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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王恽《秋涧集》卷66盛赞儒家智者荀子说：“金声绝响，诡辩纵横。兰陵著书，吐辞为经。”荀子的概念论达到了儒家正名逻辑的高峰。荀子的宏愿是用自己总结的概念论，把当时的流行诡辩一网打尽。
“用名以乱名”的诡辩，用“所为有名”（制名目的）的原则反驳。荀子说：“‘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
“见侮不辱”是宋钘的观点，意思是遇到欺侮，心理上不感到耻辱，就不会产生斗争的意念，发生斗争的行为，于是就能天下太平。这是用“不辱”的概念，把“侮”的概念弄混乱。实际的情况是，受到欺侮，就会感到耻辱，侮和辱紧密相连，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用“所为有名”的理论衡量，说“见侮则辱”是行得通的，因为它符合制名目的（指称实际、辨别同异）的原则，而说“见侮不辱”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制名的目的。
“圣人不爱己”是墨子的观点。墨子提倡以古代圣人夏禹为榜样，自苦利人，“爱人”而“不爱己”。荀子认为圣人爱人，圣人也是人，所以圣人爱人包括爱自己。说“爱人不爱己”，是把自己这个人，从“人”的普遍概念中排除，也就是用“不爱己”的概念，搞乱“爱人”的概念，这不符合制名的目的。《大取》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己，人也。爱己，爱人也。”这种“附性法”的复杂概念推理，符合《小取》中“是而然”的侔式推理的格式，是正确的推理。荀子批评的“圣人不爱己”论点不是《大取》的观点。由于荀子等人的批评，墨家学派起而修正本派祖师墨子的观点。
“杀盗非杀人”的命题见于《小取》。荀子从生物学的意义着眼，认为盗是人，杀盗是杀人。这也符合《小取》中“是而然”的侔式推理的格式，是正确的推理。如果说“杀盗”不是“杀人”，那么就是把作为盗的人，从普遍概念的“人”中排除，不符合“区别同异”的制名原则。荀子把“杀盗非杀人”，看作用“非杀人”的概念搞乱“杀盗”的概念。出于回应论敌批评的需要，《小取》对“杀盗非杀人”命题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墨家指出论证这个命题的推论模式不是应用“是而然”的“侔”，而是应用“是而不然”的“侔”。杀盗非杀人论证见表4。
表4 杀盗非杀人论证
为论证“杀盗非杀人”的命题，墨家提供了许多同类事例作为类比素材，以增强议论说服力。墨家总结“是而不然”侔式论证的核心，在于前提谓项附加新词素，在结论中构成的新谓项，意义发生变化，出现与前提中不同的新概念，违背荀子所谓“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的辩说原则，所以不能应用“是而然”的“侔”，即不能像荀子说的“盗是人，杀盗是杀人”，而只能应用“是而不然”的“侔”，说“盗是人，杀盗非杀人”。荀子对“杀盗非杀人”命题的批评，着眼于“盗”的生物学意义。墨家对“杀盗非杀人”命题的辩护，着眼于“盗”的伦理学意义。两家对同一概念的意义理解不同，应用的论证模式不同，结论也不同。
“用实以乱名”的诡辩，用“所缘而以同异”（制名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原则反驳。荀子说：“‘山渊平’、‘情欲寡’、‘当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
“山渊平”，是邓析、惠施等人的命题。荀子认为，这是用个别事实来搞乱一般概念。从个别事实说，有的山（较低的山），和有的渊（高山上的渊），一样平。但从一般概念说，山和渊是不平的：山高于平地，渊低于平地。这种一般概念是对大量事实的概括。用个别、特殊和偶然的事例来否认一般概念，是一种诡辩手法。
荀子所谓“用实以乱名”的诡辩，在现今逻辑学的谬误论中被称为“特例概括”“非典型论证”“仓促概括”“以偏概全”或“逆偶然”，是属于论据不足型的、错误归纳的谬误。
“情欲寡”是宋钘的观点。就实际情况说，个别生理不正常的人是情欲寡浅的。一般生理正常的人是情欲多。眼睛喜欢看美丽的颜色，耳朵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嘴巴喜欢尝可口的味道，鼻子喜欢嗅醇厚的气味，身体喜欢享受轻松安适。宋钘的诡辩是用“情欲寡”的个别、特殊、偶然事例，来抹杀“情欲多”的一般概念。
“当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是老庄、宋钘或墨子等人的观点。少数生理和心理情况特殊的人不喜欢吃牛羊猪狗肉，不喜欢听钟鼓音乐。多数生理和心理情况正常的人感觉牛羊猪狗肉好吃，钟鼓音乐好听。“当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的诡辩，也是以个别、特殊、偶然的事例来抹杀一般概念。荀子认为，以“所缘而以同异”的理论，即制名的本体论（对象的同异）和认识论根源（不同感官的感觉和理性的概括）来衡量，就能禁止这种“用实以乱名”的诡辩。
