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曾经有人问我，你主动放弃军区医院的优越环境，到高原吃了那么多苦，牺牲了那么多，后悔吗？我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今生有机会重新选择，我不一定会选择高原。因为高原的日子太苦了。追求幸福是人之本能。放弃安稳舒适的甜日子，追求痛苦艰辛的苦日子，我可能做不到。但对今生的选择我从不后悔。过后，我反复问自己，是为了媒体宣传的需要，还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尚，才说出了“不后悔”的话。但无论问自己多少次，心底的答案依然明确，我确实不曾为今生的选择后悔。为什么？我一遍遍问自己，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二十年前，在军区医院工作的我主动要求调到人称“生命禁区”的喀喇昆仑山腹地工作。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的选择，只有善意的劝阻和非善意的冷嘲热讽。但那时我的态度却极为坚决。走进高原源于充满青春激情的我有着满腔报国的热情。常常聆听高原边防军人的先进事迹，对这样一个令自己敬仰的群体，我非常希望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并为他们做他们急需的心理疏导工作。走进高原源于对戍守喀喇昆仑山腹地丈夫的思念，结婚数年，一直在苦苦期盼中度过。一年见面的时间常常不足一月，平时不但电话打不通，就是信件也常常是数月半载才能收到一次。从每次收到的一大包信件中，我读到了丈夫的深情。新婚别离导致常年抑郁，一向体健的我先做了肝叶切除术，又患了绒癌。历经生死劫难后我突然想到，如果自己不治而亡，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和自己深爱的人真正享受过相依相伴的甜蜜。追随丈夫到高原，与爱人相伴，哪怕日子再苦也会是甜的。走进高原，也源于对高原的无知。高原的故事早已听了许多，高原的苦也似乎耳熟能详。高海拔，寒冷，缺氧，会头痛，等等。但直到走到首长面前坚决要求到高原守防的那一刻，我其实还没有在高原生活过一天，甚至从没有到过高原。和所有没有到过高原，只听说过高原的人一样，所有关于高原的描述对我而言都只不过是一个个形容词而已。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安稳的人生将从此彻底改变。
第一次走进喀喇昆仑山，是20世纪末。那时的219国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仅仅是显示于地图上的一个标示，尤其是在洪流激荡的暖季。洪水从陡峭的山崖直冲而下，泻入喀拉喀什河。沿山谷推出的简易公路瞬间面目全非。数不清的山石散落山谷，小者如面盆，大者比站立的人还高。不知是被山洪裹挟至此，还是因山洪冲刷而从山体剥离翻滚至此。深绿色的越野车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在巨石间步履蹒跚，缓缓蠕动。那一天，我经历了数十年从未经历，也从未目睹，甚至从未听闻的艰险。那一天，颠簸跋涉了十六小时，到三十里营房时，不知道是因为疲惫还是高原反应，或者惊惧过度，我双腿绵软，没有一丝力气，几乎瘫倒在地上。
第一次走进位于喀喇昆仑山腹地的防区，没有预想中的欢迎，也没有意料中的热情。其实，部队对接收一个女同志守防是满腹不情愿。因为全防区均为男性，出现唯一一个女性，生活确实多有不便。但是卫生队的态度很明确，原计划上山守防的医生因阑尾炎手术无法执行守防任务，除我之外无人可派。两个营只有一个医生，实在捉襟见肘的局面，迫使步兵营不得不“屈从”卫生队的安排，勉强接纳了我。但全营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真的能够和他们一起坚守下去。因为喀喇昆仑山确实条件太艰苦，边防团自组建以来，还从未有过女兵守防的历史。
在喀喇昆仑山度过的第一夜，我独自蜷缩在冰凉的被窝里，茫然凝视着因漆黑而显得空洞的空间，耳中传来窗外狂风的一阵阵呼啸，清泪悄悄爬出眼角，沿着鬓角轻轻滑落，浸湿了枕巾。
原以为自己了解高原，原以为自幼不曾娇生惯养的我能够吃得了高原的苦。但真正走入高原、体会过高原才知道，高原的苦不只是咬牙坚持的那一刻，它如同黄连的汁液，点点滴滴渗透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涓涓不息，看不到尽头。
高原的险不是体现勇敢的插曲，而是时时出现的猝不及防。因无法和男战友同居一室，只好把药材库当作我的宿舍。时常有肥硕的老鼠从闭合不严的门缝中悠然出入，随意分享我的干粮。我也从开始的如临大敌，聚众驱之，逐渐变得因无奈而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没有自来水，每天需要到数公里外的小溪去提水。在高原，空手走路也很容易感到疲累，更别说提着沉重的水桶。每次从溪边提水回来，路总是那般遥远、那般漫长，坚持着迈出一步又一步。在一步步的迈进中，人喘得如同一个年久失修的破风箱；胸口更是火辣辣的痛，如同被塞进了一把朝天椒磨就的辣椒面。
高原的水永远是极冷的。在冰冷的水中浣洗衣物，每次伸手到水中，都要踌躇再三，仿佛是把手伸入虎口一般。终于一咬牙把手伸到冰冷的水中，仿佛全身都因冰冷而瞬间收缩。还没有洗完一件衣物，手便冻得麻木，继而生痛，仿佛有千万根极锐利的小刺蜂拥而至，不停地刺扎着一个个手指。尤其是冬季，手离开水面的瞬间，尚未来得及擦干的水立刻凝结成了薄薄的冰，将五个手指粘在了一起。
