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经历了初建和重建两个阶段。1931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得到很大发展。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在安徽省的六安麻埠正式成立红二十五军，首任军长旷继勋、政委王平章。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红二十五军编入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指挥下，成立不久的红二十五军投入根据地第三次、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充分发挥了主力红军的作用。

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1932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二十五军主力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蒋介石以约20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企图彻底摧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与强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分散作战，缺乏统一领导和指挥，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组建主力红军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

1932年11月2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今红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集中起来，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和一个军特务营，全军约7000人，在敌人重兵围困之下挑起了独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重担。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敌人大规模的“清剿”，同时还策应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根据地的形势初步有了好转，部队充实扩大到12000余人。

然而，在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影响下，中共鄂豫皖省委主要领导滋长了急躁冒进情绪。1933年5月至10月，红二十五军遭受严重挫折。

5月初，中共鄂豫皖省委机械执行中央军事指令，贸然围攻鄂东重镇七里坪。长达43天的七里坪战役以失利告终，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又接连失败，红二十五军6000余人又损失一半，剩余部队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只有800多人突围到天台山、老君山地区。

1933年1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黄安紫云寨召开会议，将斗争方针的转变提上了议事日程。会后，省委吸取冒险进攻和消极防御的失败教训，开始向游击战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针转变。

斗争方针的转变，带来了根据地形势的好转。在紫云寨会议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红二十五军先后取得了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几次大的战斗的胜利，恢复和开辟了部分根据地。

1934年7月17日拂晓，从殷家冲向何家冲转移的红二十五军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时，发现敌军正以迫击炮向西盲目射击，戒备松懈，所处位置也极为不利。红二十五军首长认为突袭长岭岗是一个难得的战机，于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猛攻，直捣敌军师部，战斗到下午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共歼敌5个营，俘敌1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新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长岭岗战役的胜利，给了东北军一一五师歼灭性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独立坚持斗争长达两年之久，使党的旗帜得以在大别山上继续飘扬，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这支经受了极大考验的部队，逐渐成长为一支政治坚定、作战勇猛、纪律严明、善于联系群众的红军队伍。

但是，根据地总的形势依然严峻，兵员枯竭、缺衣少食、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变，客观形势迫使中共鄂豫皖省委必须考虑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会议决定：除留一部分武装继续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外，红二十五军主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地区转移，去发展红军和建立新的根据地。根据军长徐海东提议，省委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委。这次会议，中共鄂豫皖省委适时地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使红二十五军得以摆脱困境，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花山寨会议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带领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1934年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罗山县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补充，为进行战略转移做进一步的准备。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绝大多数战士的年龄为13岁到18岁之间，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娃娃军”。原来，在鄂豫皖苏区，那些战斗中牺牲战士的孤儿，以及那些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战士的子弟，纷纷在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最后转变为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这些“儿童军”比长枪高不了多少，却要背着长枪和行装夜行一百多里；在遭遇强敌时，他们常常要勇敢地挺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战士们很年轻，部队领导人的年龄也不大。在红二十五军的指挥员里，当时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年纪最大，也只有33岁。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不管是行军途中，还是军民联谊时，这首《红军青年战士之歌》，是红二十五军将士唱得最为响亮的歌。

红二十五军刚到何家冲时，听惯了国民党军队散布的红军“杀人如麻”的谣传，许多群众好奇而惶恐地躲在附近的山头上，从远处偷偷地打量着这支部队。鲜艳的旗帜下，娃娃兵显得有些稚嫩，但个个英姿飒爽，军纪严明。

后来，面对红军战士从农民家里购买粮食时递上的银元，何家冲的父老乡亲们终于明白：与国民党的部队不同，红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部队，红军就是咱老百姓的亲人。

95岁老支书王传伟的家就在“红军树”旁边。听说记者前来了解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情况，身材瘦小的他立刻来了精神，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虽然那时的他只有七八岁，但许多事情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记者，当年红二十五军来了以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主动热情地帮助大家干农活，很快就与群众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感情。

由于部队整编补充只停留三天，时间异常紧张。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何家冲的乡亲们老少齐上阵，在村里的石磨盘上不停地磨米磨面，尽可能地帮助他们筹集更多粮食，有的农民甚至拿出了仅有的口粮。在石磨盘一圈又一圈的转动下，红军与百姓之间浓浓的鱼水情，被碾得沉甸甸的，感人至深。何家冲的乡亲们说，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未来的幸福，哪怕自己不吃，也要把粮食供给部队。