“用名以乱实”的诡辩，用“名约”（名称约定俗成）的原则反驳。荀子说：“‘非而谓盈’，又‘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非而谓盈”，是针对公孙龙“白马非马”之类的诡辩。“非”即“不是”，它断定主项“白马”，与谓项“马”为概念的全异、排斥关系。但这违反名称约定俗成的原则。因为“白马”和“马”，在命名时就表示它们是“盈”，即相容、包含关系，即“白马”包含在“马”中。按概念的共、别（属种）关系说，“白马”是别名（种概念），“马”是共名（属概念），“白马”的概念隶属于“马”，可以往上概括为“马”。公孙龙用“非”（全异、排斥）的概念来称谓“盈”（相容、包含）的关系，是混淆概念的诡辩。
“牛马非马”的命题也见于《墨经》。在《墨经》中，这个命题不是诡辩。《墨经》的意思是，“牛马”是集合，“马”是其中的元素，二者不等同，所以说“牛马非马”。这是对集合和元素关系的正确说明。可能有人撇开《墨经》中这一命题的科学内容，从字面和经验上曲解《墨经》命题，把《墨经》命题误解为某人家里有“牛马”，却没有“马”，即只承认有“牛马”的集合，而不承认“牛马”的集合中有“马”的元素，这自然就陷入了诡辩。荀子说这是用“非马”的概念来搞乱“牛马”的概念，指出用名称约定俗成的原则，看人们是接受有“牛马”为有“马”，还是接受有“牛马”为“非马”。荀子认为人们肯定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这样就能禁止“牛马非马”之类的诡辩。但这样从字面和经验上误解《墨经》“牛马非马”的命题，是忽略《墨经》集合与元素概念分类思想的理论倒退，或许是由于文化交流的障碍，而受错误传闻的影响所致。这不奇怪，无需指责，至今仍有不少人误读、不解《墨经》集合与元素概念分类的思想。
荀子关于“三惑”（三种诡辩）的术语，包含了名实关系排列组合的全部可能性：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这说明荀子概念论体系一定程度上的完整性、全面性和严密性。荀子自信地说：“凡邪说僻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似乎世上所有的诡辩奇谈都已被荀子的“三惑”说一网打尽。
从今天观点看，此说未免夸张。诡辩和谬误问题复杂，种类繁多，涉及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表达的一切领域，涉及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各科知识。古往今来，人们并没有穷尽对诡辩和谬误的认识与分类，未来也仍是一个亟待探讨的繁难课题。荀子在中国古代百家争鸣中，已经全面、深入思考了所涉及的概念理论。荀子一网打尽所有诡辩的自信心，有一定根据。“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和“用名以乱实”，确实已从名实关系角度，穷尽了全部可能性。
荀子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从儒家智者的视角，创发孔子正名的逻辑内涵，建构了以概念论为中心的逻辑体系，继墨辩之后，把中国古代逻辑推向又一高峰。荀子对概念论和语言论、本体论、认识论、判断论、推理论、诡辩论、语言规范化、华夏大一统等的相关论述，是当前有积极价值的学术精华。以现代方法揭示荀子正名论的逻辑意义是中国逻辑元研究的课题。
孔子从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思维表达实践中，率先总结概括出“正名”的思辨课题，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对诸子百家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各家从不同角度阐发“正名”的课题，提出各具特色的独到见解。荀子撰写了体现儒家特色的逻辑名篇《正名》，对先秦名辩思潮作出适合儒家需要的系统总结。
“名”相当于语词、概念。汉字“名”，在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由“夕”“口”两部分会合而成。甲骨文“夕”，模拟月牙形状，表示黑夜；“口”描绘口部形状，表示说出名称。“夕”“口”会合为“名”，表示在黑夜里，用眼睛看不清对象，需要用口说出名称，区分、说明对象。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清段玉裁注说：“故从夕、口会意。”汉字“名”的构造形成过程，透露出名（名称、语词）的指谓、交际功能。
