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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或“口述历史”，在文化人或知识人的群体中已经属于“熟词”了，按照中国人惯用的“顾名思义”法，“口述史”就是“口述的历史”的意思。不过，从学术角度说，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口述史”的肇始、发展、定义、理论、代表性著作，等等。因此，我读过的十几本有关“口述史”的专业书，作者都不惜为此花费较长的篇幅。为节省篇幅，本文只选择两本书，将它们介绍“口述史”的文字摘抄于下。两者相距二十年，同中有异，后者提出口述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于此亦可窥见学术的“成长”。
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口述史学的方法含义很广，既是指史学家搜集和传播口头史料的方法，又是指史学家全部或部分地依据口头史料撰写历史的方法。”“口述史学方法……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学方法则诞生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并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欧及世界许多国家得到广泛应用。”（第469页）“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第一个倡导者是阿兰·内文斯（Allan Nevins，1890—1971年）。1938年，在《通往历史之路》一书的前言中，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组织，它能系统地搜集和记录口头传说和近60年内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诸方面著名的美国人士的回忆。40年代，在美国先后成立了两个口述研究中心，森林史协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美国影响最大、代表了美国口述史学早期研究特点的则是1948年阿兰·内文斯建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第476页）
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导言：“口述史（Oral History）……我们指的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严格定义和规范的专门学科。它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到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口述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不仅有了专门的理论探讨，还有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仅以美国为例，1966年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就已超过90个。1967年成立了美国口述史学协会，到1971年，口述史又有了自己的刊物《口述历史评论》杂志。”
前几年，我读过一本书，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张世英先生（1920—2020年）著的《张世英回忆录》（中华书局，2013年）。张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他的书中讲到当时的文史专家、名教授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的一则逸事。那时，在昆明，某个夜晚，刘文典教授在学校的一个露天大院讲《红楼梦》，不仅有很多学生踊跃前来，席地而坐，而且让张世英感到惊讶的是，他身旁的一位听众竟是化学系的著名教授。几十年过去了，年逾九旬的张先生仍念念不忘刘文典先生当时开场的名言：“我要讲的，都是别人没有讲过的；别人讲过的，我一概不讲。”张先生的按语是：“今天看来，刘文典此话，也值得我们这些学人学习。”（第35页）我读《张世英回忆录》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书中的这个故事，若要转文，“于我心有戚戚焉”。不揣浅陋，谨步武先贤，以下关于“口述史”的若干见解，只讲“别人没有讲过的”。
在史学史，以至人类文化史上，值得记录的一件要事，就是“口述史”的横空出世与迅速扩张。
