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导言

《商君书》一书是否乃商鞅所作，难有定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殆法家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但该书与商鞅密切相关，则无异议。商鞅，姓公孙，名鞅，是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所以历史上也称公孙鞅、卫鞅。后因相秦孝公破魏国有功，秦孝公封作商君，因此也称为商鞅。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商君》一书，内容共有二十九篇，今本《商君书》共存有二十六篇，其中两篇（第十六篇和第二十一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后面还附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引《商君书·六法》篇中的一段逸文，是以实际有二十四篇半。

经典者，《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注：“经也，法也。”《仪礼·士昏礼》：“吾子顺先典，贶某重礼，某不敢辞，敢不承命。”郑玄注：“典，常也，法也。”经典即常法也，《商君书》作为法家的经典之作，其内容超越时代，今天读来仍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试举一二论之。

1.法为国本。《商君书》第一篇《更法》开篇明义就说“法者，所以爱民也”，制定法令的出发点是为了爱护人民。《定分》篇曰：“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法令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治国要依法而行。如果抛弃法令治国，就如同希望不挨饿却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却抛弃衣服，希望到达东方却往西走，无法实现是明白无疑的。法令面前人人平等，不因为等级、功过、日常德行而有所差别。知法犯法者，从严处置，这就是“壹刑”。《赏刑》篇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法令要有定准，不可朝令夕改，否则会如《错法》所云“法无度数而事日烦”，最终导致“法立而治乱”的后果。国家治乱取决于国君和臣民都能守法。《修权》篇谓：“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人主的德行、智慧和勇气都没有超过众人，而能成为人主之根本在于有法令，这在当时而言是很超前的想法。战国时期美化人主，甚至神化上位者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于人治，法家强调的是法令的作用，是法治。正如《画策》篇所云：“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而要成为圣王，重视法令就可以了。“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如果违背法令就无法达到治国的目的。《弱民》篇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法和刑一体两面，有了法令而不遵守，国家也会生乱，重刑则可以保证法令的实施，达到无刑和举国皆善的效果。《画策》篇曰：“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也。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弱民》篇指出如果不能明法守法的话，即使人众兵强，有称帝称王的资本，也无异于“与危亡为邻”。该篇还举了楚国作为例证，“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鉇，利若蜂虿。胁蛟犀兕，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隐以邓林，缘以方城。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唐蔑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地非不大也，兵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

2.治国之道。诸子百家中，法家是经过真正的治国实践，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的一家，其治国之道具体而微，包罗万象，有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爵制等各方面的内容。

政治方面，主张治国应以农战为纲，此为王者之道。《农战》篇：“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国富而治，王之道也。”农战是圣人治国的要诀，只有令民众安心从事农作，淳朴而易于治理，忠厚而容易役使，诚信而可以守土参战了。“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不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

经济方面，重农抑商。颁布垦草令，大力发展农业。从农业税、徭役及刑罚等制度方面引导民众从事耕作；改革吏治，取消贵族特权，加重商业赋、限制粮食买卖等举措来确保农业生产；打击和废止一切非农之民的谋生渠道，从而驱使辟淫游惰、逆旅和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食而不得不安心务农。《垦令》篇列举二十条措施，如“无宿治”“訾粟而税”“无得取庸”“废逆旅”“壹山泽”“均出余子之使令”“百县之治一形”“重关市之赋”“令送粮无取僦”等，可谓事无巨细，凡有利于驱民于农、不违农时的举措都在法令条文的规定之内。

军事方面，主张以战去战。把战争看作取得霸主地位必须的手段，主张积极出战，而不是回避战争。《画策》篇认为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战国时代，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即提出以战争消灭战争，实现统一的战争观。战争可以让国家迅速兴盛富强。《外内》篇云：“边利尽归于兵者，强；市利尽归于农者，富。”对外发动战争可以“毒输于敌”，使国家强盛；对内发展农业则可以富国。发展军事的同时，还要做好农业和战争之间的平衡，连年兴兵会使国家陷入贫困，而安居务农又会让敌人休养生息。因此，应该先让敌国春违农时，夏耗其粮，秋失其获，冬则受冻，再以武力打击对方，动摇其根本，吞并之后则要普及宽厚文德安抚其民众。《徕民》篇云：“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违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冻其葆。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就可确保高枕无忧了。《兵守》篇对陆地国家和海洋国家国防政策的不同做了分析，指出“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并详细分析了陆地国家选择守战的原因：“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

社会动员方面，推行爵制——“武爵武任”“粟爵粟任”。《盐铁论·险固》篇谓：“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面向庶人赐爵的制度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主要包括军功爵和纳粟拜爵两种：军功爵根据斩获敌人的首级数来赐予爵位；后者则依据上交谷物的多少来确定。《农战》篇：“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算地》篇：“故刑戮者，所以止奸也；而官爵者，所以劝功也。”《境内》篇记载秦爵从公士到大良造共十六个等级，还规定了立功标准、考核办法以及军功爵赏赐的具体办法。《去强》篇谓：“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靳令》篇：“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此即所谓纳粟拜爵之制。爵制的赏赐包括劳役豁免、赋税豁免，赐田、宅、钱财等，有罪可抵偿；死后还可在墓上封树。这些优厚待遇对普通民众有极大的吸引力，民众的军功和纳粟等都以争得爵位为实际目的，这就使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致，显然有助于上下一心，开展广泛的农战动员。

作为人间常法之经典，《商君书》的内容与其他学说或学派有很多相通之处：

1.我们对法家和儒家之不同知之甚明，如《去强》篇云：“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和儒家的治国之道正相反。但法家和儒家也有相同之处。如《定分》篇：“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两者都强调定正名分之重要性。

《修权》篇：“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荀子·君道》篇：“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则臣决。楚庄王好细腰，故朝有饿人。”法家和儒家两者都注意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一问题，为政者当自警也。

2.法家和无为而治的老庄也有一致之处。《说民》篇：“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征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同样的道理在《道德经》则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3.法家和兵家也有惺惺相惜之论，《战法》篇云“兵大律在谨”，即用兵作战的重要原则在于谨慎。切忌轻敌冒进，“无敌深入”，使己方陷于危险的境地，如此，则“民倦且饥渴，而复遇疾”，无疑会打败仗。《孙子兵法·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坚决反对在战争问题上轻举妄动，穷兵黩武。《孙子兵法·火攻篇》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必在意手段。《弱民》篇曰：“兵至强威。事无羞，利用兵。久处利势，必王。故兵行敌之所不敢行，强；事兴敌之所羞为，利。”只有敢于做敌人不敢为、羞于为之事，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种思想倾向也与兵家甚为吻合。《孙子兵法·计篇》有“兵者，诡道也”的著名论断，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火攻篇》指出战争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在兵家看来，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获得利益，为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在乎取胜的手段是否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