语词的指谓功能，涉及语言符号同所指称、意谓的对象的关系，是指号学（符号学）分支学科语义学的研究对象。荀子《正名》说：“故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并提出“制名以指实”的系统理论，这相当于指号学分支学科语义学的知识。以语词的形式，巩固、凝结对象及其本质反映的意识内容，是逻辑学概念论的应有之义。用语义学（指号学）和逻辑学概念论这两种方法，分析荀子正名论，并行不悖，不是水火不容。现代学者持这两种方法，分析古代名辩材料，相容互补。
荀子正名论的逻辑体系由“名”“辞”“辩说”三元素构成，所谓“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论详于语词和概念论，使用“名”的统称，故被后人称为名学。墨辩和荀子名学本质一致，但各有侧重。它们同为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和名辩思潮的硕果，是儒、墨两家显学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理论化建设的范本，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两大典型，二者交相辉映。
“名”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第一个专门术语，相当于当今逻辑教本中的词项。古代逻辑家对名的论述涉及语言符号和概念两方面。《荀子·正名》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名称、语词是各种实体、实质、本质的概括。唐杨倞注引“或曰”：“累实当为异实，言名者所以期于使实各异也。”名称、语词是区分、说明各种不同对象的工具。墨家、荀子从反映论、认识论的角度，揭示名称、语词的实质是用来列举、摹拟和表示不同实体、实质和本质的，名称、语词是称谓、指谓对象及其性状，包含概念、意义的语言符号。《墨经》和荀子对名的论述，具有相当于语义学（指号学）和概念论（逻辑学）两方面的内容。
语词和概念有密切联系，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侧面。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词和概念的关系比喻为一张纸的两面，不能去掉纸的一面，而同时不毁坏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语词指号是不能够同概念分开的。“正名”即矫正和规范语词、概念，这是语义学、指号学的任务，也是逻辑学概念论的应有之义。
荀子逻辑著作标题为“正名”，意味着其逻辑是以概念论为主轴来展开的。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即制定语词、概念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六大要点：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说：“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同样事物，给予同样名称；不同事物，给予不同名称。
这是由荀子概念论的第一个要点“所为有名”（为什么要有名称，即制名目的）中概括出的一个总原则。荀子概念论的第一个要点“所为有名”说：“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各实互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智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
不同形体、事物、实质，离开主体的认识器官，纷然杂陈，互相纽结纠缠。所以智慧的人就要为不同的形体、事物、实质分别制定不同的名称、语词和概念，把事物的同异辨别清楚，思想就能正常交流，行动也易于产生预期效果。如牛、马是不同的动物，要分别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如果人要牛，却说要马；要马，却说要牛，则必然达不到目的，事情也会出问题。荀子倡导“别同异”的制名原则，今日仍然有效。
怎样做到“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制名原则呢？这涉及荀子概念论的第二个要点“所缘而以同异”。根据什么来辨别同异，是讨论名称、语词、概念形成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
从本体论的角度说，客观事物存在着形体、声音、口味、气味、状况等差异。从认识论角度说，人类具有感性和理性的认识器官和认识成果。即“天官意物”（眼、耳、鼻、舌、身不同感官的感觉）和“心有征知”（心思证明的知识）。
