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如此大规模的文物搬迁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图1-24］ ［图1-25］［图1-26］［图1-27］［图1-28］［图1-29］［图1-30］［图1-31］ ，对于成立不到八年的故宫博物院来说，也是一个从未经历过的难题。故宫博物院有许多文物专家，但没人拥有这方面的经验。为了这次大搬家，古物馆请总务处紧急购置了木箱、棉花、稻草、纸张、绳子、钉子之类的用品，但这些物资购齐之后，人们又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该怎样把文物打包、放进木箱子里。这一刻，文物似乎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动。

有人提议，到北京古玩行去找人。因为古玩行的人，经常要给买主发货，对打包装箱，他们一定不会陌生。

古玩行的师傅们如约而来，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的打包装箱工作随即展开。整个太和殿广场，立刻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在紫禁城建成五百多年来，这样的场面，也是第一次在太和殿前出现。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想要将自己管理的文物装箱，要先向总务处领取木箱，再向秘书处办理手续提取文物，然后才能装箱。

薄胎的瓷器、易碎的玉器最难装箱，“例如填白脱胎瓷器，薄得像电灯泡，像蛋壳”，如何装箱，才能确保其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安然无恙？

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五十年》中写道：“故宫博物院这一般年轻的人，装箱日久，一个个都变成装箱专家了，对于任何种文物，都有一套装箱方法。”像前面说到的填白脱胎瓷器，“先把一块厚棉垫在下面，放上一只脱胎瓷碗，碗里铺一层薄棉，再装入一只，然后用棉花把这两碗裹起来，用纸包好，系上绳子，放在一旁。照样包若干之后，把木箱拿来，最下面铺一厚层稻草，草上放一层厚棉，把包好的一包包瓷器摆好一层，然后把包与包间，以及四围，都用棉花塞紧，再铺上一层棉花，再放上一层瓷器，也照下一层一样塞好，上面又盖一层棉花，一层稻草，最后把箱子钉好加封。这种装法，经过多少次的迁运，从没有发现破伤的情事。”

轻薄如瓷器者难装，笨重如石鼓者亦难装。对于一些大件的或特殊的物品，要为它们单独量身制作木箱。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后来写了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发表于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创刊号，认为不应称其为“石鼓”，而应称为“秦刻石”。此文后来出版单行本，马衡还把它赠予容庚。容庚在1932年1月1日日记中记：“八时进城，谒马叔平 先生，承赠《石鼓为秦刻石考》一册。” 但“石鼓”之名，已约定俗成。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为石鼓打包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文物馆副馆长庄尚严先生。庄尚严先生后来回忆说：“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两吨，鼓的本身，虽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决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晒、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磨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他说，“我在故宫主持文物装箱移运，虽然经手的文物有几千箱之多，可是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像这样棘手的问题。”

庄尚严先生对着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经历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许多裂缝，再不能受力，实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达古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由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他才学到了包装石鼓的秘方。

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用极薄极软的高丽纸蘸水浸湿，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高丽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糨糊粘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高丽纸裱糊妥帖，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绳扎紧。这时候，每一个石鼓都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

有一天，大家为装箱开会，吴瀛先生指出装箱太急，导致装《四库全书》的木箱有缝，裹面未包，应当重新加入油布装包，箱缝也要想办法，以防路上下雨。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侗先生急了，对吴瀛先生说：

“吴瀛先生！你要知道日本就要来呀！”

吴瀛说：“我知道至少今年日本是不会来的，既然不要保护这些文物，你何必搬呀！”

散会后，吴瀛和李宗侗先生打了一个赌，就是日本人今年会不会到北平。

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攻占北平，是四年后的1937年，但1933年热河失守，已使北平危如累卵。

袁守和打圆场，叫他手下人重新装箱，为《四库全书》加了油纸包。

据介绍：“《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分别贮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辽宁沈阳文溯阁 ［图1-32］［图1-33］ 、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然而，《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历尽了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20世纪30年代，尚留在人间的，只有三部半，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就是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在南迁之后，最终被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还有文澜阁本，经过兵乱之后两次抢救补抄，成为“半套”，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有记者进入故宫，看到在太和门外熙和门内，堆着三百余个装好的箱子，有警士一名，站在那里看守。在每一只箱子上，都封着三道封条，箱上每一号单下，都写着里面装着九匣或者十三匣不等，一律为《四库全书》。

