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父亲

1.结亲曾门

我父亲名吴永（1865—1936年），字渔川。关于他生平经历的大事，民国十六年（1927年）刘治襄先生著《庚子西狩丛谈》，可以见其梗概。父亲出生于清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生在四川宁远府西昌县县署。七八岁已能诗能文，因为人才出众，被当地人目为“逸才”。15岁 ，父亲随祖母迁到成都，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请老师，靠从亲友处借书来读，博涉经、史之外，工绘画，通音律，擅长摹刻汉印，可以说是苦学成才。18岁以后，先后追随刘复初、郭绍先先生学习。

光绪十年（1884年），父亲20岁，正值法国打越南，父亲投笔从戎，在鲍超营中服役，是军队中的文官。那时候，父亲在军旅中负责起草文诰，冒着酷暑毒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父亲所在的部队战绩很好，令法国侵略者屡屡受挫。但走向没落的清政府，没有决心跟法军战斗到底，并于战争的第二年，与法国人议和。父亲从此离开军伍，在湖南长沙靠写字、画画以及为人镌刻印章为生。湘阴观察使郭庆藩 听说了父亲的名声，聘用他为文书。自此父亲有机会跟着郭嵩焘研习古文，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

23岁，父亲被郭嵩焘推荐给曾纪泽，到了北京。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 ，他们几兄弟是“纪”字辈，名字的第二个字又都带“水”旁。曾纪泽当时担任户部侍郎，封毅勇侯，所以他的衙门称作侯爷府。后来府里遭遇火灾，整个侯爷府几乎烧为平地。人们在原址上建了一家医院，叫作德国医院，就是现在台基厂附近的北京医院的前身。

父亲在曾纪泽手下也是做文书之类的工作。他干得不错，文笔好，字也写得漂亮，又弹得一手好琴，据说他能够反弹琵琶，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因此，他不但得到曾纪泽的赏识，而且被曾家二小姐看上了。曾二小姐名广珣，号次瑜，跟着她父亲出使过英国，思想比较新派。有一次，她听到我父亲的琴声，循着声音找到父亲办公的地方，看见父亲长得一表人才，穿戴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挂着父亲的亲笔字画，对父亲心生爱慕，并终于嫁给了他。这一年，父亲24岁。这是他进入曾府之后的第二年。

有曾纪泽这样的高官显爵的大人物赏识，又和他家结了亲，父亲在官场上本来很有可能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孰料好景不长，我的这位先母，婚后一年因难产而不幸去世。有道是祸不单行，紧接着父亲的岳父曾纪泽也离开了人世。父亲非常伤感，亲自护丧，从北京直到长沙。失去了爱妻，又失去了岳丈靠山，此后的几年里，父亲不仅心情沉郁，而且在仕途上也没有什么发展。直到八年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父亲33岁上，才得以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当了一名“七品芝麻官”。

怀来县在今天官厅水库的西边，挨近京郊延庆，虽说是离京城不远，但那时只能算是个荒凉闭塞的小县。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做了州县的官，几乎就等于终身沦为下僚，很难再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了，更何况是在这荒山僻壤的怀来县做县官呢？虽然如此，父亲在怀来县任上还是兢兢业业，认真治理，有循吏之名。

2.庚子接驾

谁也没有想到，正当父亲在怀来县知县的任上时，大清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历史把他推到了一个特别的位置上，让他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那个时期，列强看清了清王朝外强中干的本质，经常制造事端。教民与普通百姓之间，经常发生纠纷。山东、河北一带的百姓组织起“义和团”，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与洋人斗争。清政府内部面对这种复杂混乱的局面，意见不能统一：对洋人有人主张战，有人主张和；对义和团有人主张剿灭，有人主张利用，争议不决。掌权的慈禧太后对世界大势懵懂不明。对内培植私党，铲除异己；对外尽管对洋人的欺侮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从骨子里对百姓“闹事”非常反感，却又幻想借助他们能够赶走洋人。“扶清灭洋”的口号，颇合这位“老佛爷”的胃口。所以，义和团初起的时候，在义和团与洋人的冲突中，她是纵容甚至支持义和团的。甚至可以说，在这场冲突中，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但是，装神弄鬼，幻想出来的各方神圣，可以用来自欺欺人，临阵对敌时却毫无用处。“金钟罩”“铁布衫”抵挡不住洋枪洋炮，乌合之众抵挡不住训练有素的八国联军侵略者的冲击。很快，义和团和部分参加战斗的清兵就溃退下来。洋兵乘势追击，一直打进东华门。直到此时，慈禧太后才知道大事不妙，匆忙挟持着光绪皇帝，带着身边亲信，化装成普通百姓，仓皇逃出紫禁城，一路向西北方向狼狈逃窜。这一事件后来被美化为所谓的“庚子西狩”——庚子年天子与太后到西部地区的一次巡狩。而我父亲所任职的怀来县，就成为“西狩”途经的第一个重要的县城。