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拟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人类面临同样的客观世界，具有同样的认识器官，经过对事物的比较、推断、摹拟和反映，对同样的事物会形成同样的认识。再通过约定共同的名称、语词，形成概念，人们就能在交往中相互了解。用眼区分形状、颜色，用耳区分声音的清浊调谐，用口区分甘苦咸淡，用鼻区分香臭芬郁，用触觉区分冷热痛痒，用心思区分喜怒哀乐。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接触、感应事物的不同性质，形成感性认识。思维器官，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加以推理、论证，具有“征知”（理性认识，证明的知识）。如闻语声而知有人，见炊烟而知有火等。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还要用语言明确表达，使人了解。有感性认识却未发展到理性认识，有理性认识却不能用语言明确表达，使人了解，这都不是完全的知识。
荀子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指明语词、概念的形成过程。其概念论同语言论密切结合，并以从实际出发的本体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为基础。从逻辑学上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制名原则，要求保持语言符号指谓对象的确定性，这相当于形式逻辑同一律的要求。在政治学术观点上，墨家和儒家相互批判，但在逻辑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上两家完全一致。墨辩经典《墨经》赫然引进孔子首创的“正名”术语，总结思维的基本规律说：“正名者”：“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把“彼”“此”这两个古汉语代词，置换为英文字母A、B，相应地把原公式置换为A＝A，B＝B，AB＝AB，其逻辑意义不变。对应的实例是：牛＝牛，马＝马，牛马＝牛马。墨辩把儒家领袖孔子首创的“正名”术语剔除其本来具有的强烈政治伦理应用性，重铸改造为应用于一般思维的纯粹逻辑规律，这一方面说明儒、墨对立学派的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说明逻辑思维规律的超学派性和普遍工具性。
荀子提出的“制名之枢要”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与现今逻辑教本中阐述的概念概括和限制的知识，实质是一样的。
单、兼之名，是从语言形式上分的。单名是单音节的词，如“马”。兼名是复音词（双音词、多音词或词组），如“白马”“好白马”“我家东邻的好白马”等，都可以根据表达、交流思想的需要来应用。单名和兼名不相违背，有共同性、相容性，就可以采用概括的方法。如我家东邻的好白马→好白马→白马→马，就是概念概括的过程。
共名和别名是从反映事物一般性和特殊性不同性质上对名的分类。它们的区分是相对的。如对“动物”而言，“马”是别名。对于“白马”而言，“马”是共名。共名和别名是指在概念概括和限制过程中出现的相邻概念。共名相当于现今逻辑学中所说的属概念，别名相当于种概念。
概念概括的方法叫“遍举”，即往普遍化的方向列举。其特点是“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即依据一般性往上推，一般之上还有一般，一直到哲学上的最高类概念“物”，就到达概括极限，因为它没有上位概念。“物”是“大共名”（外延最大的普遍概念）。如我家东邻的那匹好白马→好白马→白马→马→哺乳动物→动物→物，就是概念概括的逻辑推演。
《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礼记·王制》说：“老而无妻者，谓之鳏。”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卷1批评说：“无室家名鳏，不独老无妻。无妻曰鳏。”“舜于时年未三十，而谓之鳏者。书传称孔子对子张，舜父顽母嚚，无室家之端，故谓之鳏。鳏者无妻之名，不拘老少。”“《诗》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鳏。暂离室家，尚谓之鳏。”这等于指出，“老而无妻曰鳏”的定义过窄，需要去掉“老”的限制词，而扩大到“无妻”（包括像“时年未三十”“无室家之端”或“暂离室家”的成年男性），这是使用荀子“共”、“遍举”（概括）的逻辑方法，使概念精确化。
