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3月，在日本策划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被划归伪奉天图书馆。

8月，日军进犯热河，山海关告警，平津形势日益危险，一如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所写：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华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

如此急迫的形势下，易培基院长终于下了决心。故宫博物院呈文行政院 ［图1-22］ ，拟议将故宫文物精品迁移至北平东交民巷及天津、上海租界区域保存，并提议在南京设立故宫分院以存文物。

1932年8月，河北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市民多奇云等致信故宫博物院，信中说：“辽东变起，沈阳四库全失。申沪烽烟，南地图书尽丧。千年古物，毁于须臾，凡属国人畴不痛惜？”日本军队如果继续南下，北平就可能成为战场，“夫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所藏古物，咸为希 世之珍。为本国之文化计，为世界文化计，均宜早为之所，妥为保存”。

据我的同事、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介绍：“古物陈列所主任钱桐亦急电内政部，呈递《古物陈列所拟具国难期内应付非常事变计画》，拟议择选部分文物精品，送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地窖保存，并计划在院内空地挖掘地窖，以备存藏金属陶瓷等文物珍品。” “该项计划包括‘防内乱’和‘防外寇’两项内容，前者主要针对兵变或盗匪的劫掠” 。办法具体有：停止售票；东西华门、午门昼夜关闭，用实土麻袋堵塞；各殿陈列室，及库房严密封锁，分别加岗防守；警察全体出勤，荷枪实弹，分布东西华门城楼，及东南、西南角楼，并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前后联防，守望相助。“防外寇”办法具体有两项：

一、“防飞机抛掷炸弹计画”；

二、“防外寇入城掠夺物品计画”。

故宫博物院方面，则形成了一个在异地建立分院的想法。经理事会讨论，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故宫先有一个分院到另一区域，一则先多一个机关，二则将来万一北平沦陷，博物院仍在，院务不致落空。”

对于设立上海、郑州、西安三个分院的主张，理事会没有最终决定，但在时局的逼迫下，还是做出了先选择一些精品文物进行南迁的统一意见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很快核准了这一意见，易培基立刻召开理事会，研究决定，将故宫文物先行迁移至上海。李宗侗奉命，前往上海寻找储存文物的合适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故宫文物想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决策消息不胫而走，竟然在北平知识界和广大市民中引发了一个巨大的旋涡。

大敌当前，民众心理脆弱，而故宫文物要迁出北平的消息，让北平市民心里涌起了一种普遍的被遗弃感。委屈转化为焦虑，焦虑又转化为强大的愤怒。他们知道，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能沉默，因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终于，他们爆发了，北平市自治区各公所及商会共同发出了怒吼，异口同声地表明：“故宫古物为北平生命所系”，“与繁荣北平市面亦有极大关系”，如果故宫文物决议迁地保存，无异于遗弃北平民众。他们声明“无论何种会议，倘有议决将故宫文物运往他处，或继续变卖，及种种损害故宫文物，违背上三项原则者，本市人民绝对不能承认，并尽力阻止其实施”。

更有甚者，8月30日，中央政务会议讨论处理故宫文物办法，其决议之一竟然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文物，用于购买500架飞机。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之一，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俞同奎听到这样的奇谈怪论，不等会议结束便匆匆退席，立即拍电报给在南京坐镇的易培基，筹商对策。此电文现存故宫博物院档案科，电曰：“今早政会召集讨论保存故宫古物办法……议决，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

易培基闻之，脸色骤变，急电张学良、蒋伯诚和张群，称：“闻政务会议有人主张拍卖文物，不胜骇异。故宫所藏关系全国文化，中外观瞻所系，乞公设法劝阻，始终保全，感盼无既。”

1932至1933年间，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先生之子马彦祥在其主持的天津《益世报》“语林”专栏上发表数篇文章，批评北平故宫博物院当局迁移文物一事。

