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历程

时针拨回至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在洛阳，以学生为代表的社会各界，用罢工、罢课、抵制日货等形式支援五四爱国运动，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洛阳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巨大政治威力，开始注意同工人建立联系，到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北京大学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学生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何孟雄、李梅羹、范鸿劼、刘仁静、高尚德、朱务善等19人联名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正式刊登启事，公布规约，征求会员，对外宣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成员在1921年有50余人，1922年有150余人，1923年发展到250人左右，分布在全国各地。作为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培养和造就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之后中共洛阳组最早的党员之一、负责人游天洋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游天洋祖籍福建闽侯，家境比较富裕，从小随兄长在北京读书，1916年10月，游天洋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时称交通传习所）实习班，修业两年，1918年12月毕业后到汉粤川铁路总公所工作，任汉粤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见习副站长。1919年12月24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游天洋发现车站上有45麻袋鸦片烟种子，包上写着“奉天交发，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查收”。当时，毛泽东等人正为驱逐张敬尧出湖南而奔走呼号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驱逐张敬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张敬尧为牟取暴利，而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致使烟禁大开。想到这些，他一面设法将烟种扣下，一面秘密电告长沙、北京、上海等地报馆，秘密转告武汉各界及旅鄂湘人团体，争取支持，以粉碎张敬尧偷运烟种的罪恶图谋。张敬尧闻讯大惧，急令押运官兵火速起运，怎奈游天洋不给发车。张敬尧想捕杀游天洋，又恐社会舆论，被迫于鲇鱼套车站将烟种全数焚毁。为免遭不测，游天洋离开武汉回到北京，在北京，他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罗章龙，并经罗章龙介绍，加入了当时刚刚成立且尚未公开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受到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熏陶。1920年冬，游天洋来到陇海铁路洛阳车站，谋了个员司，也就是工程师的职位。而一直以来受李大钊的影响，他认识到组织群众，特别是组织工人群众的重要，他立誓到工人中去，唤醒民众，开展革命工作，这为之后中共洛阳组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除游天洋外，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名录中还有部分河南籍会员，可以说在河洛大地上，人们接触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比较早的。

1921年8月11日，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在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阶级，扩大宣传和联络，1921年8月2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问世，这是在党直接领导下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报刊，对各地工人运动的进行起到了一定的宣传和指导作用，在工人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当时的工人亲切地称为“一盏指路明灯”。《劳动周刊》以及当时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后，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很快在河南铁路工人中传播，并于郑州、洛阳等地设立发行站，游天洋担任洛阳发行站的发行员和特约通讯员。他经常向工人们传阅进步书籍，组织工人学习《工人周刊》上的文章，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工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后来的罢工运动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除游天洋外，中共洛阳组成立时的党员还有白眉珊、王福顺。白眉珊是第一位洛阳籍共产党员，他是清末秀才，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针对当时工人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的情况，他就和游天洋等人一起在洛阳开办了工人夜校，在授课期间，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维护工人利益。在游天洋、白眉珊的教育影响下，工人们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王福顺是游天洋来到洛阳之后，最早密切接触的铁路工人之一。王福顺是火车司机，在当时也是饱受压迫、剥削的，游天洋经常向王福顺传阅进步书籍，王福顺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对工人饱受压迫的境遇也从个人的义气私愤上升到“民族恨、阶级仇”的境地。游天洋对于王福顺革命思想的萌芽，是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的。在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成立之后，王福顺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工人中威望很高。

陇海铁路的修建始于晚清，1903年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的盛宣怀代表清廷，与比利时驻华电车铁路公司在上海签订借款合同，准备修筑陇海铁路。陇海铁路最先修建的是汴洛段，也就是开封到洛阳段。1905年，汴洛段动工，1910年1月，洛阳铁路机务修理厂成立，汴洛段竣工通车。1911年后，清廷又向比利时、法国借款修建汴洛以东、以西两段。至1921年，陇海铁路已东起徐州，西至观音堂，全长达561公里。在沿线几个大站设立的铁路机修厂中，洛阳的铁路机务修理厂（西厂）为全线路最大机修厂，1921年时，全厂有工人千余名；另外洛阳工务段修理厂（东厂）有工人约500名，所以在洛阳境内，是有大量的铁路工人聚集的。