1927年第一部口述史作品在中国诞生，1928年出版。1940年左右美国学者提出“口述史”的术语，不久建立了研究机构，出版了刊物。此后“口述史”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至今不足百年，堪称战绩辉煌，附庸蔚为大观。简言之，一种新的著史方法崛起，一个新的史学分支学科诞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成千上万的口述史作品（书籍、文章、音档等）。至于当下的中国，口述史，已经到了广为人知的地步。2021年8月1日我登录中国的百度网搜索，键入“口述史”三字，“找到相关结果约12,400,000个”；键入“口述历史”四字，“找到相关结果约19,100,000个”。我又登录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键入“口述史”，得数为9100；键入“口述历史”，得数为5600。这些数字仅仅是中文纸本出版物上的数字。如此巨量，能不惊人骇世？
本序首先要大讲的是“第一本口述史在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提出的，别人（包括研究“口述史”的众多历史学专门家）没有讲过的。两年前，即2019年5月，我作为崔枢华教授记录、整理、撰文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第六章稿本的第一个读者，读罢心潮澎湃，乘兴写了一篇“跋”（见本书第335页），抄录了《庚子西狩丛谈》里1900年清王朝慈禧太后裹挟光绪帝自京城落荒而逃狼狈万状的一段文字，这是该书最吸引人的一段（我相信诸位读者必然都同意我的这一论断）。我在这篇“跋”中提出了：“《庚子西狩丛谈》是中国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第337页）如今在这篇“序”里，我将展开，做比较详细的论述。
如今，我做这样的正式陈述：世界第一本口述史，是1919年、1927年中国浙江湖州人吴永（1865—1936年）两次口述，浙江兰溪人刘治襄（1867—1931年）1927年记录撰文，1928年出版的《庚子西狩丛谈》。
兹略叙这世界上第一本口述史的述、撰经过。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在英帝国的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腐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一步地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百年内，中国首都被外国侵略者攻占计三次：一是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一是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又一是1937年的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旧中国，几乎是每四十年首都就沦陷于敌手一次，这是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的奇耻大辱。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先是由渤海湾攻占天津，8月14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裹挟光绪帝及一众大臣、太监、宫女仓皇离开紫禁城，向西北方向逃跑。一路惊吓，狼狈不堪，到了直隶省（今河北省）怀来县，知县吴永“接驾”，勉力安顿下这一干逃亡人等。后来吴永奉命随行向西至西安，直至“两宫”“回銮”的途中在开封被任命做广东地方官方离开。吴永是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参与者。1912年清室覆亡，帝制结束，民国建立。在民国时期，吴永任山东省的地方官，1919年至省城济南公干，与浙江同乡刘治襄结识。应刘治襄要求讲述当年八国联军之役中太后、皇帝西逃的过程，但因故中断。1927年吴、刘二人又同任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任内阁总理潘复的幕僚。于是，吴永应刘治襄的再次请求，讲述了当年接驾、扈驾的全过程。而后，刘治襄连续三个通宵记、撰成文字作品，复经吴永审阅、修改、认可。于是，在二人合作下，产生了这全世界第一本口述史《庚子西狩丛谈》，次年印行。
请看该书口述者吴永“序”：“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记问浩博，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本序笔者注：1902年。下同）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余久钦其才望，以未获一见为恨。己未（注：1919年）之秋，于役济南，晤于省廨。甫接襼，即询余西狩事。语未竟，会有他客至，寻复散去。越八年，余为济宁总揆（注：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任总理潘复是山东济宁人）辟入枢幕，与先生共几席，重申前问，余为缕述颠末。先生与同僚听之，或喜或忿，诧为创闻。余意一时之谈，不过具述当时事实而已。”