1932年9月，马彦祥发表《旧事重提说古物》，指出：“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

在故宫博物院内部，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吴瀛先生为此曾和易培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吴瀛，出身世代书香家庭，祖父吴殿英曾受张之洞委派，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赴日考察，是甲午战争后大清帝国派赴日本考察的首批军事代表团成员，同行者还有姚锡光、黎元洪等。吴瀛之父吴稚英，曾任职清朝著名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幕府。吴瀛先生早年在湖北方言学堂学习，与易培基先生是同班同学。《毛泽东传》里写：“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 那一次，同行者还有易培基。易培基找到时任北洋政府京都市政督办公署坐办（相当于今市政府秘书长）的吴瀛，是吴瀛先生把他们安排在北长街福佑寺住下的。 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教师，被毛泽东视为恩师、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先生（后成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还专门到福佑寺看过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说：“当我去看他 时，他正坐在大殿中香案后，香案很长，左边摆着平民通信社的油印机和通信稿件，可是有些稿子可能是他自编自刻自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

吴瀛找到他的舅舅、时任北洋政府审计院长的庄蕴宽先生接见了易培基与毛泽东。 后来在庄蕴宽的干预下，“驱张运动”取得了成功，张敬尧灰溜溜地逃出了湖南，吴瀛先生也间接地助了一把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接触的三位民国官员庄蕴宽、易培基、吴瀛，后来都与故宫博物院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庄蕴宽先生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监察员（李石曾为委员长），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庄蕴宽被公推为主席，主持开幕仪式，并在故宫博物院开创时期任临时董事和临时理事。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之罪通缉李石曾、易培基，二人躲进了东交民巷，危难之际，庄蕴宽与卢永祥一起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维持员，共同主持故宫博物院和清室善后委员会，带领故宫博物院全体同人渡过了动荡之期。1926年12月，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正式成立，江瀚为会长，王宠惠、庄蕴宽为副会长。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任命27名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中就有庄蕴宽（后故宫理事会又推举了10人，共37人）。

关于易培基，前面已经谈到，他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代理汪精卫）、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三一八惨案”后畏“罪”潜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派易培基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易培基因病不克北上，电嘱代理接收故宫博物院的五人中就有吴瀛。 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为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吴瀛先生因其丰富的学识，被任命为“古物审查会专门委员”，并担任《故宫书画集》《故宫周刊》第一位主编。

在吴瀛看来，文物南迁之事不应该操之过急，而是应该再观望一下。他对易培基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吴瀛先生似乎已经预见了后来的风波。

易培基却反驳说：“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吴瀛先生后来回忆说：“我自来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而况当众。他词严义正，我还说什么呢？我只觉得面上火辣辣地在发烧，不说话了。”

相比之下，周肇祥做出的举动更加激烈，他发起了“北平市保护文物协会”，自任主席，坚决反对将文物迁走的计划。周肇祥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他曾经在1926年9月至1928年2月担任过古物陈列所第四任所长，在此期间，他曾成立鉴定委员会，对古物逐一鉴别，改变了所内文物好坏混杂的状况。1927年3月，周肇祥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李四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袁复礼、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等为代表，与准备到中国西北做全面的科学考察斯文赫定（Sven Hedin）进行谈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办西北科考活动，从而抵制了西方的文化侵略。对于故宫文物南迁，周肇祥亮出了决然的态度：“古物与地方繁荣有关，而历代文化之品，一散不可复合”，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1932年9月21日，古物保管委员会举行会议，江瀚、刘复、徐炳昶、马衡、朱启钤等三十余人参加，商议北平文物保管办法。

会议讨论指出，“孔庙的石鼓，中央研究院的殷商甲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汉代木简，北京大学的元代壁画，北平图书馆的《四库全书》、敦煌经卷及其他善本书籍，天坛皇穹宇的乐器，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的珍品，当得上国宝的称号。至于故宫和古物陈列所的建筑及其宝物，尤其是全世界各国博物院所仰望不到的。”这些文化物品“足以表扬国光”，“是国家命脉、国民精神寄托之所在……是断断不可以牺牲的”。

会议决议拟一份意见书，以北平保存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民精神的文化品物”，并且，“全国各种学问的专门学者，大多荟萃在北平”为由，建议国民政府从北平撤出军备，使其成为一个不设防的“文化城”，用不设防来求得北平免遭日军炮火。意见书对日本作出这样的判断：“世界上还未必有这样一个胆大而野蛮的民族，敢在众目昭彰之下，向没有抵抗的文化设备加以破坏。”