慈禧太后一行人仓皇西逃。一路上吃不上一碗踏实饭，喝不上一口热乎水，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一般。到了怀来，父亲作为一个地方官吏，竭尽所能，为他们安排食宿，让这群人得到暂时休整，找回了统治者的尊严。因为“接驾”有功，父亲奉命跟随“銮驾”，负责安排沿路食宿，因而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事件，成为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者。

记述这一事件的文献不少，这里想着重介绍一下《庚子西狩丛谈》（一作《庚子西狩丛谭》）。

这本书是刘治襄先生根据我父亲的口述整理而成的。刘治襄，浙江兰溪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进士，文章辞藻，称名于时。

民国八年（1919年），父亲在济南与刘先生第一次见面。刘先生对父亲的这一段特殊经历极感兴趣，刚一见面，就向父亲询问“西狩”的事。父亲根据自己的亲历亲闻，向他做了介绍。可惜在交谈的过程中，因为有别的客人到来，谈话被打断，当时未能把谈话继续下去。刘先生未闻其详，父亲也未能畅叙所怀，二人对此事都不免心存遗憾。

也是天缘凑巧，那次会面过了八年之后，他们二位在北京又有了一起共事的机会。刘先生重新问起“西狩”的事，父亲又为他和几位同僚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刘先生就根据父亲的两次讲述，熬了三个通宵，写成了洋洋七万言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说刘先生这本书：“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又说：“后之览者，毋徒矜佚事逸闻，即作当时信史读之，无不可也！”由于父亲在“西狩”过程中的特殊身份，再加上刘先生的文笔，这本书成为记录那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因此，不但在国内多次再版，而且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它的英译本是由美国人浦爱德翻译的。浦爱德是一位教徒，在一家医院当护士。我大哥吴宗兴对照原文，用浅显的口语为他讲述，然后再由他来翻译。

前些年有人把“西狩”这一段历史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慈禧西行》，一共二十几集，张子恩导演，邓婕饰演慈禧太后，张国立饰演怀来县令吴永。电视剧虽然有些艺术加工，但大体上还是能反映那一段历史的。其中的吴永，今天看了，还是觉得很亲切。

庚子事变不但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有重大影响，也是父亲一生的重要转折点。父亲在怀来县“接驾”，以及随扈慈禧太后一行“西狩”的情况，在《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我这里仅从介绍父亲生平的角度做些简单的说明。

在兵荒马乱之中，慈禧太后一行人逃出紫禁城后，遇到父亲这样一位忠于朝廷、坚持职守的地方官认真“接驾”，让他们看到生存的希望。这对一群逃亡者来说，何异于雪中送炭？因此，在决定继续西逃之后，慈禧太后命父亲办理随扈前路粮台，为这一群人打前站，安排食宿。走到宣化以后，慈禧太后看到他一路尽心竭力，又能办事，便又升他为五品知府，并获得“准专摺奏事”的资格——享有直接向最高统治者奏事进言的特权。接着，又赏他道员，这已经是官居四品了。父亲由小小的县令，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连升几级，在那时做官人的眼里，可称得上是备受恩宠、青云直上了。父亲的迅速擢升，令很多同僚羡慕，也引来一些人的侧目。加上父亲为人迂直，不善钻营，不经意间得罪了一些握有实权的重臣和慈禧太后身边的亲信太监。所以，第二年，在慈禧太后一行从西安“回銮”，途经河南时，便打发父亲到广东去做道员了。

在随扈西行的过程中，父亲娶了他的第二位夫人。这一位前母姓许，是父亲在办理粮台到达湖北时，经余太守做媒订的婚。第二年（辛丑）正月，在当地租了房子，草草完婚。此后父亲到各地督办粮饷，许氏夫人留在湖北，直到父亲去广东上任，才在开封见面。许姓前母也很早就去世了，同曾氏前母一样，也没有留下子女。

3.广东任上

慈禧太后把父亲安排到广州雷琼道任道员 ，到任后补授广东高廉钦兵备道，兼统潮普等八营。父亲在这里干了三年。当时广东设有督粮道、惠潮嘉道、肇罗道、雷琼道、南韶连道和高廉道，各有道员一名。

有句话叫“天心难测”。慈禧太后的这一安排，或者是出于对父亲的保护，或者是出于要让父亲多些历练，或者认为广东地方富庶，在那里做官是“肥缺”，可以多得些实惠……父亲对此捉摸不透，局外人更是不免有各种猜测。但无论如何，父亲“接驾”的一段经历，令外间普遍认为父亲在慈禧太后面前能说上话，加之官居四品，在地方上已是手握实权的人物，所以下面的官员对他还是尽力巴结逢迎。