再看记录撰文者刘治襄的叙述：“民国八载（注：1919年），余佐山东省幕。渔川（注：吴永之字）方任胶东道尹，以事晋省，居停屈公（注：时山东省长屈映光）觞之于省署西园，嘱予为陪……臭味相感，一见莫逆，恍惚若平生故旧。席间坐次适相接，喜极情急，不复能自禁，未及举酒，即径叩以前事。众闻语，咸共忻赞，渔川因为从头叙述，合座倾听，均敛容屏气，至寂然不闻匕箸声。正谈至酣蜜处，忽报某镇帅至……遽尔中断。”“顷岁政局改造，济宁潘公总揆事（注：潘复于1927年6月任北洋政府总理）。予与渔川先后被辟入枢府，同儤西厅，又适在对案，相见喜极。亟拟请申前说……渔川重违众意，勉为之开章演说。同人环坐促膝，如听柳麻子（注：明末评话艺术家、泰州人柳敬亭，当时多位著名文士作诗文盛赞其技艺）说《水浒传》，心摹神会，目无旁眴。渔川旋亦自忘其疲，描述拳匪始末，殊清切动听。忽惊忽愕，忽笑忽怒，顷刻万态，听者亦不觉随而颠倒，久之而声益高，神益王，旁牵侧证，触绪环生。娓娓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不可复遏止。直至全部结束……此次所谈，与予前所闻者互有详略，但通体比较，总以详于前者为多。其关于拳匪一节，及后幅情事，均为前说所未及。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回寓后，偶与侄婿倪孔昭、儿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踊跃，如读章回小说，前说未竟，即亟盼下回分解。予念渔川所谈，虽属于一人之遭际，而其间事实，率关系于政闻国故与一时政局之得失，为当世所不具悉者。渔川不言，恐更无人言之。此一段逊荒实录，或遂沉埋湮没，永在阙文借乘之列。殊为可惜。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竟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罄其十一，而乱稿敦积，直如太冲研都（注：晋初文学家左思著《三都赋》），纵横左右，狼藉满案。次晚更续，始别以新纸检饬书之，凡历更三彻夜而后竣事。折叠稿纸，已岿然如牛腰。因嘱倪婿依序整理，清缮一通。复持示渔川，承为铨次先后。订其漏误，更出旧藏日记两册见付。携归核对，以次填补地名、时日，并就中择要节抄二十余则。于是自拳匪发难，洎出狩以至回銮，首尾粗具，居然足成一片段……因姑名之曰《西狩丛谈》。”刘治襄谓《庚子西狩丛谈》：“事实翔实，在渔川为亲见，在予即为亲闻，耳入而笔出，初未尝稍有缘饰，取悦观者。虽不敢遽言传后，要当足以信今。”
吴永第二次口述的听众之一，著名学者吴闿生（1877—1950年，学界称北江先生）之“序”点明了具体时间：“丁卯（注：1927年）之秋，余与公（注：指吴永）相遇客邸，有以前事询者，公为述其大略，乃与外间所传迥异。同坐刘治襄先生，瑰奇人也，因就公所述，草具其事，立成数万言。”
《庚子西狩丛谈》是一本道地的口述史。吴永是口述者，他先后口述两次。刘治襄是记录撰文者。刘治襄其人应举、从政都表现出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心理学指出，高度的热情、浓厚的兴趣以及临危应急等特殊情况都会使人体激发出超乎寻常的生理机能，为了将庚子这一段重要国史保存下来传给后世，刘治襄惊人的记忆力、倚马可待的写作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连续三夜疾书七万余言，成此绚丽辉煌的名山之著，猗欤盛哉！吴永在审阅记录稿时，提供了自己的相关日记，对原稿做了应有的订补，并作序认可。同时，另一位听讲者吴闿生也作序认同。
“第一本口述史在中国”，中国人对此应该大书特书。惜乎众多史学家、口述史专家迄今未省，不揣谫陋，兹特为表而出之。
凡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不会忘记；凡对中国学术做过贡献的人，我们应该大力表彰。
《庚子西狩丛谈》，印行近百年，一直被视作“史料笔记”，虽然在上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誉“为记述‘西巡’诸书中最佳之著作”，但是依我之见，这本书的价值不止于此，我尊之为世界第一部口述史。缘此，两位作者之功更应该得到揄扬。我案头有从图书馆借来的《庚子西狩丛谈》通行本三种：岳麓书社本（198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2008年）、中华书局本（2009年）。对吴永，有很简单的介绍，第一、三两种版本附有《吴渔川先生年谱》。而对刘治襄，我辈读者只能从吴永的序和刘氏在书中的自述知道他的点滴行迹，而出版社与整理者，无一字介绍其生平仕履。对这样一位口述史的开山者“不作为”，不能不算是“未尽责”。我读《庚子西狩丛谈》数过，刘治襄其人很值得敬佩：抢救国史的极端热忱，笔生波澜的敏捷文才，连续三夜毛笔疾书七万多字！且看那一段气势浩瀚、壮美畅达，如长江大河般的骈文，令人不禁叹息：“今无其文矣！”当今报章杂志大声呼吁“物种多样性”，而骈文这一物种较之雪豹、熊猫，已属灭绝物种了。职是之故，我十分渴望了解刘治襄的生平事迹，拾遗补憾，我应担当。然而有何良策？思忖多日，某日忽悟，吴永序的“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知名士也”，岂非破解线索？因思“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运中兴，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盛世修志，全国几乎每个县、市都修了地方志。不觉暗自问道：“新地方志中有无刘治襄的史料？”我曾多次至浙江师范大学（校址金华市）访学，结识李义敏先生，于是发函拜请他在《兰溪市志》《金华市志》里寻觅刘治襄的传记。幸运的是，捷报很快传来。