1932年11月23日，“中政会”举行第333次会议（居正任主席），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了解会议的内容——其中一项会议决议是：“北京故宫古物，着即移洛保管，饬行政院、铁道部负责运输。”

“一·二八事变”的当天晚上，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进行改组，任命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此前曾于1930年1月至1931年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都主张迁都，避免日军从上海进逼南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缔结城下之盟。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决战。将来迁移结果不良时，必归罪余一人，然两害相权实较其轻，否则随时受其危胁，必作城下之盟也。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迁都是非常之事，此时把首都迁往洛阳，表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做“长期作战”的准备。洛阳坐拥中原，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十五朝古都的历史底蕴，特别是经过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时期的大力开发，通有铁路，建有机场，市容也大有改观。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专员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并于当年4月17日开始办公，为期十三年之久的陪都西京筹建工作拉开。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军对南京的威胁也暂时解除。5月30日，蒋介石率党、政、军大员返回首都南京，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正式迁回南京，并举行了隆重的还都典礼。

洛阳就这样，在1932年短暂地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2月1日，国民政府将所有印信及卷宗输送到了洛阳。主导迁都的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三人皆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但政府这项将故宫文物迁往洛阳的决议依然引起强烈反对，就在决议通过的第二天，北平市各自治区公所致电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部委，坚决反对故宫文物迁移洛阳。电文中说：

文物关系世界文化、学术，北平友邦使节所驻，万目睽睽，敌虽蛮横，当不出此，且亦未尝无法保存。如虑北平易为敌乘，先图避免，则洛阳距平亦非极远。倘军事毫无准备，节节退让，则我能往，敌亦能往。土地、人民瞬将不保，亡国灭种，即在目前，何况文物？舍本逐末，是诚何心继之？

26日，北平市商会等八个团体连致二电与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党部、中央政务会、行政院等政府要员、机关团体，反对故宫文物迁洛。

据郭述祖先生介绍：1933年1月1日，日军第八师团第4旅团3000多人，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2艘，陆海空齐驱，于元旦之夜向山海关发起攻击，中国东北军第九旅第六二六团只有1346人驻守，他们与敌军血战，“伤亡十分严重，六二六团三连连长关景泉、二连连长刘虞宸、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一营营长安德馨相继阵亡，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而突围”。 日军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郭述祖先生写道：“日军入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写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山海关古迹亦遭破坏，原本收藏在魁星楼的“天下第一关”匾，也被日军运回东京，作为“战利品”，存入靖国神社的游就馆。

得知山海关沦陷的消息，画家丰子恺画了一幅漫画，名为《关山月》。画中的山海关，插着一面日本国旗，夜空中的明月，在暗自哭泣。

山海关距离北平只有280公里，一入山海关失陷，前方尽是平原大道，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高歌猛进，华北局势岌岌可危。

1月8日，因汪精卫出国而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 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将故宫文物运送上海租界保存。

13日下午4时，故宫博物院协助会召开临时会议，会长司徒雷登、常务委员铎尔孟、朱启钤、周诒春、周作民、任叔永、傅泾波等出席，司徒雷登任主席，吴瀛、李麟玉、袁同礼任秘书，院长易培基列席，商议故宫文物南迁上海。

17日，张继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表示不反对文物南迁，但反对把文物迁至上海租界，主张将文物迁往洛阳。他在电文中说：“故宫宝物迁移，此弟素志，惟全部运沪有二大不可，国人将怀疑政府以中国之大竟无一安全地方可置国宝，政府威信扫地一也，世界讥笑中国只有租界安全，更使倭人得一狂吠材料二也，弟坚主张迁移地点以洛阳为宜，非仅消极的避难，更积极的另建文化中心，尊意如以为善，望向子文先生解说。”

马衡原本也是反对南迁的，他当时认为，东北三省虽被敌占，但在东三省与北平之间，尚有山海关这道屏障，“我方尚可扼险以守，平津一时尚无问题”，“且古物转移，长途运输，难免途中不生损失”，这给了他反对南迁的理由。但山海关失守，给他心理的震动是巨大的，此时，他的立场也发生了反转，认为“门户已失，平津时时有发生危险之可能，故现在余亦主张迁出为良” 。