为修建汴洛铁路，清政府及民国政府委托比利时、法国、荷兰等国发售各类债券，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掠夺中国的路权，进而疯狂地榨取中国的矿产等各项利益。因清偿贷款主要靠铁路运营的利润，所以比利时、法国派了大量的行政、技术、财会等高级管理人员，控制沿线的各大站和整个铁路的运营业务，形成统治陇海铁路的第一大反动势力。同时，以北洋军阀政府的梁士诒、郑洪年、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政府官僚集团，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将其爪牙遍布全路，伺机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形成统治陇海铁路的第二大反动势力。坐镇河南洛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利用重兵对陇海铁路进行严密控制，形成统治陇海铁路的第三大反动势力。这三股势力都存在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但在压榨、盘剥铁路工人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饱受层层剥削，生活非常艰苦，可以说是暗无天日。

根据罗章龙的《椿园载记》记载，当时的铁路工人全年需要劳动341天到353天，而每天的工作时长在10到17个小时。这是常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劳动强度，但是所得报酬却与外籍员工相差百倍以上，一般中国工人工资每个月只有4元至12元，当时的米价为每担16元，铁路工人拼死拼活、流血流汗挣来的工资，却仍然难以养家，即便如此，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工资，虐待打骂；政治上，更是毫无民主权利和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都被视为非法。

1921年3月，法国人若里担任洛阳机务厂总管后，采取法属安南殖民统治的方法，对工人的苛刻虐待超过了历届前任，在其任职的半年时间里，就在全路开除75人，罚了68人工资，并要在全路裁人减薪，大家的反抗情绪日趋强烈，这就更加迫切需要工人们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

正是看到了工人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1921年11月5日，游天洋与白眉珊等先进分子一起，在洛阳成立了铁路工人的第一个群众组织——洛阳陇海铁路同人俱乐部，这也为之后成功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俱乐部本着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的宗旨，积极开展活动。一方面，俱乐部负责人白眉珊等人和先进分子一起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受苦、受压迫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军阀，是一切反动势力；另一方面，组织发动工人同反动派开展斗争，俱乐部成为工人群众真正的“家”。有了自己的“家”，工人们热情极高，主动参加会议，缴纳会费，参加夜校学习等。通过俱乐部的大量工作，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明白了团结的重要性，大家都积极主动地团结起来。

当时铁路工人的上班制度非常严苛，以三声鸣笛为号，在第三声鸣笛之前，工人是一定要拿到工牌的，否则将被认为是赖工，轻者扣除工资，严重者会被开除。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们养成了提前聚集到机务厂门口，准备摘工牌上工的习惯，直到1921年的11月17日，在这一天清晨，发生了陇海铁路大罢工导火索之一的“西厂挂牌事件”。当时，副厂长比利时人狄孟刻意刁难，他不按照规定，提前关闭了厂门。20多名被拦在厂门外的工人，找狄孟讨个说法，没想到冲在最前方的马玉田被打得头破血流，大家极为愤慨，纷纷与狄孟争辩，但狄孟变本加厉，宣布将20余人全部开除。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长期受压迫的工人，大家群情激奋，纷纷罢工。法国总管若里听闻之后，不仅没有安抚，反而咒骂说“中国人没有三分钟热度，你们都是狗，要是不上工，就全部开除”。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工人，大家纷纷离厂，聚集到同人俱乐部，一起分析形势、商议对策，在游天洋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最后决定，一面将传单散发全路，说明停工的原因；一面提出条件，与郑州总管理处进行交涉，要求立即撤换狄孟，让马玉田等工人复工，照发工资，并保证以后不准有此举动，限期3日内答复，否则将于11月20日起发动陇海铁路全路工人罢工。其实在11月19日，为声援西厂，洛阳东厂工人也毅然决定罢工，并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结束后，同人俱乐部研究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分赴郑州、开封、徐州等站，请求各站工人援助，早已严阵以待的各站工人纷纷响应。11月20日，仍没有接收到路局的任何反馈，以游天洋为代表的陇海全路机务工人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的宣言书，并庄严宣告“工人不能忍做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全路工人组织纷纷致电响应。当日午后，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火车头汽笛齐鸣，东起连云港、西到观音堂的千里铁道线上，所有客货列车全部停驶，震惊中外的陇海铁路工人首次大罢工爆发了！