现将义敏博士提供的《兰溪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编“人物”里的“刘焜”小传迻录于下，与读者诸君共享：“刘焜（1867—1931年），原名振书，字芷香、治襄，晚号甓园。上新方乡后（按：应为‘厚’）同村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乡试第一，旋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迁翰林院编修、宝箓馆纂修、国史馆协修、学部图书馆总纂、记名提学使。焜倾心改良，戊戌变法失败，出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教授。民国成立，历任金华军政分府兼金华县民政长、省议会副议长、省立第七中学校长、浙江巡按使公署秘书长、省警务厅厅长、国务院参议、内务部总务厅厅长等职。二十年（1931年）病殁。焜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著有《数律天根》《中国文学系统说明》《庚子西狩丛谈》《豢龙小乘》《芷香吟草》等书。”（第729页）按，义敏云：“百度网”里的“刘焜”条文字系抄自《兰溪市志》，该词条最早创建时间为2006年，此可证。又，拙见：此《兰溪市志》刘焜小传所据文献可能较早，因文中之“二十年”，乃民国纪年。义敏博士接着又找到刘焜的“朱卷”，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377册第255—274页。顾廷龙序云：“朱卷者，即举子的试卷弥封后用朱笔重新誊写的卷子。考生用墨笔写的试卷称为墨卷，亦称闱墨。朱卷的作用是使考官无法辨认应考者的字迹以防止其舞弊。”“朱卷大凡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为考生履历。”“次载本族谱系，最简也须明列祖妣三代，此乃应考者规定。而其详者，上自始祖，下至子女，旁及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无不载入。”“再录师承传授。”“其二是科份页。”“其三即考生的文章。”《清代朱卷集成》有关刘焜的一卷，十分详细，长达二十页。比如列“受业师”8人，“受业受知师”4人，“问业师”12人，“受知师”31人。笔者发现其“受知师”中有“俞荫甫夫子”，此即俞樾，朱卷中载其头衔“诂经精舍掌教”。按，俞樾（1821—1907年），浙江德清人，清末朴学大师，著书500卷。他是曾国藩的门生，章太炎的受业师，俞平伯的曾祖父。曾国藩曾说：“拼命著书俞荫甫，拼命做官李少荃（注：李鸿章）。”
我又请老友南京图书馆赵彦梅女士赐助，查找刘治襄的史料。她查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刘焜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二甲第七十名进士。又承她见告曹聚仁《书林三话》第二辑中有一篇《读〈庚子西狩丛谈〉》叙及刘焜。曹聚仁（1900—1972年）是记者、文史学者、社会活动家，生平著述逾四千万字。刘焜是曹聚仁母亲的族伯，就是说，长曹两辈。刘、曹两家相距甚近，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都是兰溪人。曹聚仁《书林三话》（三联书店，2010年）、《书林新话（修订版）》（同上）各有一文论及《庚子西狩丛谈》。前者迻录了刘焜在《庚子西狩丛谈》的一段骈文，盛赞其文笔“以散运骈”，“挥洒得这么自如”，“可说是杰出的作手”，“他的天才完全发挥出来了”。曹氏赞颂《庚子西狩丛谈》是“传世之作”，果然！果然！此书，1927年作，1928年出版，如今是2021年，其价值愈加显现，乃世界第一本“口述史”，永垂寰宇史册！（笔者愚见，刘焜史料尚需进一步搜集、核查。）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云，治史三途，一为著史，二为考史，三为评史。在漫长的中国史学传统中，著史之法，多是著者自己撰写，而口述史的著作方法则大异，系由参与者两方构成著作（群）体，通常两方面是两个个体，如本书《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的吴宗济先生与崔枢华教授。也有某个方面不止一个个体，如定宜庄著《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实际上是多篇访谈录的汇集。口述史的两方面担负的角色不同，一方面是口述者，相对的另一方面是记录兼撰文者。二者合著、润饰加工而生成一作品。这是著作方法的一大“革命”，口述者与记录撰文者各有分工而又合作，以底于成，收事半功逾倍之效。口述者，十分重要，是主角，毋庸赘言。记录撰文者也非常重要，如崔枢华教授为此书记录、整理、撰作，寒窗十载，孜孜矻矻，付出了巨量的智力与体力。无此，焉能成就这本口述史名著？
口述史本是当代著史的一种方法，而其兴也勃焉，数十年间，天下风靡，人人操觚，著述山积。于是口述史学遂成一体。
