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皇宫到博物院

1931年8月25日，“末代皇妃”文绣在妹妹文珊的陪伴下，以散心为由，悄然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天津静园，几天后向法院起诉，与溥仪离婚。这一天，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只有二十四天。

文绣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和婉容一起嫁给溥仪，从此开始了“孤灯伴泪夜难眠”的“皇妃”生涯，那一年，她只有十三岁。她在大婚时穿用过的两件礼服至今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织绣藏品中。九年后，她在给妹妹文珊的信中这样评述她的婚姻生活：“姊受专制家庭非人类待遇已九载矣！无日不以泪洗面，薄命如斯，夫复何言！惟逆来顺受、苟延残喘而已……世界之大，姊之所受压迫、虐待可为第一。”

10月22日，文绣与溥仪宣告离婚，溥仪因此成为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位离婚的皇帝（逊帝）。当时媒体称之为：“皇妃革命”。

十九天后，溥仪在郑孝胥、郑垂父子以及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后为溥仪的警卫官工藤忠）等十几个日本人的陪伴下，乘汽艇偷渡白河，又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奔赴已经沦陷的东北，在那里，他将开启他的第三次“皇帝”生涯。在此之前，他的“宠臣”郑孝胥已经为他描述了他未来“帝国”的宏伟图景：“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 直到几个月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板垣征四郎把事先拟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放到他的面前，他才如梦初醒：郑孝胥描述的，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虚拟图景，这个在日本人“帮助”下建立的“新国家”，只不过是殖民地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连他自己，也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傀儡皇帝，连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离他而去的文绣，却从此过上了平民的生活，成为北平府右街私立四存中小学的国文和图画老师，不仅没有跟随溥仪走上背叛祖国的命运，更避免了婉容的悲惨结局。

溥仪的第一次皇帝生涯是在1912年结束的，那一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宣告终结。根据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皇室曾经暂居在紫禁城的北半部 ［图1-1］ ，紫禁城外，则已是民国的天下。第二次是在民国建立五年之后的1917年，前清遗老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把年仅十二岁的溥仪推上龙椅，宣告复辟帝制，然而没过几天，这个复辟的“朝廷”就在段祺瑞的讨伐下土崩瓦解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不仅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逼走了吴佩孚，而且为使封建帝制永无复辟的机会，索性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

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太妃（同治皇帝的瑜妃，1913年被宣统帝尊为敬懿皇贵太妃）将乾隆皇帝最爱的“三希”中的“两希”——王献之《中秋帖》（宋摹本）和王珣《伯远帖》携带出宫，后来通过娘家侄孙，以低价卖给后门桥外的古玩店——品古斋。

而“三希”的另外“一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唐代精摹本），也只差一步就被溥仪带出紫禁城。溥仪仓皇辞庙，来不及带上衣物，第二天，他派宝熙回养心殿取衣物，把《快雪时晴帖》塞进衣物中，出神武门时，警官白桂亮见宝熙神色有异，上去检查，在衣物包袱里赫然看见《快雪时晴帖》，当场扣下，交给李石曾先生。李石曾先生为确保安全，将《快雪时晴帖》存入保险柜中。

被乾隆皇帝时时把玩、昼夕观览的三件晋人法书，从此开启了各自飘零的旅程。

在溥仪离去的身影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宣告成立（1924年11月20日—1926年4月5日），委员有：汪精卫（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浚、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委员长为李石曾 ［图1-2］［图1-3］ 。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6人为监察员，各院部派助理员会同行事。

这14名委员中，汪精卫为挂名，蔡元培、范源濂为教育界官员代表，警卫司令鹿钟麟、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为军警界代表，监察员庄蕴宽、吴稚晖、张继等为国民党元老，这些政军界代表担当了政治、军事保障作用。清室善后委员会后五人为清室代表，没有参加具体清点工作。

具体的文物点查，主要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任的43名顾问进行。这43名顾问中，蒋梦麟、胡适、钱玄同、王星拱、马裕藻、沈尹默、马衡、皮宗石、朱希祖、单不奄、顾颉刚、黄文弼、徐炳昶、李宗侗、胡鸣盛、欧阳道达、杨树达、叶瀚、陈万里等20余人来自北京大学。此前的1922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将西方考古学、文献学带入到国故整理中，在“五四”以来全新的知识体系下，重新梳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比如北京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蔡元培，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国学门委员、考古学会主席马衡，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以后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院长；国学门委员李宗侗，1925年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袁同礼，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其中沈兼士1933年任文献馆馆长，袁同礼1933年任图书馆馆长），为“故宫学”的起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把“独立不倚”的品格和“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带入故宫，在后来的故宫文物南迁中，马衡、欧阳道达、庄尚严等，也都成为中流砥柱。

