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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木寺至合作，转车到兰州，兰州出发去西宁，很难想象吧，这些地名的转换就在一天之内。
那是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年久失修，散发着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像无数次在我梦里出现过的那些隧道一样。
我从不找人解梦，也不懂弗洛伊德。梦里那些似乎没有尽头的狭长空间给我造成的惊恐，也仅仅只是停留在梦中。
我只是靠着车窗上的玻璃，挂着耳机，目光呆滞，隧道的顶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昏黄的灯，在我的想象中，那些灯泡上一定围着厚厚的蜘蛛网。
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我的脸看起来已经完全没有少女的青涩，只有成年女子的疲惫神情。
耳机里在播放《离家五百里》，忧伤的曲调，我有点儿想流泪，但眼睛却分明很干燥。
以前，我一直害怕太长时间的车程，怕辛苦，怕孤独，怕无聊，怕这怕那，所以只好哪里都不去，守在只要打个出租车就能到的酒吧里混日子。
那时候我觉得酒吧真是好地方，男生都好帅，女生都好辣，站在洗手间门口都能看到无数漂亮的面孔。
那时我大好年华，却总是化着怪模怪样的妆，半个小时睫毛膏就融了，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用手指狠狠地擦那些晕在眼周的黑色痕迹，我下手真重，一点儿也不怕伤着整张脸上最嫩的皮肤。
那时我还没有用眼霜的概念，雅诗兰黛ANR被我偏激地说成是老女人用的东西，当然，那时我也买不起ANR。
那时我玩得很疯，生理期时照样喝加了冰块的芝华士，一仰头，干了，一仰头，又干了，根本不知道痛经是怎么回事。
有男生跟我要电话号码，我在激光灯下眯起眼睛，意味深长地问他：“你真的会打给我吗？”
我手里夹着烟，跟异性朋友紧紧地抱在一起贴面跳舞，我丝毫不担心他会对我有不轨的企图，因为他喜欢的是男生。
我卖弄风情，像一个孩子拙劣地模仿旧海报上的明星。
那时候我太年轻，刚刚领略到自由的滋味，不懂得当时任性的挥霍其实都是有代价的，我亏欠未来的自己，岁月给我记着账，来年都要一点儿一点儿地慢慢还。
大一那年的冬天，我跟当时喜欢的男生吵了一架，一怒之下倾尽所有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硬座票。
十二月的晚上，我穿着劣质的白色毛衣，冻得瑟瑟发抖。夜越深温度越低，我不得不把脏兮兮的窗帘拉过来裹在身上御寒，能有什么作用呢？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冷得睡不着，却又无聊得发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数码产品，只有一部破得仅仅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我甚至匆忙得没有带一本可以阅读的书。
那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出行经历，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除了记得当时自己斩钉截铁地发誓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钱，无论去哪里都坐飞机这个雄心壮志之外，别的什么感受都没了。
这件事的后遗症是导致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听到从某地到某地要坐八个小时以上的车，就会有一种“这辈子都不要去那里”的想法。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确是只井底之蛙。
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的后遗症被每天至少八小时的坐车经历治愈了。
在和田买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时，S先生轻描淡写的一句“差不多二十六个小时吧”把我吓傻了，我像是没听懂这句话似的，不死心地追问一遍：“多少？！”
二十六个小时，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熬过去。
在和田汽车站旁边的宾馆里，我忧愁地吃着清甜的葡萄，看着S先生的背影，拼命地安慰自己说，没事，他还在这里，你们还在一起，不要怕。
那天我很早起来去离车站有点儿远的新华书店买了四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算一算觉得撑十多个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剩下的时间就睡觉好了。
我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惊慌和害怕，像是要去死似的，S先生一直冷眼看着我，在他看来这又是我不成熟不淡定的一种表现。
我跟他争执，说你不知道无聊多可怕。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就是大人看自以为是的小孩子的眼神，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无聊？那年我一个人去中亚，每天坐长途汽车，睡了一觉醒来以为车没动过，周围的景色没有任何变化，除了戈壁就是沙丘，周围的人既不说汉语也不说英语，你说我无不无聊？”
后来我们分开，各自回到各自的地方，有一天在网上聊天时，他跟我讲，做人应该是形散神不散，你啊，还没有神。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段长长的隧道里，我忽然又想起他。
想起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那天晚上，天上又大又白的月亮。
想起在那之后，每当我在痛苦面前表现得不够强大，便会用他对我说的那句话狠狠鞭笞自己，想起那些靠近和抵触，那些沉沦和反复。
想起那些我不知道该不该叫作爱情的东西。
停车时，司机说，西宁到了。
乘客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起身拿行李，下车，一时之间动静很大。
我被这声响惊醒，回过神来，看着窗外稀稀拉拉的灯火，眼睛里有着落寞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