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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对于中国是一个影响较深的国家，两国之间的交往、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积极的与消极的，和平的与非和平的，相互缠绕，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侵入中国，蚕食中国领土，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最终又遭到失败。在如此背景下，日本这个邻国不能不引起中国有识之士和研究者的重视，对日本的研究相对来说也就走在前列，出版了诸多这方面的著述。较早的有史俊民撰写的《中日国际史》，该著叙述详尽，所论亦可称得当。史俊民指出了向对手学习的必要性，称：“中国地处东亚，日相接触，而足以资借镜者，莫如日本。日本自维新以后，对外政策，朝野一心，措施有序。如甲午之战，仇我也而志在急于自拔。迨拳匪之变，对我有庚子之师。……一举一动，莫不收己国极大之利。雄视欧亚，有由来矣。”因而“采集中日近年各种条约密约合同等，加以按语，附以事实，其或偶加论断，则本诸良心与经验，期与阅者见以悃忱”。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已看清了日本一些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首先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的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词。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话，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其次，“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门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驾，不让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不能不说，李大钊的眼光是锐利的。他自己，则主张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日人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应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然而日本在对外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欺凌中国日甚。1930年10月，由林同济所撰的《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由上海华通书局出版。在这本著作中，林同济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从日本建立南满铁路会社、中日合办铁路、日本对中国自办铁路的阻挠以及对日本在中国东北铁路的态势分析，得出日本对东三省侵略的总观察，并揭露日本的政治野心。次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使林同济意识到日本在开始全面吞并中国。中国人讲公理，求制裁，然而一切落空。在经历种种痛楚后，以“力”为母题的思想逐渐在林同济心中产生、形成系统，这是他后来提出的“战国时代”“大政治”“尚力政治”说的基础。
再试以刘思慕（1904—1985）的研究经历为例来加以说明。
1930年前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步紧似一步，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北大台湾籍学生宋斐如以及彼此熟悉的吕振羽、谭丕模等人发起组织以日本问题和东方民族运动为中心的东方问题研究会，并编辑出版《新东方》杂志，刘思慕受邀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同时在宋斐如主编的《新东方》杂志担任编辑，他的注意力因而转向侧重于日本时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若干有关日本内政外交的文章。这是刘思慕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写作的开端。全面抗战开始后，刘到了香港“国际新闻社”，担任类似国际方面专栏作家的工作，专门从事国际时事、特别是日本问题的分析。彼时，旧友宋斐如发起组织“战时日本研究会”，邀集一些留学过日本或对日本问题有研究兴趣的人士参加，并创办《战时日本》月刊。此二端推动刘对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此时从事日本研究的还有郑学稼、李纯青等人。1937年7月，生活书店出版了郑学稼所著的《日本财阀史论》。作者在序言中说：“在我直觉里，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国家，应受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渗合而成之金融资本的统治。所以，我研究的第一步，不是政治的表面现象，而是构成政治内容之金融资本的探究。……开始时候，我概括地知道了日本有几个金融资本家，——他们被日本人称为财阀。后来，我个别地研究各个财阀的历史和现状。这样，我所关涉的范围有日本史，日本经济史，政治家传记，政党史等等。”
而另一位专攻日本的学者李纯青则从日本工业出发，研究了财阀，然后从各个财阀不同的利益，去寻找它的代表，那就是政党。政党由人物构成，然后深入研究人物。
到1948年，刘思慕在上海士林书店出版了《战后日本问题》一书，该书对日本战败投降、美国片面管制及对日政策、战后改革、东京审判、日本人民运动和日本经济复兴等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了阐述。还从历史的角度，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及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等历史特点做了回顾，不仅比较分析了战后与战前日本的不同，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异同，也做了比较分析。郭沫若给予该书以颇高的评价，为之作序，称“这部力作实在是最切合时宜的，而作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