概念限制的方法叫“偏举”，即往特殊化的方向列举。其特点是“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即依据特殊性往下推，特殊之下还有特殊，一直到表示个体的单独概念，就达到限制极限，因为它没有下位概念。单独概念是“小别名”（外延最小的概念）。如把概念的概括过程逆转，就是限制。如：物→动物→哺乳动物→马→白马→好白马→我家东邻的那匹好白马。这里，“我家东邻的那匹好白马”是“小别名”。荀子说“鸟”“兽”是“大别名”，是指外延较大的“别名”，还存在继续限制的余地。
荀子关于概念种类共名、别名的逻辑性质和概念概括、限制逻辑推演方法的元理论研究，对语义学、指号学和概念论、逻辑学有杰出贡献，至今仍有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实践价值。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即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人们共同约定用它来指称某一个实体。词语被人们共同约定，在应用中形成习惯，就是合适的。违反约定俗成的原则是不合适的。如犬、羊两个语词，在最初命名时是主观、任意的，而在命名以后，在应用中已经形成习惯，就是合适的名称。如果有人违反约定俗成的原则，把犬叫作羊，羊叫作犬，名称就不合适。诡辩家有“犬可以为羊”的命题，就是强调、夸大最初命名时的主观随意性，而抹杀名称约定俗成原则所造成的诡辩。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称本来并没有其固定所指的实际，是人们共同约定它来指称某一个实际。合乎约定的，就是实名，否则就是虚名。如把和氏璧叫作“良玉”，是真实概念，把它叫作“怪石”，是虚假概念。荀子认为在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中都使用同一的真实概念，才能得到可靠的结论。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说：“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名称有本来就是好的。通俗易懂而不引起矛盾与混乱的，是好名称。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利于流通。不引起矛盾和混乱，才能准确表达思想，进行正常交流和交际。有一位老汉，把大儿子叫作“盗”，二儿子叫作“殴”。一天大儿子外出，老汉在后边追着喊：“盗！盗！”负责维持秩序的官吏听到，叫人把他的大儿子捆绑起来，老汉想叫小儿子去向官吏解释，慌乱中大叫：“殴！殴！”官吏就叫人殴打他的大儿子。因名称用得不好，引起误解和混乱，老汉的大儿子“盗”差点被殴丧命。
北齐刘昼《刘子·鄙名》说：“名者，命之形也。言者，命之名也。形有巧拙，名有好丑，言有善恶。名言之善，则悦于人心。名言之恶，则忮于人耳。是以古人制邑名子，必依善名。名之不善，害于实矣。昔毕万以盈大会福，晋雠以怨偶逢祸。然盈大者不必尽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怀爱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恶也。今野人昼见喜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有爵位之象。然见蟢者未必有喜，梦雀者未必弹冠。而人悦之者，以其名利人也。”
名称称谓形体，语言说出名称。形体有巧拙，名称有好丑，语言有善恶。好的名称、语言，听了使人心里高兴。不好的名称、语言，听了不顺耳。古人给地方和人命名，一定要取好名称。名称不好，有害于实际。过去晋国大夫毕万，名字吉利得福，晋穆侯太子名“雠”（即“仇”）得祸。名字好听，未必都吉利。名字不好听，未必都不吉利。而人怀爱憎之意，是因为名称有好和不好。现在人们白天见“喜子”（蜘蛛名），以为是喜乐的象征。夜里梦见“雀”（“爵”的谐音），以为是升迁的象征。见“喜子”（蜘蛛名），未必都有喜。夜里梦见“雀”，未必都得升迁。人喜欢听好名称，是因为他们认为好名称有利于人。
又说：“水名‘盗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颜渊不舍。里名‘胜母’，曾子还轫。亭名‘栢人’，汉后（高帝）夜遁。何者？以其名害义也。以喜、雀之征，无益于人。名苟近善，而世俗爱之。邑泉之大，生人所庇。名必伤义，圣贤恶之。由此而言，则善恶之义在于名也。昔有贫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乐’。方祭，而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祸。其子后死，哭之曰：‘乐！’而邻人不知其悲。立名不善，而受其弊。审名之宜，岂不信哉！”
