，“国际间纵横捭阖之策，置为缓图可矣”，中国应该推行“独立自主国之外交政策……在国家尚未统一、省治安定、财政增加、民力提升和小限度国防，可以收回国权”，并在此后，“外人势力不及于内地，而我之势力反可及于域外，而后政策可以运用自如”。
20世纪30年代初，洪钧培也讨论了中国国际地位问题及其两面性。他论述道：“欧洲各国因大战之后，经济损失过巨，工商无由振兴，而日美乘时跃起，握世界上工商业牛耳，因是世界经济中心点，自大西洋移至太平洋。我国适处太平洋之左岸，又为各国工商业竞争之处，因是世界竞争无不集中于我国，商业固不足论，即世界政治，亦有时视我国政治为转移。又日美近因种种利害冲突关系，感情日劣一日，太平洋风波，随时可以爆发，论者谓太平洋风波不起则已，若起，则我国首当其冲，旨哉此言。总之：我国以实力论，固无国际地位之可言，若以人口物产及世界大势观之，则我国国际地位，实罕与俦匹。夫我国国际地位，一方既若是危难，一方又若是重要，吾人理应如何奋发有为，以救国难，而发扬我中华民族精神哉？”
洪钧培在这里点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两面，主张要有所作为。
在雷海宗看来，各国间地位的蜕变与升降，就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由此立场去观察，是我们明了世界与认识中国的最简便的方法。世界大小六十余国，撇开法理与表面的名义不谈，专就实际而论，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强国、自保之国，及殖民地。强国为力的中心，其力的自然趋势为向外发展。殖民地为强国之“力”的发展对象，在法理上已成殖民地的区域不必说，连许多名义上仍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际也属于此类。自保之国介乎二者之间，其力勉强足以自保，不致成为他人的殖民地，同时也不能向外发展，不能自有殖民地。以上是就事理而言。具体的逐国推敲，任何一国都不是注定的要永久属于三类中的一类。
随着三类国家的发展变化，它们的地位也是会发生变异的。求人不如求己，在个人已经如此，在国家尤其如此。被日本中途打断的建国运动，我们若要继续完成，只有依靠自力。而只有发展自力，中国才有永远自保的希望。
民国时人的极其强调“力”，实在是得自于本国的历史而得到的经验，也即强权政治是最现实而又残忍的东西，“强国之间互相嫉视，互相克制，势力平衡时则维持一时的和平，优劣显然时则常是爆发战争。三个法则大约是强权政治必须遵守的：（一）没有一个强国将自己未来的命运，信赖于他强国的好意，允许或协定之上。（二）每一强国把法律放在自己手里，对其势力扩展的限制，只有其他强国的武力。（三）强大的国家必须用一切方法，甚至于用武力，防止其他国家渐次强大起来。这是强权政治下每一强国熟知而仅守的法则（见《时代批评》九十二期社论）”。
由此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亲苏反美，或反苏亲美，归根结底都于中国不利，而且易招致很多的灾难。
行万里路之后撰成的对世界的观察和札记，是中国有识之士考察外国而记下的闻见和思考，其中不乏有深度的研究性文字，也成为国际观的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反映近代中国人看世界的《走向世界》丛书
中各种近代札记所反映的、时人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继续。这些人士包括梁启超、胡愈之、邹韬奋、费孝通等人。
这方面的观察和思考首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19年，梁启超前往欧洲游历，次年，相继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的各部分。他以耳闻目睹、亲身考察的事实，向国人展现了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景象。就中国和世界，梁写道：“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而且各国所耗元气，都要取偿于外。……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将国际联盟这件事看得毫无价值，还要尽自己的力量，促他的进步。这回国际联盟，总算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调和的发轫，把国家相互的观念，深入人心。知道国家意志，并不是绝对无限，还须受外部多大节制。”
梁看到了绝对国家意志之弊，以及“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平衡的必要。
梁启超还体认到国际关系中的小国问题。在他看来，从前巴尔干小国分立，实为世界乱源，如今却把巴尔干的形势更加放大了，各小国相互间的利害太复杂，时时刻刻可以反目，又实力未充，不能不各求外援，强国就可以操纵其间，此等现象，为过去战祸之媒，战后不唯没法矫正，反有些变本加厉。
这也得到了历史的佐证。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可算那一时期的一本名著。
1931年初，在结束留学而从法国巴黎回国途中，胡愈之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到莫斯科，进行了七天的访问，写下名著《莫斯科印象记》。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描述社会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
不久后又有邹韬奋。1933年7月，邹韬奋离国赴欧，自称存着学习的态度前往欧洲，想就自己观感所及，写成文字，借《生活》周刊报告给国人。写作这些陆续发表于《生活》周刊的书简，邹韬奋是本着极为认真之态度的，自称：“这些‘寄语’虽然是‘拉杂写来’的零篇断简，但是记者在观察研究的时候，心目中却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就此，邹韬奋写出了多篇文章，次年结集出版，此即日后颇为闻名的《萍踪寄语》。邹韬奋在《萍踪寄语》初集问世后，又接着出版了二集和三集，三本书都是在欧洲的时候写成，写后寄到国内来，所以叫作“寄语”。而接下去的《萍踪忆语》，其材料是在美国考察所得到，而在回国后写成，故称为“忆语”。“这本书对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如政治背景、劳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杂志和新闻事业等等，都根据种种事实，有所论述；尤其注意的是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消长，由此更可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国家的真相和它的未来的出路。这里面有着种种事实和教训，给我们做参考。所以我们研究美国，从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看去，从国际的形势看去，从太平洋的风云看去，都有它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从中国取长补短的立场看去，也很有它的重要的意义。”
学者费孝通则撰有《初访美国》（1945年）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二书，均由生活书店出版。
“初访”是1943年的事，它反映的是“一个在清朝末年出生，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而且在艰苦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工作的人，在他初次访问美国时，他是怀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去看那个和他本国不同的世界的”
。
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问题至今天依然深刻，此即：中国人对于美国不了解，不认识，或是美国人对于中国不了解，不认识，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中美有了这样长的接触，有不少人到过美国，或来过中国，而两国还是这样陌生？
经过了多年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是那样耐人寻味。
在《初访美国》这本书中，费孝通已经十分清楚地表述了日后被称为“地区研究”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取向，这就是：“美国政府明白这次战争是全球性的，美国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战争，而且现代的战争不能缺少当地人民的合作，为军事上的需要，作战的部队必须对于战区的人民有较深的了解。而且他们也知道军事胜利之后，对于解放区的种种设施，都得根据当地的民情来擘划，来推行，所以召集了各种专门人才设立区域训练班。……在区域训练班里，地理、历史、文化各方面全得顾到。于是专家之间得互相配合，贡献他们各人的专门知识，来完成对某一区域的介绍。”
这种研究工作，便是在二战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在当今中国则通称为“区域国别研究”或“国别与区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