但社会上的反对声浪，并没有像马衡那样发生转变。10日，北平各大报发表言论，猛烈抨击故宫文物南迁计划，认为这是“政府弃我北平，而绝其生机也”，“对于土地人民，不加顾虑，而惟古物是视，是诚何心？”

与此同时，反对之声一天比一天高涨。15日，上海《中华周报》刊文称：“亡国亡种就在眼前，区区古物就完好如故，有何意义？”南京《社会新闻》说：“我古物之可至也，日人之飞机大炮也能至也。”16日，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严智怡致函故宫博物院，认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将会“寒国人之喁望，逞强敌之觊觎，危累世之蓄积，散仅存之文物”。

鲁迅撰文《学生和玉佛》，引1月28日《申报》号外报道云：“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又作五言诗，讽刺政府迁移古物、撇下北平人民的举动：

寂寞空城在，

仓皇古董迁。

头儿夸大口，

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言妄？

奔逃只自怜。

所嗟非玉佛，

不值一文钱。

意思是：寂寞冷落的北京城依然还在，大批文物仓皇中被盗运出城。老大夸下抗日海口已成泡影，用大学生掩饰他们卖国罪行。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怎能责怪他们妄自惊扰逃奔。学生该自叹不如一尊白玉佛，竟贱到不值一文钱遭人看轻。

2月6日，就在第一批文物运离北平那一天，鲁迅又在《申报》发表文章，更加直白地指出：“倘说，因为古物古得很，有一无二，所以是宝贝，应该赶快搬走的罢。这诚然也说得通的。但我们也没有两个北平，而且那地面也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未抵抗’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鲁迅又赋诗一首：

阔人已骑文化去，

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

古城千载冷清清。

而鲁迅的同乡、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则在这个关键时刻，力挺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未雨绸缪，以防措手不及，苟有损坏，不可全局被夺。

故宫博物院理事、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对文物南迁的态度也十分坚决。 行政院致函社会各界，表示等北平时局稳定后，故宫文物就会“原封运回”。

1月25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出席者有江瀚、易培基、马衡、高鲁、李书华、吴瀛、沈兼士、袁同礼、俞同奎、李宗侗、程星龄，会议决议：首批文物定于1月30日起运，“密缄张（学良）副委员长、北平市政府，告起运日期，请派军警押运，并电行政院报告起运日期，请分饬沿途地方官吏保护。”

26日，易培基致函当时拥兵华北的张学良：

此次运沪之件，至多不过三千箱，档案居其大半，拟于本月三十一日起运，除密函北平军事分会暨市政府选派得力军警沿途保护及随车押运外，尚乞我公指麾若定，严令所属，特别警戒，以策万全。

蒋介石在28日的工作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宋副院长子文电告北平故宫博物院在上海设立分院已早经核准，据易院长培基电呈，略称已派员李宗乾（侗）赴沪筹备，第一批拟世（三十一）日起运，平汉、陇海、津浦各路，拨来车辆共二十五辆，运输路线是否仍应照前电所指由平汉转汉南行，由津浦直达，并请转电分饬保护等语。公复电谓古物运转路线，仍由平汉转为妥，保护事应请汉卿派队可也。

30日，易培基急电宋子文，请示故宫文物“由平汉路启运南下，到浦 后是否改由商轮运沪，抑仍由火车直达？”

31日，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 ［图1-23］ ，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文物。 这一天，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电文中说：“故宫物及古物陈列所南迁，北平反对者甚烈，为避免复杂起见，弟拟悉数运沪中央银行库存，加行政院封条，否则各方定有借口，兄意如何？”

蒋介石指示：“古物事，中 实不主张迁沪，最好运储南京，人无反对之理。”

所有的争议，所有的举棋不定，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故宫文物必须南迁。这一点，不容置疑。 JxBWKDR5jBX6DWn2ythpf3k7DKhgUIWDfzJFa35Fob5lkMWKQnH0GLu1JV/e5p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