相比之下，王芸生编著、洋洋七卷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学术产物。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沈阳的炮声响了，东三省危急。当此之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因感国家之可危可耻，提议在报上开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并请大公报编辑王芸生担纲。王芸生因感义不容辞，奋勇任事。当时确定计划，从1871年订立《中日修好条规》开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终止，时间整六十年。后来成书时即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之所由产生，乃出于一片忧国之情。1932年，该书第一卷印成，张季鸾为该书作序，语称：“吾侪侧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
王芸生本人则称：“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横逆，足以唤醒中华民族！天助自助，夫复奚疑？中国复兴之一大机运，亦在于此焉。本书之作，所以望国民之知耻而怀奋也。”
在那样一个中国人面临着民族危亡的历史进程中，救亡不能不是当时中国的时代主调，因而也不能不在那时的国际研究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开始动笔于1931年9月，至1934年5月4日第七卷出书，由大公报社编印出版，其间不过两年半时间，因而难免粗糙。书中收入的史料文献，都是文言体，王芸生所作的历史叙述也都是用浅近文言写的。“编例”中说明，“本书虽名《中国与日本》，然自甲午战争以后，中日外交渐成为世界的关系，与欧美各国有不可分离之势。如甲午以后俄国的侵略东北，德国的经营山东，均为后此对日关系的前身；及以后美国注意满蒙问题、华盛顿会议等事，均与中日外交成直接关系，故也不能略而不述”。也就是说，它的撰述以中日关系为主轴，旁及其他国家及其关系。第七卷记事包括从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至1919年巴黎和会时止的中日关系，可惜撰述到此后搁笔。
直至1957年，按王芸生本人的说法：“由于领导上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并在叙述部分改用语体文。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不很平常，于是再度搁笔。”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作者年已垂暮，该著修订计划，已不许可像一、二卷那样大加增删。乃大致维持旧状，增添重要的晚出文献，删去不甚需要的东西。这样，把一至七卷书修订完毕，才得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新版。据第一卷封底交代：“本书曾在三十年代初由大公报社编印出版。当时由于战争影响，没有出齐，只出版了七卷，内容包括一八七一年到五四运动的中日关系。此次重印，作者作了修订和增删，并将编写第八卷，用大事记形式记述从巴黎和会至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第八卷最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82年出版。
类似的还有蒋坚忍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该书的献词是“谨以此书纪念我济南惨案朝鲜惨案东三省惨案死难诸同胞”。何应钦作序称该书“洋洋二十万言，旁搜远绍，无一事非实情，无一句非确证，将六十年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状，和盘托出，其用心良苦。日本帝国主义与我国关系至为密切，其压迫于我较一切帝国主义者为尤甚。中国不欲求自由平等则已，欲求自由平等，非先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不可”。
这应该是当时中国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九一八事变后，王芃生与徐谟、张忠绂等南北著名学者在北平组织了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创办《外交月报》。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为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有关外交资料及说贴五十四种，在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日内瓦国联会议举行，王芃生应顾维钧邀请赴日内瓦襄赞中国代表团工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关于后藤（新平）子爵指斥日本陆军（关东军）扰乱满蒙”的说贴。这对证明柳条沟事件系日本关东军阴谋策划，驳斥日本代表关于田中奏折的诡辩起了重要作用。
创立于北平的《独立评论》周刊，则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最能表达民族心声的一种刊物，代表了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这一段时间内学人对内对外政治思想的主要趋势。
《独立评论》创刊于1932年5月22日，距离上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才八个月，距离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才两个多月，迄1937年7月25日因战火而停刊为止，计出刊244期。各类文章之中，谈论“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日本情势”“国际联盟”三者合计达205篇，约占全部文章1317篇的16%左右。
