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1931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注定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9月19日，正当文绣和溥仪的律师就离婚事宜紧张谈判之日，溥仪从日本《每日新闻》号外上看到一则惊人的消息：“ 夜三时二十三分奉天电云：中日交战。”这一天，郑孝胥之子郑垂前往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得到的消息是：“昨日军已占奉天，华军自退，长春亦有战事。”

真实的情况是：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驻屯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队长川岛正大尉、河本末守中尉等，借夜间演习的名义，在距离柳条湖约三公里处制造了铁路爆破事件，之后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上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向沈阳的中国军队营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史称：“九一八事变”。

9月19日早上9点，在北平，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 ，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怵然一惊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一场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天拉开了序幕。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他自己的命运，就此发生了改变。

也是在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由于未接到抵抗命令又无战争准备，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飞机和武器装备的东北军略作抵抗即撤退或溃败，沈阳的兵工厂中260架飞机、250门大炮、10万发炮弹、600门迫击炮、40万发迫击炮弹、15万支步枪、300万发子弹无一遗漏地成了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日本关东军仅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市。

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但日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据战后东京裁判资料，1931年，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给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一份密函，劝其于1931年成立两个新国，一个是“满蒙王国”，一个是“远东独立国”，前者包括中国的满洲与东蒙；后者包括东西伯利亚、上乌丁斯克、后贝加尔湖、阿穆尔州，抵达白令海峡。这一疯狂的目标一旦实现，“不但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成了日本的内湖，中国之东三省，大逾日本内地三倍，后贝加尔湖大逾日本七倍，加以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黑龙江沿岸，都是膏腴之地，矿藏之富，取之不竭，十年之内，日本国力将超美国。”

李宗侗赶到故宫博物院时，同事们都在议论东北的局势。然而，再有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三个多月后，随着张学良最后一支部队从锦州撤退，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辽阔土地就被日军完全占领了。东北四省，唯有热河一省，孤悬在关外。中原大战之后实力和声望都达到了人生的顶点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坠落神坛。“不抵抗将军”的绰号，从此跟随他一生。张学良晚年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的命令。”他还说，“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9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中日战后 ，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第二天，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们今日之事也。

这一年12月，梦想着“尽雪前耻”的国民政府主席、海陆军总司令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1932年“一·二八事变”，又给了蒋“重出江湖”的机会。

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其完整？易培基院长回到北平，感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时时处于危险中。1931年12月3日，就在顾维钧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苦口婆心地劝说东北军不要撤出锦州的那一天，易培基给行政院发去了电文，表示拟在故宫内部设立临时警卫处，统一管理和调度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的警卫力量，以保护文物安全。

易培基，1880年生，湖南省善化 人，早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武昌起义，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秘书，湖南高等师范学堂、长沙师范以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后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教过毛泽东三年国文，被毛泽东视为恩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军阀张敬尧下令查封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发动了驱逐张敬尧的“驱张运动”，得到校长易培基的支持。毛泽东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曾经在长沙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的家里开会，易培基还向大家分析了湖南的形势，告诉他们“驱张运动”有群众基础。

1924年，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孙中山任命的驻北京全权代表就是易培基。这一年，易培基还担任了北洋政府（黄郛内阁）教育总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时值“女师大风潮”（女师大开展以驱逐校长杨荫榆为中心的斗争风潮）之后，杨荫榆的校长职务被段祺瑞政府撤销，易培基这个新校长人选，令时在女师大兼任国文系讲师、并在杨荫榆离校后担任维持会成员的鲁迅十分赞同，为迎接易培基这个新校长，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新校长会上的讲演》：

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所钦佩的。当恢复之初，即曾公推为校长，而易先生过于谦退，没有就。但维持仍然不遗余力。同人又二次敦请，且用公文请政府任命，这才将向来的希望完全达到。同人认为自己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这是非常之欢喜的。

易培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毛泽东和鲁迅都有交情的人。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爱古书。他一生酷爱古籍和文物，金石书画鉴别极为精审，三十余年经手古籍无数，家藏有宋元刊本10余种，明本近500种，殿本50余种，碑帖1300种。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有207箱藏书被毁于日寇战火。

将文物迁出北平的念头在易培基的心里盘桓了许久。但这个事情太过敏感，牵动着太多人的心。“既为遗老们所反对，又为亲日者所不赞成，其实两者常接近合作。”

此外，还有许多文化界人士反对将文物迁出故宫博物院，担心这些文物会出现损坏与流散。

易培基先生把南迁的念头暂时隐匿起来，下令故宫博物院员工，将文物集中在库房里 ［图1-17］［图1-18］［图1-19］［图1-20］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折中办法。

1932年1月28日，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一千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在20辆装甲车的引导下，分五路向上海闸北发起突然袭击，“一·二八事变”（即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下简称“中政会”）重新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又复推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以“委员长”名义重掌军权，直至抗战结束）。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日军先后三次增兵、四次更换主帅也没有拿下上海，最终以死伤10254人的结果结束了这次战争（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人，其中阵亡4274人、受伤9830人）。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使得全国上下弥漫的亡国灭种低落情绪一扫而光，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过程，如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后来所说：“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此同仇敌忾之心，使吾人感奋欲涕”，但战场毕竟是在上海，上海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公私大学，均遭到轰炸焚毁，古籍损失难以计数。

29日早上8点多，日军十余架飞机从“能登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妄预言下，在千米之下低空投弹，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 ［图1-21］ 。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未被殃及的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纵火，全部藏书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

“据统计，商务印书馆80%以上资产被毁，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于人世间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一生爱书如命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涕泗横流。他痛心疾首地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他后来在诗中写：

廿年心血成铢寸，

一霎书林换劫灰。

日军之所以要炸毁商务印书馆，时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得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中国人马上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中国人可永久不能恢复。”

1933年，商务曾收到过一封日本浪人的恐吓信，更直白地说出了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的原委：

尔中国败孔道，立学堂，读些国语三民主义与立共和，打倒帝国主义，恶劣之道行天下，……尔馆独销学校之书，印些腐败之物。上海毁尔书馆，尔书馆还是恶习不改，仍印三民之书、党部之语。中国不忍傍观，所以毁尔书馆，今若不速改恶习，我军到处，是商务印书馆尽烧毁。

商务印书馆恢复营业之后，把一部分被日军炸毁的印刷机残骸、遭焚烧的古籍余烬陈列在发行所的大橱窗里，并在大门上悬挂起大幅标语，上写：

为国难而牺牲

为文化而奋斗

上海激战之时，故宫博物院的各殿皆已堆满文物，比如著名的毛公鼎，就放在养心殿的宝座前。王莽的嘉量，则放在坤宁宫东暖阁里。他们在故宫博物院里寻找空旷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延禧宫。

易培基请来汪申做工程顾问，专管修理库房的工作。汪申曾在巴黎学习建筑，当时是北平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汪申决定在东筒子南边开一个门，以便运送建筑材料。

1932年2月起，故宫博物院各馆处着手撤收各殿内所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人手从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及装箱工作，并送入新建的延禧宫防火险库房保存。

5月20日，故宫博物院函复北平市政府，已增设临时警卫处联合保卫，且各陈列品亦悉数运存延禧宫库房保存。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说：“易院长修库房的办法是成功的，不然既不能将文物集中，等到中央通过南迁时，亦无法做得如此的快速了。” vrgNBWVTmGfm8PyJP/nScH+aWKvjo1DTvG1PEqN+LtljH7gS0P5LdKY+Uy6nM4H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