罢工的消息传播出来之后，引起了早期党的领导人的充分关注，“南陈北李”对这一事件就都有关注。当时，李大钊派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来到了洛阳，而陈独秀是通过武汉早期党组织，派参加一大的包惠僧来到洛阳，现场进行指导。

1921年11月22日，罗章龙到达洛阳后，当晚会见了游天洋，连夜商讨局势，罗章龙表示书记部誓做陇海全路工人的后盾，正在动员各路工人全力援助，号召全路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斗争胜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和中共北京地委机关刊物《工人周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罢工声势，指导罢工斗争，并号召各地工人支援陇海路工人的正义斗争。全国工人同胞和各界人士的支持声援，给了陇海铁路工人以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陇海铁路罢工工人向陇海铁路总管理处提出了撤换若里、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增加工资、尊重工人人格等15项条件。1921年11月26日，经过谈判，最后除限期两个月查办若里外，其他条件路局基本接受，工人斗争获得初步胜利。

12月底，陇海铁路全路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陇海铁路总工会，游天洋任总工会秘书。1922年1月15日，陇海铁路总工会召开全路代表会议，坚决要求路方签订协议撤换陇海路总管若里，否则继续罢工。2月7日，又发表宣言，公布若里罪状，决定于2月10日再次罢工。最终，路局被迫解雇了若里，至此，陇海铁路大罢工获得彻底胜利。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运史上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它不仅是河南，而且也是我国北方工人斗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并取得了胜利。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积极支援全国工人运动，支援京汉铁路大罢工活动，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罢工高潮的到来。罢工斗争，进一步提高了河南工人阶级的觉悟，扩大了工人的组织，为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11月27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游天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洛阳第一名共产党员，随后，游天洋又介绍进步人士白眉珊、王福顺入党。游天洋非常有情怀，他曾经说过，“住在洛阳，就是洛阳人，我们要在这里干一番事业，不能辜负了洛阳这块好地方”。所以三人在入党之后，决定在洛阳成立党组织，在报请上级同意后，就开始着手做准备。据罗章龙回忆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三人宣誓成立中共洛阳组时党旗为自制的，镰刀、斧头用黄纸剪成，贴在红布的上方。在罗章龙的领誓之下，三人面向党旗庄严、庄重宣告中共洛阳组成立了，时间是1921年12月，至此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成立，游天洋任组长。这是中共建党5个月后，在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发展的第一个党组织，直接归共产党北平区委领导。从此，游天洋等人在洛阳大力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发展，使共产主义的火种在洛阳乃至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

在党的领导下，陇海铁路大罢工不仅将北方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而且也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据中共洛阳党史记载，从1921年年底到1923年2月，罢工斗争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大小罢工达187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人次。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胜利后，按照党的指示，游天洋辞去员司职务，专任全路总工会秘书主任，并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的身份，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人运动。1922年春天，针对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游天洋以陇海铁路机务全体工人的名义，发表《辩诬书》，粉碎了敌人的谣言，保障了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草案）》，向各地工人团体征求意见，并号召各地工人团结一致，争取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缩短劳动时间、争取职工福利和教育等各项权利。洛阳铁路工人积极响应这一号召，1922年9月2日，游天洋代表陇海铁路总工会赴京参加相关活动，此举大大鼓舞了洛阳铁路工人的革命斗志，使广大工人感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工人阶级的司令部，从而扩大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对游天洋等恨之入骨，一直在阴谋策划破坏工人组织，迫害著名工人领袖游天洋等人。路方先屡以高官厚禄为饵收买游天洋放弃工人运动，后又屡以威胁恫吓手段迫使游天洋离境，这些伎俩，都遭到游天洋的严词拒绝。之后路局便采取法帝国主义从欧洲带来的分裂工会的办法，收买一部分上层工人，从俱乐部中分裂出来，与游天洋对立。中共洛阳组组长游天洋目睹这一情况，万分愤慨，率领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坚定分子进行坚决斗争。面对敌人不断加剧的疯狂破坏，游天洋决定出巡全路，他奔走在陇海铁路各站点之间，进行宣传说服工作，促使工人觉醒，全力扭转工运颓势。1922年冬，游天洋行至郑州，因疲劳过度卧病不起，路方趁机更加大肆进行分裂活动，游天洋忧愤更甚，气病交加，后转为脑溢血，医治不及，逝世于郑州医院，年仅21岁。

