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约30年前，我曾经在当时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声称要立志搞一套类似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体系，然而不是唯心论的，而是唯物论的。《新建设》是当时的全国性重要综合性刊物，而且文章发表后，还得到不少人的好评，可见我当时的哲学观点也是很合乎当时的时宜的。但是现在看来，我的那套想法虽说要在唯物与唯心上与黑格尔对立，实则是典型的西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旧观点。“在场形而上学”是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批评传统哲学时所用的一个贬词。“文化大革命”前，人们搞西方哲学，大都是限于黑格尔以前的古典哲学，虽然主要还是立足于批判，但也注意吸取其“合理的东西”，至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一律不加分析地加以驳斥。我在那个年代里，和其他许多哲学工作者一样，根本不认真阅读和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不理会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含义，更不懂得从现当代哲学的立场批评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一直到80年代初，我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才逐渐理解到西方传统的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纯理论性和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之注重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实，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外把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纯理论性还原为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另一支巨大的思想力量。旧形而上学以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斯”），从而以“永恒在场的”抽象同一性或本质概念为万事万物之根底，这种哲学观点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就像黑格尔的逻辑概念体系那样，哲学变得苍白无力，枯燥乏味，为人们所畏惧。现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不满足于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其中的许多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和其他一些专家教授都强调构成事物的背后的隐蔽方面的重要性，强调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结合为一个无尽整体，认为这才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形而上学所崇尚的抽象性被代之以现实性，纯理论性被代之以实践性（广义的，而非仅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狭义的实践）。哲学变得生动活泼，富有诗意，引导人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与诗脱离，是西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的特点之一。

40年代初，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金岳霖先生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问题等课程，又听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程。冯先生和金先生讲的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冯先生讲的新实在论是柏拉图主义的新的变形，与贺先生的思想观点相反。冯、贺两位大师在讲堂上和论坛上时有争论，而我对两派却都很爱好。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原来他们所宣讲的都是西方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们所教人向往的，都是“永恒在场的”抽象概念世界。记得1945年昆明学生运动高潮时期，校门旁边贴了一张漫画：几个哲学系的学生戴着近视眼镜，连成一串，汗流浃背地爬梯子，梯子的顶端云雾缭绕，隐藏着一座象牙之塔，塔壁画满了“思维与存在”、“个别与普遍”、“变与不变”、“抽象与具体”之类的概念。我看了这张漫画，不免生气，自觉身在其中。几十年过去了，人世沧桑，自以为思想大大改变了。只是这十多年来才日益感到自己原来是长期在西方旧形而上学的窠臼中打圈子。

我现在仍然认为“思维与存在”、“个别与普遍”之类的传统的概念范畴非常必要和重要。但必须加以超越。哲学不能老停留于抽象概念，而应当重现实，不能老停留于思维和理论而应当重想象重实践，不能老停留于哲学本身，而应当与人生相结合，与诗和文学相结合。所以我在本书中提出并讨论了诸如思维与想象、诗与思、在场与不在场、隐蔽与显现、言与无言之类的新范畴。我希望本书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新方向的理解和我自己的发挥能有益于我们超越哲学的旧传统，把哲学变成真正贴近于人、贴近于生活的有激情的东西。哲学家不应是脱离真空的柏拉图式的“鸽子”，哲学家的“鸽子”应当在天地之间乘着气流飞翔。

中国古代哲学有重现实、重想象、重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优点（尽管它讲得比较朴素、简单而缺少分析和逻辑论证）。所以我在本书对西方哲学转向的论述中也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典诗。我希望本书不仅在结合哲学与文学方面，而且在打通中西方面作些尝试，这里我又想起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段情景，闻一多和沈有鼎各开一门同名课程“易经”，大家都知道，闻一多是满腔激情的诗人和中国文学家，沈有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逻辑学家和西方哲学专家。但有意思的是，闻一多的“易经”课堂上经常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学生”是沈有鼎，沈有鼎课堂上经常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闻一多。我是他们的旁听生，亲眼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和课后讨论和争论，我当然听不懂他们究竟讨论些什么。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中西对话、哲学与文学相互通达的场面啊！这个场面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把它记述下来，希望能给今天的哲学研究以启发。我尤其希望中国传统哲学的弘扬与发展能与西方现当代哲学深入地、具体地相结合。

本书和两年前出版的《天人之际》都是“文化大革命”后近20年来我研读西方特别是德国现当代哲学著作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后因受到一些启发而写成的。《天人之际》着重讲由主客关系到主客融合的转向，本书则着重讲由“在场形而上学”到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转向，二者都是讲的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到现当代哲学人文主义思潮的转向，主客关系与“单纯在场”的观点有必然联系，主客融合与在场不在场相结合的观点也密不可分。所以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天人之际》的续篇，本书中有许多需要多加分析和论证的地方，凡在《天人之际》中已经讲过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天人之际》着重讲史，论的部分较少，该书从交稿到问世，拖延了两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自觉理论部分还有很多未尽之意，便写了此书的某些章节，该书问世后又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加上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我愈来愈感到时代正要求哲学有一个新的指向。近几年来，我视力不佳，但似乎更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追逼着我，要抢时间，我发奋多读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书，特别是一些哲学前沿的书，也着重联系中国传统的思想著作，希望能从中找到启发，我真正体会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情和含义。在研读过程中，我经常有思如泉涌，不能已于言之感。现在这本书就算是近几年来研读的一点小小成果，如能引起读者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兴趣，我就心满意足了。

本书的导论是全书的纲领，由我的学生甘绍平博士译成德文，谨在此向他致谢。

张世英
1997年11月1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