许氏前母过世后，地方官又先后送给父亲两个女人。因为都是寒门小户人家的女孩儿，按父亲当时的身份来说，属于门不当户不对。按照当时的规矩，她们只能做姨太太。其中一位姓胡，去世很早，没有留下子女；另一位姓苏，原来叫什么名字不知道，父亲为她改名颂椒。苏姨太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娥娟。娥娟在我们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大，是我的大姐。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父亲又调任雷琼道兼统广东巡防七营；不久又调任惠潮嘉兵备道。

这年十月，父亲娶了他的第三位继配夫人——时任邮传尚书盛宣怀的堂妹，名翰玉，号瑶华，这就是我的生母。母亲在家时接受旧家庭的一般教育，平时喜欢看看书，写些东西，文笔不错，字也写得好。嫁给父亲时，母亲只有16岁，而父亲已经41岁。这桩婚姻实际上是因为盛家怕树大招风，要寻求一种保护，希望有人能在西太后面前说说话，所以把这个16岁的女孩子当礼物送给他。

4.调任山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祖母去世，父亲“丁忧” ，回到四川服丧。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守丧期满，父亲被委任为山东兖沂曹济兵备道，兼管黄运两河事。清中期山东分四个道：督粮道、济东泰武临道、登莱青道与兖沂曹道；到了清末，个别地方有些调整。来到山东任所之前，父亲把家暂时安顿在济宁。

宣统元年己酉闰二月十四日（1909年4月4日），我出生在山东济宁，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里。身世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

民国二年（1913年），父亲担任胶东观察使，兼任交涉使，处理涉外事务，任所在烟台。那年他49岁，我5岁。办公的地方，按习惯称道尹衙门。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做了10年。父亲在任期间一共换了6任总统，头一任是袁世凯，袁氏做了83天皇帝，在人民的反对声中终结了一生。此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这几位总统像走马灯似的，都做得不长。上面的总统虽不断更换，下面的官吏倒还稳定。

到了后来，中央政府自顾不暇，名存实亡。地方上不买中央的账，所以烟台这里闹出了双道尹的事——这里虽然已经有了中央正式委派的官员，地方军阀、山东省的省长田中玉却另外安排了一位道尹，两个衙门距离不远，同时办公。

看着再待下去没什么意思了，终于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父亲辞官，到了北京。先是赋闲在家，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孙宝琦 推荐他在北洋政府做国务院秘书。也就是在这期间，刘治襄先生又一次找到他，了解接驾、随扈西太后的事，完成了《庚子西狩丛谈》的创作。

5.晚年生活

父亲晚年政治上没有什么大作为，慢慢地淡出了官场。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大的举动，有一些商业投资，但不大成功。

除了与上司、下属和同僚之间的交往应酬之外，父亲结交的朋友不多。我所知道的几位朋友，有刘治襄、萧龙友、上官云相几位。父亲与刘先生的交往主要是由于刘先生对父亲庚子年间接驾和随扈的经历感兴趣，愿意通过笔墨把这件事宣扬开来，因此两度听父亲讲述那段往事，并根据自己的记录和回忆写成了《庚子西狩丛谈》。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吾友吴君渔川，自在怀来迎驾，随扈往返，尝为详述其身历目击之情事，而予偶为之属笔者也。”父亲则对刘先生的才望十分钦佩。父亲为这本书作序说：“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博浩，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称这本书：“于拳乱之始末，行在之起居，仕途鬼蜮之情，政事得失之故，详征博载，巨细靡遗。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他们二位的合作不仅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而且成就了一段美谈。

父亲比萧龙友先生大四五岁，他们两位的生活经历有些相近之处。我家祖籍浙江湖州，祖上迁到四川西昌县（今西昌市）；萧先生祖籍江西，后来也迁到四川三台县。父亲在山东做道尹，晚年定居在北京；萧龙友先生也在山东几个县做过知县，后来也到了北京。两位老人同操四川方音，彼此间自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那时我家里人求医问药，最信萧龙友先生，信他开的方子。

上官云相比父亲小了近三十岁，却是父亲的一位挚友。他们之间来往的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但20世纪40年代上官云相离开大陆去台湾前，房子、车子等带不走的东西需要找个人帮忙打理，他找到我，让我全权处置，就是因为他与父亲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交情。

父亲的个人爱好主要是弹琴和书法。晚年定居北京后，有时一家人在一起，父亲、继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各自拿一样什么乐器，吹拉弹唱，演奏一通，颇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感觉。父亲一生酷爱书法，晚年用功更勤。他的字先练碑，后学董。当时人学赵（孟頫）的多，父亲却喜欢董其昌。他学董的字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父亲故去，享年72岁。

父亲对我一生影响极大，他做过的很多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那些事情到下文谈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再随时补出吧！ qtEg6rNb3CDNwS5M8RH0MPnidhhLJtHqF4mStGZkMAHmAXnX622jBMj1hH16um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