游天洋逝世后，陇海铁路工人在郑州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送来挽联“是绮瑰磊落之生，生当媲诸禹墨；为劳工运动而死，死有重于泰山”，对游天洋做了高度的评价。他的去世，让陇海铁路工人悲愤不已，当即“激起了一个拥护工会的大运动，誓一致团结为天洋复仇”。工贼见势不妙，都结伙逃跑了，陇海总工会借此才保持着它的统一，历久不衰。到1922年底，陇海全路的党团员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不能不说有游天洋的一份功劳。

河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洛阳组成立后，努力地将革命的火种在河南甚至中原地区散播、壮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处于极端艰难的困境，但仍保存了革命火种；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各级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建立和扩大河南各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我军挺进中原和战略进攻的全面展开，各级党组织为支援中原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共洛阳组成立到1922年底，党抓住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胜利的有利时机，在京汉、陇海铁路河南沿线的主要城镇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或者在当地组织党员开展活动，河南商丘的第一个党组织以及三门峡的第一个党组织，甚至江苏的第一个党组织都是受中共洛阳组的影响而诞生的。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生根发芽、生生不息的根基。中共洛阳组等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共洛阳组成立后，虽然多次遭到敌人破坏，但顽强的共产党人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不畏艰险、前赴后继，迅速恢复党组织，促进洛阳革命运动不断前行。

1923年1月，共产党员李振瀛等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事宜赴洛阳与吴佩孚进行谈判。吴佩孚极力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为抗议吴佩孚的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声令下，开始全线罢工，吴佩孚调集两万余名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陇海铁路总工会奋起援助，向军阀政府、交通部、各大报馆及劳动界各团体发出通电，指出工人罢工是“行为正当，应允许工人要求”。此后，吴佩孚封闭了洛阳铁路分工会，使中共洛阳组失去了这个良好的活动基地，党组织活动受到限制，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党内合作形式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中国共产党在洛阳的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4年11月，全国铁路总工会巡视员张昆弟来到洛阳视察指导工作，介绍因在郑州积极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开除、由党组织安排到洛阳车站修理厂当工匠的李震刚入党，并指示他负责陇海铁路洛阳地下党工作。李震刚联络原中共洛阳组成员恢复组织活动，在工人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教育，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

1925年3月，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占领洛阳，允许共产党半公开活动。中共北方区委陆续派遣优秀党员到河南工作，建立、巩固党的各级组织。同年夏，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派王中秀到洛阳恢复党的组织，在洛阳铁路工人中建立了中共洛阳支部和共青团洛阳支部。

1926年1月，中共洛阳支部改为中共洛阳地方执行委员会，王中秀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恢复了洛阳铁路工会，并在洛阳北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展多名党员、团员。根据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精神，王中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统一战线，我党开始公开进行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团结广大群众，扩大革命势力，掀起了洛阳革命运动的高潮。

中共洛阳组成立后，洛阳党组织从成立初到1927年，从铁路扩展到城区、农村，由3名党员发展到了80余名。到1950年，全市共成立党组织595个，发展党员6800多名；1978年，全市党组织7697个，党员183832名；2012年，党组织14942个，党员393284名；2020年，党组织15335个，党员448169名。 NBgjKygXq8v7HXxpRKucAyZpU82/+FlRozOzl4YwTpVsDfFfRW9BHWqc68YMJR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