1933年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这一年内：国联处置中日问题失败、裁军会议失败、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也即告失败，蒋廷黻认为这是国际主义的破产，偏狭的、军备竞争的国家主义的胜利；至于未来，要看日本采取的是攻势或守势的外交：如果日本是为东北本身而占领东北，那么它既已得了东北就会满足；但是如果日本自己要给东北问题更大的“世界性”，那么世界大战必会在短期内爆发。蒋廷黻根据日本外相广田在日本国会的演说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日本保留干涉的权利，遂认为日本是要借东北来控制全中国，这是攻势的外交。
蒋廷黻的分析，由几年后的七七事变、珍珠港事变引起的太平洋战争而得到了证明。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大多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或许是经常聚谈的关系，除了在开放政权、统一方式的问题上有民主论（胡适、张奚若）、独裁论（蒋廷黻、丁文江）、折中论（陈之迈、张佛泉、萧公权）的差别，对于抗日问题的看法则有相当的共识，既反对一味退让，也反对即行开战，而主张在抵抗中求妥协，同时利用一切国际关系来牵制日本，使它有与中国妥协的可能。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毕竟把艰苦卓绝的战争强加给了中国人民。张友渔于战时1941年7月的分析，揭示了日本在凶恶的表象下所处的困境：战争并没有给予日本资本主义以摆脱困境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枯竭了它的资源，破坏了它的生产，使它的整个经济陷于绝境，而人民的生活则日益恶化。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引起了政治的纷扰和社会的不安，而革命的危机也在酝酿着。这不仅使它的侵略战争走向失败，而且动摇了它存在的基础。为了克服这危机，又迫使它不能不更进一步法西斯化。虽然这是绝路，但还是一条路。除了这，更没有他路可走。法西斯主义把战争作为手段，而战争又加剧了法西斯的过程，二者是互为因果，互相运用的。
这是暂时困顿中具有穿透力的洞见。
根据许涤新的忆述，周恩来在1938年1月7日就写成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的论文，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发表于《群众》第一卷五期，1938年1月15日）。
在此前后，身处延安的毛泽东为批驳日本全面侵华后出现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决定撰写一部关于抗战战略策略的著作，对全面抗战十个月来的战争经历和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与解释，以回应全国人民关于抗战前途、抗战策略、抗战方式的关切，从而指明抗日战争的方向。经过深入研究和写作，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做了《论持久战》长篇讲演，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篇《论持久战》长文，目光如炬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通过三个阶段，中国必将从劣势转变到中日平衡再到占据优势，而日本必将由优势转变到中日平衡再转向劣势。《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仅指明了经过持久抗战中国人民必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光明前景，而且提出了在战争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持久战不断削弱日军优势、壮大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策略。
经过七十多年的检验，《论持久战》已经成为一部政治军事的经典之作。
学者方面，张仲实撰写了《抗战必胜论》，批驳了对抗战前途的怀疑派和悲观派，论述抗战必胜。张仲实指出，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认识清楚，就是被压迫者跟压迫者的斗争，不能单从物质的数量上来估计。就物质的数量讲，自然，压迫者优于被压迫者；但从斗争的质量与意志讲，被压迫者却优于压迫者。因为压迫者内部有矛盾，战斗力是很薄弱的，而被压迫者内部，却没有矛盾，没有摩擦，为了求生存，只知前进，因而意志是一致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所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大决斗中，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被压迫者方面的。
张仲实的结论是，我们只有下最后的决心，抗战到底，牺牲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
20世纪40年代初，正当抗战正酣之时，中国出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流派——战国策派。这是一个诞生于国家危亡时刻，在民族精神和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颇引时人关注。这一思想流派，因其核心人物创办的《战国策》半月刊而得名。《战国策》半月刊发行于1940年4月到1941年7月。它是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一批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何永佶等在昆明创办的。1941年7月停刊以后，他们又于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在重庆版《大公报》上开辟了“战国副刊”，继续阐发战国策派的思想和观点。
1940年4月1日，《战国策》半月刊正式创刊。其发刊词谓：“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
leitmotif
），
[4]
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向吾国在世界大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进。此中一切政论及其他文艺哲学作品，要不离此旨。”