庄尚严先生回忆，“因点查工作繁重，故聘请了北京大学文史系的许多学者为专家顾问…… 几乎天天到会人组，从事点查。”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北大学生，其中有傅振伦、单士元、庄尚严等。

庄尚严先生回忆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以后，由于社会间的瞩望，同时也是会中全体人员认为最重要应即刻进行的事：就是把既经封闭了的宫殿的门，再重新打开，看看究竟内部有些什么？要想弄清楚此一问题，并不简单，第一步，非先从事清点一次不可。而且大家都认为清点的范围，应不限于所谓‘文物’，或有金钱价值之什物。换言之，凡是宫中一切物品，不论有无任何价值，都要一一清点而登记之，清室既无帐册移交，会中点编清册之后，才能对社会、对政府，有所交代。”

单士元先生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只有十八岁，参加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清宫物品进行的点查工作。单士元先生回忆：“1925年1、2月份，点查清理工作开始不久，正值隆冬季节，似乎当年也比现在冬季冷得多，有时到零下18度。一进神武门洞，西北风打得你身不由己地往宫门洞两壁撞，几乎无法行走。可以说常常是打着转儿进故宫。”

“隆冬时节，北风凛冽，出气如霜，唇际浮冰。进入冷宫更是寒气袭人。在冷宫点查，两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脚时常冻得痛若刀刺。我为缮写书记员，实为编号粘贴之役，双手常常冰冷僵直木然。身着无口袋的特制工作服，还以白带系紧袖口，使得双手无处可藏，此举为预防发生偷盗之事。点查中各部助理员虽着宽袍大袖之服，亦受登高站立之军警监视。”

庄尚严先生在点查时，常在一些偏僻的宫室里见到一幅“九九消寒图”，人去室空，依然悬挂在墙上。那是一块纸板，上面横书“九九消寒图”五个大字，下边有九个字，分成三行，每行三字。这九个字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字刚好九画，九个字共八十一画，一律以双钩字体书写，后宫的嫔妃们，在“入九”之后，每日填上一画，第一个字填完，“一九”就过去了，再填第二个字，如此日复一日，等九个字全部填完，就“出九”了，冬天过去，春天来临。嫔妃们用这样的方法，打发她们漫长的时日。

刚刚发现“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时，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不解其意，这个事传到胡适先生那，胡适先生在厕上读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恰好看到这样的记载：

道光朝，宫中作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各字九画，每日书一笔，至八十一始毕，宫人皆效为之。

这个哑谜，被胡适先生在无意中解开了。

胡适先生将此事记在1932年1月21日日记中。

自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就开始逐宫点查文物。点查文物用《千字文》的顺序编号，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点查沿故宫乾清门以北至顺贞门间的“中路”进行，第一个点查地点，就是乾清宫，所以乾清宫的文物都被列为“天”字号。点查组打开宫门，从入门顺序开始，首先看见的是一个“二层木踏凳”，于是把这件木踏凳编为“天字第一号”，可见他们点查文物的标准，不一定看它是否尊贵、“值钱”，紫禁城里的一切物品都有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平等”的，都可算作“古物”。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工作历时年余，共清点出紫禁城物品达117万件之多 ［图1-4］［图1-5］ ，完成《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图1-6］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其骨干后来成为博物院的中坚力量。

其实，在溥仪出宫以前，已将一些清宫旧藏书画文物通过“赏赐”方式，由弟弟溥杰等人带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文物时发现了溥仪的“赏赐”清单，并据此编印了一本《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但《目录》所载的书籍书画，却追不回来了。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决议，成立故宫博物院，通过《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设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理事会下分古物馆、图书馆（下设图书和文献两部）、总务处三部门，还规定遇有必要时设专门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临时董事会（1925年9月29日—1927年10月21日）董事为：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稚晖、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石曾。

故宫博物院第一任临时理事会（1925年9月29日—1927年10月21日）理事为：李石曾、黄郛、鹿钟麟、易培基、陈垣、张继、马衡、沈兼士、袁同礼。

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十四周年纪念日，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宫广场举行 ［图1-7］［图1-8］ ，李石曾先生写下“故宫博物院”五字榜书，悬挂在神武门上 ［图1-9］ ，中国最大的博物馆就此诞生 ［图1-10］ ，由教育部管辖。