著史方法的创新，早有先例。在中国史学史上，西汉司马迁著通史《史记》，创纪传体。北宋中后期，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系编年体，294卷，叙1362年事。这都是中国史学上的经典著作，于是史学史上有“两司马”之说。《通鉴》卷帙浩繁，难以毕读，且是编年体，历史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其萌生至结束往往延绵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因编年的体裁被分散在各卷，读者甚感不便。于是南宋有袁枢其人，著《通鉴纪事本末》，就司马光《通鉴》所记叙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自为239个标题，将有关史料类聚，述其原委，文则全抄《通鉴》，若在今日，必加“抄袭”恶谥，予以处分。然而梁启超对袁枢书则赞誉备至，他说：“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第22、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袁枢抄书抄成了一部新书，实是一种创作。其意义更在于，此书在史学史上成了“纪事本末体”这样一个新体的开山之作。此后类似著作，代有产出。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鼎足而三，充实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宝库。
人，是具有创造性的动物。历史长流，新物新事，有如泉涌。至20世纪，口述史体登场，兴隆发达，其规模，其影响，足令纪事本末体相形见绌。
魏晋哲学家王弼《周易注》：“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因，口述史在近几十年间由崛起而兴盛亦不例外。我以为须发掘其文化背景。现试述自家经历：我出生于江淮海之间的小镇，在我幼年少年时代，那里的妇女、农民、工匠、士兵几乎都是文盲。在文盲充斥的社会里谈什么“口述史”？而如今，我年逾八旬，某日中午，在附近的一家烧饼店门口，偶见店里的一位老师傅坐在板凳上，低头看报，全神贯注。我凑近一看，他看的是《参考消息》，不由令我一惊：看这份报纸的可不是一般的仅仅有初等文化的人。当时我立马回忆起，在“文革”期间，某年，我供职的南京大学有七百多名教师、干部被下放到溧阳县（今溧阳市）果园，即“五七农场”，那时白天在田间劳动，晚间无事，能看的就是《参考消息》。不少人，包括我，从左边的第一个字看到右边的最后一个标点方才罢休，然后把这份报纸递给等候着的下一位看。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七八十年间变化太大了，如今的中国，有众多的有水平的作者，更有大量的有文化的读者，这是口述史这类并非通俗的书籍兴旺发达的基础。一个民族，文化水平高了，就为高品位的读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无“求”不需“供”，“求”必催生“供”，这道理无论在经济、在文化都是如此。文化发达到一定高度，读者、研究者多了，就必然促使口述史的创作兴盛起来。
前面讲过，口述史是由口述者与记述者这一群体合作而成的。关键首先是口述者。我逐字读过的口述史作品，成本儿的，如《胡适口述自传》《启功口述历史》《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上学记》《我心归处是敦煌》《冬青老人口述》《贫僧有话要说》等，这些书的口述者都是老人，这部不日将面世的《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的口述者享寿最长。除了《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口述者是我的同辈人（素未谋面的邻系低班同学），其余诸位辈分都高于我。据我的体察，有些人到了迟暮之年，都不免怀旧，“往事萦回”，对自身经历过的事都有较深或很深的记忆。“人生自古谁无死”，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总有要将自己一生的经历记录下来的愿望。例如，我清楚地记得，我向吴宗济先生提出，请他写回忆录或自传，给我主编的《南大语言学》连载，吴先生立即同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向他催稿，哪怕是一章一节，他迟迟不能“交卷”。我意识到，吴先生年已至百，毕竟老了，写不动了。于是改弦更张，跟他协商，改做口述史，吴先生也立马同意。我请挚友崔枢华教授做记录者和撰文者，他们两位大有缘分，合作十分成功、圆满，堪称典型。从这一个案，可见对老者来说，做口述史比独力写自传或回忆录，可行性强多了。去年，我在南国的一位老同学，于学有成，于国有功，经历丰富，八旬大寿时做了口述史，讲了三天，录下音来，留待合作的记述者整理、转化成纸质文献。
我接触的都是学术圈子里的老人，他们毕生经历丰富，如吴宗济先生在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实验语音学（这门学科实际是科学技术）的第一人，但他在抗日战争后也短期从过政。他的家世特有亮点，其尊人吴永老先生是义和团、八国联军这一段国史的亲历者，是《庚子西狩丛谈》一书的主角。凡有值得回忆经历的老人到了晚年都有一种渴望，将这些经历记下来留给后世。我认为这是口述史、访谈录迅速增多的心理因素。