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办刊的宗旨和办刊者的出发点。
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下，“战国策”派以新的“战国”时代比拟之，提倡“大政治”，反对注重内争、割据、阶级的小政治观，其首要的关注是时势、战争和外交问题。比如战国策派核心成员之一的林同济就认为，十年来国际大政治的蜕变，是把法国革命后欧洲文化所表现的“大战国时代”加强地、急转直下地表演出来。对这个恶劣无情的大现实，我们不但无法逃避，并且竟成为直接受殃的第一人。1918年至“七七”，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孽运乃紧迫着我们的思想及时作适应。
从上次欧战后之高歌“公理战胜”，以至“九一八”之苦赖国联，其思想都出于一条的路线。置身火药库旁，却专门喜欢和人家交换“安详古梦”。这恐怕是我们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险。林同济的结论很明确：大同可以为人们最后的理想。“战国”必须是我们入手的途径。要取得世界和平的资格，先栽培出能作“战国之战”的本领。
也是战国策派主要成员之一、同样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的何永佶，深知国际环境是严峻的、现实的，“大政治”观要求根据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来分析和预测国际局势，也只有从“大政治”观出发才能看出国际间的无情逻辑以及“国与国间的悲欢离合”，寻找到最适合于目前形势的对策。
《战国策》还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宗旨发表了大量文章，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提出文化重建构想，纵谈“大政治”学说，抨击官僚传统，检讨国民性，提倡民族文学运动，在学术思想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一时间，“战国策”派名声大噪。
从客观现实来讲，20世纪前半期的世界，乃是西方列强瓜分世界，彼此争斗，图霸天下的乱世。而此时的中国则是积贫积弱，遭受欺凌，特别是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面对如此困厄之境，寻求救亡图存、保国安民、守土卫疆的理论也就顺势而生，而既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又以策士心态来御敌的战国策派知识分子，用地缘政治及其理论指点世界和中国之态势，也成自然情理之事。学者张江河认为，地缘政治学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国策派首先引入中国的。
而据李金凤通过考察战国策派的所有文章发现，西南联大教授洪思齐又是介绍和运用地缘政治学的第一人。
从主观认同看，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早年对欧美国家强盛的历史进程均有深切体悟。例如，林同济、何永佶在美国研读的是政治学，雷海宗在美国攻读历史和哲学，陈铨和贺麟均是先留美后留德，前者既修过文学又学过哲学，后者长期专事哲学。这样的学术背景和现实观察使他们的主观意识抹不去其所受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烙印，表现为从己所认同的西方兴衰理论，来对待世界和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地缘政治及其理论当属此列。例如，林同济和雷海宗就以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历史形态观”，即每一种文化都像有机体孕育着生、长、衰、亡的生命规律的历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发展之时势，认为当时的世界是“战国时代的重演”。由于以往战国时代的特点是群雄争霸，一切皆战，竞争于力，而地缘政治之本质在他们看来即是“尚力政治”，因此，他们把地缘政治及其理论移入中国以促中华文明之强盛，就成为理归必然的文化认同。
在思想趋向上，战国策派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以战国时代重演为时代标识，以民族强盛为奋斗目标，以尚力政治为现实之路，以英雄崇拜为精神激励，并与其所认为的战国时代的需要一体构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何兆武也体认这一点。根据他的表述：“后来，雷先生、林先生，还有外文系的陈铨、云南大学政治系的何永佶等几个人物办了一份杂志《战国策》，别人称他们做‘战国派’，在抗战期间算是一个重要的学派。”
当然，在战国策派之外还存在其他各家。据石啸冲回忆，抗战时期，他为读书出版社编过一套未完成的国际问题丛书，只出版了五种，即张友渔的《东京的统治者》，沈志远编译的《今日之美国》，叶文雄、冲矛编译的《南洋各国论》，石啸冲本人撰写的《新南斯拉夫》，沈志远与石啸冲合写的《太平洋现场手册》。同时，还接受生活书店之约，参加张友渔拟编的《世界政治手册》，担任编写世界各国简介和国际问题词目。未等抗战胜利，该书的编写工作搁浅。1947年，由陈原最终编成了这本书。
也是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国际述评，前有卓芸（章汉夫），后有余伯约（夏衍），而以乔冠华用“于怀”的笔名执笔的时间最长。他从1943年1月到1946年3月，每两周一篇（只在1944年4月至8月因病中辍），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重大战役、重要国际会议和世界战争全局的关键性问题，还评论了战后一年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部分述评在1943年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形势比人强》，另一本是《向着宽阔光明的地方》。1945年的国际述评，则以《从战争到和平》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它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分析和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