那时的故宫博物院，空间上只限于紫禁城的北半区，也就是内廷部分。

故宫开院那一年，朱家溍先生还是一个十二岁少年，随着父母参观了故宫。当时的票价为银圆一元，是根据颐和园的票价定的。他回忆当时在故宫看到的景象：“寝宫里，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子的饼干匣子；墙上的月份牌（日历），仍然翻到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

紫禁城南半区的太和殿、文华殿和武英殿，早在1914年就成立了古物陈列所，主要保管陈列清廷辽宁、热河两行宫文物，由内政部管辖，还在武英殿西侧修建了宝蕴楼，作为文物库房。古物陈列所是我国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首开了皇宫社会化的先河，也是我国第一座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部分，就是午门庑殿，1912年，教育部在国子监旧址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旨在“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1917年移至端门、午门，“将修葺后的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作为陈列室，门下东西两朝房作为办公室，两廊朝房作为储藏室，端门楼上储粗重物品”。 1926年10月，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是系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之后的第三座国家博物馆。

这样，天安门之内，从端门、午门、三大殿、后三宫乃至神武门，同时存在着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三个博物馆。 “这三座博物馆奠定了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南方，1925年成立了国民革命军，1926年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开始了北伐战争，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之后，于1928年攻克北京城，代表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行使政权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时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匆匆撤出北京中南海，在返回沈阳的途中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死，中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

1927年，国民革命军打到长江，在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首都南京简称“京”。因此，本书中的“京”，一律指南京。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就派时任国民政府农矿部部长的易培基先生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委员”，负责接收故宫博物院。悬挂在神武门外的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用“城头变幻大王旗”形容当时的故宫，再恰切不过。

当时，易培基先生身罹病患，于是电请沈兼士、马衡、俞同奎、吴瀛、萧瑜代为办理接收事宜 ［图1-11］ 。这份电报的原件至今仍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档案科，电文说：

故宫博物院马叔平、沈兼士、俞星枢、萧子升、吴景州诸兄，鉴弟因事，冗病亦未愈，稍迟方能北来，诸事偏劳，心感无量。易培基文

1928年6月21日，接收方只用一天，就与奉方管理委员会办清了交接手续。

10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任命故宫博物院理事27人，分别是：李石曾 ［图1-12］ 、易培基 ［图1-13］ 、黄郛、鹿钟麟、于右任、蔡元培、汪精卫、江瀚、薛笃弼、庄蕴宽、吴稚晖、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柯劭忞、何应钦、戴季陶、张继、马福祥、胡汉民、班禅额尔德尼（九世）、恩克巴图、赵戴文。

复由理事会推举理事10人：马衡、沈兼士、俞同奎、陈垣、李宗侗、张学良、胡若愚、熊希龄、张璧、王宠惠。

至此，出任故宫博物院理事者，共37人。

1929年，易培基任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 ［图1-14］ ，副馆长马衡；庄蕴宽兼图书馆馆长，副馆长袁同礼；文献馆馆长为张继，副馆长沈兼士。故宫博物院古、图、文的业务框架此时形成。俞同奎任总务处处长。

这一年6月27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军总司令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参观了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著名化学家俞同奎就故宫建筑残破、苦无经费整修的状况提出简报，蒋介石立即要求故宫博物院拟具整修及工程预算一并呈报，后批交北平行营，拨款6万元作紧急修缮之用。

1930年，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以蒋介石理事领衔，12位理事签名，向行政院提送了一份《完整故宫保管计划》 ［图1-15］ 。据介绍，“《计划》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即大清门，在天安门外，今已拆除）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 ［图1-16］ 。这是一个宏伟的规划，对统一管理、保护故宫等历史文物有重大意义。”

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曾说：“故宫的空间是完整的，它不能只有后廷而没有前朝，也不能只有孤立的一个故宫而没有与其关系极为重要的其他一些皇家建筑物；故宫的文物也是一体的，需要完整地保护。这种完整性是其价值的整体性所决定的。因此，争取故宫的完整并不是出于扩大自身地盘的狭隘意识，而是故宫价值自身的要求。‘完整故宫’体现了故宫人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感，也成了故宫保护工作的一个理念。”

1930年11月3日，俞同奎、吴瀛以故宫博物院接收及点验委员的身份，与古物陈列所及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 指派的代表，会同办理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事宜。可惜的是，这一计划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 fcEElv7yR+xE2ROleIBRzcUR85ml7Rr9QLod9rSxCrX2CaXoF9iqsKjrbOHxPkZ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