我读过一些《发展心理学》《老年心理学》，那些书在“成年晚期”（按：非专业的常用词即“老年”）的“认知”“情感情绪”等名目下的描述词语消极的多于积极的。依我之见，老年人渴望将经历、经验传诸后世，并为之努力，该是很积极的心理，应予支持、鼓励、赞助。一位做口述史的老年人，需要奋力回忆以往，梳理经历，提取有记述价值的部分，查找文献资料，征询亲友的记忆，这都可以激发其正能量，以“实现自我”。对老年人来说，这是比较艰巨的脑力劳动，然而不正可以延缓“老年脑萎缩”（注：医学术语）吗？还需要长时间以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记录者工作顺利，这对老年人来说，也该是体力活儿。两者交互作用，其效果正应了一句中国老话，“延年益寿”。吴宗济先生之所以垂暮之年能延续到101岁，该与他跟崔枢华教授合作做了几年口述史大有关系，我以为。
以上的看法也可以算是本序的“我之言”。
我看过唐德刚先生的一些作品，他做过《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顾维钧回忆录》。1949年后，原国民党政府不少大人物流寓美国，都想请唐德刚做口述史，如民国顶级高官宋子文（注：曾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部长、外交部部长，以及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都“挂号预约”了，但突发事件，他吃晚饭时噎死了，一肚子的极其珍贵的史料被带到阴曹地府里了，看来十殿阎君没有恩准他还阳做口述史。可惜啊，可惜啊！
如今口述史的出版有燎原之势。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访谈录，较短，多带有专题性质；另一是长篇，往往是口述者生涯的全景式记录，如同自传或非口述而是自著的回忆录一般。
我喜欢经常到图书馆浏览，我的印象是由作者自撰的自传、回忆录这种类型的新书越来越少，而口述史呈“井喷”之势。讲一个我亲历的事。陈白尘先生（1908—1994年）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多产的剧作家，《升官图》《大风歌》是他的代表作（我以为前者胜于后者）。他是老革命，“文革”中被打倒，戴的帽子是“叛徒”。“文革”结束后，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获平反，复任校长、党委书记，陈白尘先生被聘任中文系主任。陈先生对待我们中青年教师很是和蔼、关切，他复出后，已至老年，于是不停地写作、出版回忆录，每出一本，都签名送给我一本，如《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寂寞的童年》《少年行》。八十多岁时，病多了，再也写不动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我曾向他建议：“陈先生，您的回忆录系列何不口述，让您女儿或系里的某位中青年教师记录，写下去？”他回答我：“不，他们写不出我的气势、文采。”陈先生的丰富多彩、跌宕起伏的一生只写了个童年少年便戛然而止，于国史更有价值的后七十年就这么夭折了，多么可惜啊！于此一例，可见口述史比自传、自著回忆录具有多么大的优势。一盛一衰自有其理，严复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我在2019年5月为崔枢华教授稿写了个“跋”，其中说道：“每个学科都有思想史。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有思想史，易于取信于人，但是数学、地学、农学这些自然科学明摆着也有不少思想史的专著！历史学有思想史，铁板钉钉。那么其分支学科口述史学自然也应有思想史……我认为应该以吴宗济先生提出的‘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为正确的指引方向。循此，口述史的园地方能‘千朵万朵压枝低’……待《我的百年人生：吴宗济口述史》正式由出版社出版，我再写序阐释，书此志之。”
两年过去了，现在作序，不可食言。
法国思想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年）的名著《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思想形成人的伟大。”讲得何等正确！人是有思想的生物。人因为有思想，对自然、对社会的各种认识积累、提炼、升华为学问，从而出现各种学科。可以说，每个学科都有思想史。即以历史学而言，请看北师大吴怀祺教授的著作《中国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中国史学思想通史（6卷本）》（黄山书社，2002—2005年）皇皇巨著，将中国自古至近现代的史学思想史做了一番翔实而全面的总结。近九十多年“崛起”的分支学科“口述史”自然也该有思想史，这是毫无疑义的，可算是演绎法的推理。
口述史之应有思想史，方今林林总总的口述史著作都没有提及，或许是史学这一新兴的分支学科太年轻的缘故吧。