水名“盗泉”，孔子不用它漱口。邑名“朝歌”，颜渊不在那里住下。里名“胜母”，曾子不进去。亭名“栢人”，汉高帝不住宿而离开（“栢人”谐音“迫人”，即“迫于人”。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为什么？因为名称有不好的意义。“喜”“雀”的象征，虽无益于人，但世人喜欢好名称。邑、泉之大，是生人的庇护所。名称有不好的意义，圣贤就讨厌。由此可见，善恶之义潜藏在名称之中。过去有穷人把狗叫作“富”，把儿子叫作“乐”。正在祭祀，狗进入室内，他大叱一声：“富出去！”主祭者说：“不祥。”家里果然有祸。儿子后来死了，他又哭着说：“乐！”邻人不知道他悲痛。取名不好，要承受其弊端。审察名称的合宜，难道不值得相信吗？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说：“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荀子认为事物有两种情况，应该加以区别。
第一种情况是不同个体有共同性质。它们虽然可以合用同一个普遍概念来概括，但毕竟是同一类属之下的不同个体。如孔子和孟子，都是“儒者”，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儒者”：孔子是儒者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孟子是其第二个代表人物。他们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不能混同。
第二种情况是同一个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性质。这种情况叫作“化”（变化）。有变化而实体还是一个，就应该用同一个单独概念。如“青年孔子”“中年孔子”“老年孔子”，尽管情况有所变化，但毕竟还是同一个“孔子”，不能看作不同个体。
注意这两种情况的区别，叫作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名称的数量。这是荀子原创的独特概念“稽实定数”的含义。
荀子提出“制名之枢要”，即制定语词、概念的六大基本原则，是荀子原创逻辑学概念论的精华，反映人类思维认识和言词交际“施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具有“行诸百世而不悖”的悠久价值，将其移植于今日逻辑教本，依然正确精彩，是今人思维、表达亦须掌握的“运用概念的艺术”。荀子的概念论同语言论、本体论、认识论有密切联系，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可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诠释评析《正名》原典。
荀子较为透彻地研究了逻辑概念论，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概念论和判断论、推理论的联系。
荀子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名（即语词和概念），是对许多事物实质的概括反映。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非相》）“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人能群。”（《王制》）即人是有道德、有知识、有社会性的动物。这种对人本质的概括，是关于人的概念。辞（语句、判断）是联结“异实之名”（反映不同事物的名称），以表达完整意思。如说“人是有道德的动物”，是“辞”。其中“人”是“单名”，“有道德的动物”是“兼名”。
荀子认为名称有累积、联结、构成语句的功能。《正名》说：“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听到名称，就能明白它所意谓的实际，这是名称的作用。累积名称，构成文句，是名称的配合。会用名称指谓实际，并能联结名称造成语句，才可以说是知道名称。
荀子说：“命不喻然后期。”即给事物命名，还不能使人明白，就加以期会表白，即用语句、判断来揭示概念的内容，这类似给概念下定义的方法。如说：“人是有道德的动物。”概念是判断内容的浓缩，判断是概念内容的展开。通过下判断，概念的内容就能揭示明白。荀子对概念和判断关系的认识具有启发意义。
荀子正确阐述了名称和语句的认识意义和交际意义。他说“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即语词贴切地指谓实际，语句恰好说到问题的关键，就是“正其名，当其辞”，即正确的名称，恰当的词句。这是说名称、语句的认识意义。他把名称、语句看作“志义之使”，即表达思想的工具。“白其志义”“足以相通”，是指名称、语句的交际意义。他把不利于认识和交际的花言巧语叫作“诱其名、眩其辞”，认为这种言词会把人引向邪路，应该引为警戒。
荀子列举思维和表达形式的次序，是名（语词、概念）、辞（语句、判断）、说（推理）、辩（证明、反驳）。他认为“说”和“辩”是较复杂的形式，其中包含着较简单的形式“名”和“辞”。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辩说之用也。”即辩论是用前后一致的真实概念，弄清是非的道理，概念、判断是辩说中应用的元素。如说：“人能群。华人是人。所以，华人能群。”这是推理，它由概念、判断组成，其中每一概念前后出现时意思一致。可见，荀子的推理论是在概念论的基础上展开的。