在协和门外，还堆着四百多只木箱，里面装的大多是宫廷档案。故宫博物院雇来的百余辆排子车，都停在东华门外，等待装车。一位故宫博物院的员工对记者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已装满七千余箱，外传有三千余箱，相差太多。他还说，自去年8月，易培基院长就要求将文物装箱，运至库房集中保管，此时运到太和门外的，只是一部《四库全书》，还有少数其他文物，大部分文物还在库房里，没有来得及运出来呢。

除了《四库全书》，《龙藏经》也是一部辉煌的文化经典。据介绍，《龙藏经》的缘起，是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在宫廷中发现了一部明代抄写的藏文《甘珠尔》，年久破损，觉得很可惜，于是命康熙皇帝拨款派人，用泥金在特制的瓷青笺上重新抄写已破损的明代大藏经。后来乾隆皇帝为了庆祝生母崇庆皇太后八旬万寿，颁旨以康熙八年写本为祖本，誊录而成，共使用的金箔价值超过三十七万两银，用掉近一千八百两金粉，共有一百零八函，象征对治众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每函经页三百页至五百页不等，每页正反两面以上好泥金用藏文楷书抄写经文，经页依序迭齐，于其四周边围再以泥金彩绘右旋白螺、法轮、宝伞、胜利幢、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八吉祥图案。经页上下各有两层经板护夹，再捆以捆经绳，最后用数层经衣包裹而成。自造纸、抄经、绘图以至织绣经帘、裁制经板等等，工艺烦琐，因此汇集当时宫廷满、藏、汉各族纸工、金匠、木工、织工等僧俗人员通力完成，达到了中国古代书籍制作技术的极致，每函的重量约一百斤，一百零八函，总重量超过一万斤，也就是五吨有余。 要想把这部美到了连看都不忍心看的《龙藏经》毫发无损地全部运走，也不是像说一说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国子监、颐和园、先农坛等处文物，也纷纷交给故宫博物院，一同“搭车”南迁。故宫博物院亦“派员分赴颐和园、国子监等处装箱”。“其工作紧张时，匆遽忙迫，不可名状，譬之振溺救焚不为过也”。已完成装箱的文物，垒放在故宫博物院内搭起的四个席棚内，宫墙屋角下也小山般堆起文物箱，等待着装车的一刻。

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十万火急之际又出意外——1月31日，文物装车完毕，周肇祥竟然煽动工人罢工，“所雇之运货汽车二十余辆，临时避匿，排子车六十余辆，全体罢工” ，以阻止汽车驶出故宫博物院大门。

易培基给李宗侗发电报，并请其呈请宋子文。电报说：“周肇祥联合工联会，煽惑工人，阻止汽车、排车等为院运物出” ；“前昨两日另组搬运汽车、排子车、工人起运物品，因受工联会把持，屡成屡辍，穷两日夜之力，无法上车。而反对风声有加无已，外无援助，孤掌难鸣，其势已非本院权力所能办到。今火车虚待，宪兵坐守，究应如何处置之处？乞电遵行。”

蒋介石亲自致电北平市党部进行疏通。 易培基请北平市长周大文出面，约请各团体及人士，申述“政府维系文物之苦心，迁地为良之必要”。经多次协商无果和屡次启运受阻之后，易培基急电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请严令拿办周肇祥。

此时，宋子文身在热河，正办理有关防务事宜，危急时刻，直接遥控指挥文物南迁事宜，做出五项决定：

一是确定南迁时间和存贮地点：2月6日运出故宫至装运车站，2月7日铁路启运，目的地上海租界，指定文物迁存上海中央银行；

二是在行车路线方面，考虑到走津浦路直达南京，虽然距离短，但由于日军势力严重渗透到山东，津浦路徐州北段以上恐易遭到袭击，日军飞机也可以直接轰炸天津，因此列车要避开天津，走平汉线至郑州，转陇海线到徐州，再从津浦线南下；

三是加强警力严控北平，2月3日，宋子文电令周大文，请其以“煽动群众，扰害治安”暂时拘拿周肇祥，直到文物列车驶离北平十天后，才释放了周肇祥；

四是调动军队随车押运和沿线护卫，身为故宫博物院理事的张学良亦电令北平宪兵司令部，派出100名宪兵随车护卫；

五是委派监察院委员高鲁监督文物起运事宜。 d+ljX5lnpE8lap493zGOQqZXfO4fXRi4cg50IhA8fGJyR/k/MnRysmg882Kcw7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