口述史的思想应该是什么？口述史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口述者的“我”的角色。“我”述，述“我”，就很有可能流于自炫。而道德高尚者必不如是，吴宗济先生即然。吴先生以诗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但使文章能寿世，不求闻达以骄人。”吴老之意，他如实地口述自己的百年经历是为了奉献社会，助益世人，而不是企求名声来向人们炫耀。何等的胸怀，何等的境界！我以为，这是口述史的思想史中最恢宏、最磊落的宣言，应该悬之日月而不刊。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对历史、历史学的爱好。我的终身职业是语言学，可是我的第一兴趣却是历史学。从少年、青年知道阅读起，我就爱读历史故事，到了能读文言文的时候，我喜欢读古代史书上的传记，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汉书》中的《张骞传》，《后汉书》中的《马援传》等。我也曾读过历史小说，后来摒弃了，因为里面的虚构成分太多。读史书，可以知治乱兴亡，忠奸贤佞。前四史我早读过，在“文革”的中后期，形势宽松了些，宿舍的隔壁房间住的是历史系的一位年长教师，他有一套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那时我买不起，就向他借阅，还一“史”再借一“史”，就这样我读了从《晋书》至《隋书》的十来部史。正因为有这样的因缘，所以我后来写了《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语言学和史学的会通——三十而立，再证“长安论韵开皇六年说”》等“自鸣得意”的专题论文。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使我萌生做口述史的愿望，我曾经策划过，请两个博士生做了《徐复先生口述史》，其时徐复先生（1912—2006年）已经九十多岁，做好后徐先生就辞世了，可谓是“抢救及时”，给现代史留下了一页记录。
吴宗济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界，以德高望重著称，无不推服。他生于1909年，卒于2010年，寿逾期颐。他口述的历史从晚清名臣曾纪泽（1839—1890年）起，因此他的这部口述史涉及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他经历了民国和共和国两个时代，他是一位学问家，在中国的最高研究机构——民国的中央研究院和共和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到过欧洲访学，与国际语音学界颇有交往，也有贡献。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元老级人物，如杨树达、赵元任、罗常培、王力、李方桂等先生（按：以年龄为序）都是他的“受业师”“问业师”“受知师”；杨时逢、丁声树、董同龢、周祖谟等名家都是他的同事、同学。读了他的口述史，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语言学术史大有帮助。他的口述史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史的若干片段，现仅举一例，譬如他的“湖南—贵州—云南”之行多么艰辛，途遇劫匪，狼狈异常。请问，《湖南省志》《贵州省志》会记载这些吗？读吴宗济先生书的这一段，勾起了我的回忆。十几年前吧，我读过王觉非教授（1923—2010年）的自传《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也记叙了抗战时期这条路上的万般艰险、劫匪横行、几乎丧生的情况。这些都是了解旧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抗日战争史、地方史等很有价值的史料。
有一段名言，深得我心。我有个抄录前人嘉言金句的《名言录》的小本本，现在据此迻录。那就是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祖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30/420年）的巨著《历史》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我斗胆续貂：“古人今人，灵犀相通。”我之所以热心于策划做吴宗济先生的口述史，不无与西方先贤希罗多德有同样的想法：“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
吴宗济先生的一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节、人格、修养、美德。《论语·学而篇》记载子贡以“温良恭俭让”赞誉其师孔子。宋人程颐作如下解释：“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依我之见，吴宗济先生于“温良恭俭让”五字庶几近之矣。这样一位道德情操高尚、学问大有成就的人，他的一生经历，我们决不能让他“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要让他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历史，崇高的历史。中国19世纪的大思想家龚自珍将历史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的名文《尊史》中有这么一段话：“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史，何等崇高，何等伟大！
南秀村民2021年10月7日初稿，11月22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