在紧张与忙碌之中，三天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1934年11月16日晚，在夜色掩护下，红二十五军2984人冒着大雨，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告别何家冲的父老乡亲，在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从“红军树”下集结出发，在没有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的情况下，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行军前，中共鄂豫皖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宣言》，清楚地表达了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是继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11月17日晚，红二十五军由东双河和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中共鄂豫皖省委认为这里距离平汉铁路太近，回旋范围小，不适宜创建根据地，决定继续向西挺进。

1934年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抵达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第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猛烈攻击。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手持大刀，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身先士卒冲入敌阵，稳定不利的局势。副军长徐海东率领后续部队火速赶到，很快扭转战斗危局。在这场殊死血战中，红二十五军数百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经过浴血奋战，将士们冲破重重包围，挺进到伏牛山区。

独树镇战役，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生死攸关的一场血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讲话中，将红二十五军“鏖战独树镇”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经典战例并立，足见这场战役的重要性。

进入伏牛山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发现这里土地贫瘠、人民贫困，反动统治严密，很难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非常困难。省委和军领导决定继续西进，到陕南地区再图发展。

部队刚进入陕西，就遭到了两个团的阻击。红二十五军先是在洛南县重镇三要司歼灭敌军一个营，后来又在庾家河与尾追的敌人展开激战，共毙敌百余人，红军也伤亡百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靠前指挥，作战中身负重伤。

经过三要司、庾家河等几次战役，红二十五军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庾家河战役前夕，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改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中共鄂豫陕省委，并做出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庾家河会议之后，红二十五军抓住时机，创建了以商洛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这是各路红军长征中建立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19日，对红二十五军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鄂陕交界的郧西召开“郧西会议”，明确走到这里的长征部队放弃入川、就地创建根据地，并提出了“大量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目标。

“郧西会议”同一天，红二十五军还召开了万人军民大会。大会以“打富救贫”为主张，得到了群众拥护，一些群众当场报名参军。

为了扩大部队，红二十五军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在郧西县档案馆，至今珍藏着一张“什么是红军”的红色传单。这张476字的传单上写着“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民、贫民、士兵出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

之后，《关于商业政策问题》《民族政策》等布告相继印制。其中，在《告国民党士兵书》发布后不久，国民党陕军警备第一旅的一个连就投诚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1935年7月13日，红二十五军兵临西安，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

7月15日，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到达红二十五军驻地，送来党中央文件，证实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当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汇合陕甘红军，迎接党中央”的战略决定。

徐海东在西征北上的动员大会上说：“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是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下西征北上，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历程。

红二十五军一路挥师猛进：占两当，攻天水，强渡渭河，进占秦安，威逼静宁，切断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这让蒋介石极为震惊，连发五道急电，命令各部“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

因此，可以说红二十五军的这一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8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宁夏兴隆镇一带。这里是回族聚居地，吴焕先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专门规定了“三大禁令”和“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

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加上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等医护人员热情地为群众治病，红二十五军赢得了当地回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当红二十五军离开时，回族群众敲锣打鼓，为红军送行，并高呼：“欢迎红军再来！”

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后，越过六盘山，进抵平凉、泾川地区。8月21日，部队到达泾川县城西的王村镇，准备渡过汭河，军部机关和后卫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队1000余人的突然袭击。在指挥作战中，军政委吴焕先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战士们无比悲愤，与敌人展开肉搏，最终全歼敌军。

克服千难万险，打破层层封锁。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今志丹县）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

会师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军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从何家冲出发到永坪镇会师，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孤军奋战的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行程近万里，并创造了多项第一，被誉为“北上先锋”，在我国红军长征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李艳琴说，红二十五军不仅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还成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外，它还是长征中唯一不减员反而增员的部队。到达陕北时，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不足3000人扩充至3400余人，并在鄂豫陕根据地留下2000多人。

在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劲旅、由偏师成为先锋，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做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红二十五军所向披靡、战功卓著，共诞生了97位将军，有“一军百将”“百名将军之军”之称。

毛泽东曾称赞红二十五军的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仅创造了几个唯一，更重要的是主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积极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了重要贡献。 M6CzcXbGpGDejKXkELKKFjWLRGtAD9rYXl+jHD+fZAysfJHBDTHydZpdEH+ZU1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