荀子的推理论不乏精彩处。他说：“推类而不悖。”即推理中所用的类概念要前后一致，不矛盾，这相当于形式逻辑同一律、矛盾律的要求。他说：“辩则尽故。”这是指证明、反驳要全面列举理由。荀子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被作为成语千古流传，成为规范思维表达的一般原则。“言之成理”即言论顺理成章，自圆其说，相当于推论形式正确的要求。“持之有故”即持论有充足理由，这是推论原理的重要概括，相当于逻辑充足理由律的要求。
荀子的概念论同语言论密切结合。篇名为“正名”，不仅要探讨概念的性质、种类和相关逻辑推演，而且包含着提倡语言规范化、促进华夏大一统的学术、政治用意。荀子（前316—前238年）盛年，距秦统一中国（前221年）为期不远。当时秦统一中国的大势已初露端倪。荀子近50岁时（前268年前后），应邀到秦国考察政治、军事、地理和民俗。秦相范雎问荀子入秦的观感。荀子称秦国自然条件优越，百姓纯朴，官吏廉洁，大夫不结党营私，朝廷治国有方，必然在未来大一统中占据优势。荀子写《正名》，意在以儒家智者的身份，为未来统一中国的王者制定语言名分的蓝图。
荀子看到语言规范化是促进华夏大一统的重要因素，所以《正名》一开篇，他就建议未来统一中国的王者应制定一套标准的名称：“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他主张刑法的名称根据商朝，等级的名称根据周朝，礼节的名称根据《礼经》。一般事物的名称根据华夏文化发达地区的习俗和普遍约定，边远不同风俗的地区则据此沟通了解。
荀子编制了一份有关人自身的一般语词目录。性（本性）：人天生的本性，也指本性所产生，精神和事物相接触、相感应，不经过人为的自然性质。情（感情）：人的本性好、恶、喜、怒、哀、乐。虑（思虑）：心智对感情的选择判断。伪（人为）：人的官能根据思虑的判断而行动，也指积久的思虑和官能行动的习惯所形成的规范。事（事业）：符合功利的行为。行（德行）：符合道义的行为。知（认识能力）：人所固有的认识事物的才能。智（知识）：人的认识能力接触外界所获得的认识。能（本能）：人天生所固有的本能，也指人的本能发挥作用而获得的效果（效能）。病（残疾）：本性所受的损伤。命（命运）：各种条件巧合所带来的遭遇。
这是语言规范化的尝试，是为未来统一中国的王者提供可参考的范本。荀子劝诫未来王者应颁行规范的名称，谨慎地率领百姓走向大一统。这种思想有其合理性。
严复翻译的《名学浅说》第30节，列举现实生活实例：“即如中国老儒先生之言‘气’字。问人之何以病？曰：‘邪气内侵。’问国家之何以衰？曰：‘元气不复。’于贤人之生，则曰‘间气’。见吾足忽肿，则曰‘湿气’。他若‘厉气’，‘淫气’，‘正气’，‘余气’，‘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几于随物可加。今试问先生所云气者，究竟是何名物，可举似乎？吾知彼必茫然不知所对也。然则，凡先生所一无所知者，皆谓之‘气’而已。指物说理如是，与梦呓又何以异乎！他若‘心’字、‘天’字、‘道’字、‘仁’字、‘义’字，诸如此等，虽皆古书中极大、极重要之立名，而意义歧混百出，廓清指实，皆有待于后贤也。”
《名学浅说》说：“夫名学为术，吾国秦前，必已有之。”“盖惟精于名学者，能为明辩以晰”。严译逻辑学为“名学”，概念为“名”，判断为“辞”。严译《穆勒名学》部甲篇一第一节原著原意是“为什么名称理论是逻辑学的必要部分”，严复借用孔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意译为“论名之不可苟”。严复借孔子“正名”说，开宗明义说：“言名学者深浅精粗虽殊，要皆以正名为始事。”《名学浅说》第29节说：“治名学，第一事在用名不苟。即有时与人辩理，亦须先问其所用名字界说云何。”
严复说：“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科学名词，涵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科学“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须运用定义（“界说”）方法。严复认为，中文名义更需在通晓“文理”（文章条理，上下文、语境、语构）的基础上辨识，“读者必合其位与义而审之，而后可得”（《穆勒名学》部甲第二按语）。“位”指语词所在的语句、上下文的位置。“义”即语义、概念。需从语法（语形、语构）和语义的联系上来确定词类性质。“正名”，严复是提倡者，也是实行者。严复为文，“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由戥子称出”。
严复致力于中国传统“正名”和西方逻辑的贯通，以促进国人思维表达的精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