在高原，口腹之欲似乎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馋！”“很馋！”“馋极了！”任何时候对任何美食的想象都能激起唾液腺的旺盛分泌。在喀喇昆仑山腹地，哪怕是在黄金暖季，吃到的蔬菜一般也是采收二十多天以后的。叶片青翠不敢奢望，只要不是蔫黄的便足以令人欣喜。到了漫长的寒季，蔬菜就只有土豆、萝卜、白菜等冬菜；冬菜没有了，只能靠海带等脱水干菜；干菜也没有了，只能用酱油拌米饭。当期盼已久的暖季来临，偶然看到萌发的绿草，心中顿时充满望外的惊喜。虽明知不能吃，也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摘下几根，放到嘴中嚼一嚼，感受一下久违了的植物的清新。色香味俱全的水果更是奢望。
女儿家都是爱美的，但在高原的女兵仿佛不知道追求美。那是因为，对生命而言，任何时候生存都是基本需求，而在高原的生存又是如此艰难，以至于让人不由忽略了对美的追求。我不会穿制式衬衣、制式短袖，更没有穿过裙子，并因此出过洋相遭遇尴尬，甚至被人疑为“作秀”。不会穿是因为我没有穿过，没有穿过是因为在高原我从没有机会穿衬衣、短袖和裙子。喀喇昆仑山早已被地质学家定义为“永冻层”。因寒冷，地表下是如磐石般坚硬亿万年未曾融化的冰层。即便是最温暖的暖季，我们的迷彩服里也必须加穿秋衣秋裤，才不至于受凉感冒。在高原的日子，我几乎都是穿迷彩服度过的。因为迷彩服宽松、舒适、耐脏，还能够经得起一日数百里、十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只是迷彩服遮掩的身影从不见女子曲线窈窕，唯见与男儿一般的壮硕。剪裁合体，能够彰显女兵飒爽英姿的常服、礼服只能被我羡慕的目光一遍遍抚摸，在心底一次次向往。
露宿渐渐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住过越野车的车座，那是战友们对女士的优待，因为卡车的车厢里挤满了露宿的战友；住过卡车驾驶室，那是在群山之中，我实在无法在挤满了男战友的简陋小店中再挤进自己，无奈之下央求驾驶员把他的居所让给了我；曾经与陌路男子在“死人沟”同居一室，那是因为在方圆数百里的雪原我们别无选择；曾经与男战友同宿一顶帐篷。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是因为身体朝向炉火一侧尚有暖意，朝向帐篷一侧则冰冷刺骨，渐渐如同被浸到了冰水中一般，不得不来回翻转烘烤身体，不至于让身体朝向帐篷的一侧真正冻成冰块。
日子很难，但最难而且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却是如厕。
防区均为旱厕，拔地悬空十余米。胆战心惊地蹲在窄小的脚踏板上，长方形的孔洞仿佛一个巨大的抽风机，丢下的废纸不但不会落下，反而如同一只只巨大的飞蛾，忽忽悠悠飘摇而上，让人避之不及。更有甚者，每当遇到旋风助力，厕底沉积的各种脏纸如同一群疯狂的蜜蜂，从狭小的孔洞中蜂拥而出，不由分说地扑到身上脸上。也因此小小的女厕虽然经常打扫，但仍然时常堆着厚近十厘米、没人脚脖的脏纸。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寒冷。冬天身穿毛衣、棉衣、大衣，出门尚不免寒战。而如厕时，裸露肌肤的体温瞬间被刺骨的冷风掠尽，很快冻得冰冷麻木。
还有如厕时的高度紧张。防区原本没有女士，也就根本没有女厕所之说。因我的到来，男厕相邻的有两个蹲位的狭小空间被指定为女厕。一方面也许大家还不适应原男厕的“职能转换”，另一方面可能有时候男厕高峰期过于拥挤，所以仍有人时不时地到女厕来。这就每每使蹲在其中的我高度紧张，极力辨别着是否有脚步声接近，以便及时通过咳嗽、跺脚等方式发出声音，表示自己的存在。有时风声太大，直到声音出现在近在咫尺的拐角处才发现，虽然及时通过咳嗽“吓走”了对方，也使自己紧张不已。
最尴尬的是晚间如厕。站在走廊门口，望着外面无尽的黑暗，终没有勇气独自前往，犹豫着到附近男同事的房间，希望恰好有人结伴同行。但他们往往不理解我的“苦衷”，或继续看电视，或继续打牌下棋，没有人关注我的出现，更没有人想到我来此的目的，讪讪地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又踌躇着踱回走廊门口，终于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走出门。离开光照的范围，仿佛兜头被罩进了黑暗中，四周一块块一人多高的巨石在夜色中犹如山魈鬼魅般狰狞恐怖。怦怦乱跳的心仿佛突然被一个无形的大手捏住，瞬间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如同受了惊的兔子般转身飞蹿。进入门口那团昏黄的光中，才仿佛摆脱了巨大威胁，进入了安全的怀抱。长长呼出一口气，仿佛呼出心中淤积的所有惊恐。凝视黑暗良久，万般无奈地再次徘徊着走进男同事的房间。如此再三，他们中间唯一的已婚男士张医生终于觉出了端倪，并悟到了我难言的尴尬。于是在活动告一段落的时候，指派了卫生员陪我前往。
二十年里，一次次遇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2002年6月，在库地达坂，差一点被一辆卡车冲下万丈深渊；2003年7月，在麻扎达坂，差一点被坍塌的山石砸成肉饼；2006年7月，翻越小子达坂和老子达坂，经历了泥石流塌方的危险，也经历了车辆如壁虎爬山般令人胆战心惊的高难度动作；2007年9月，到什布奇边防连，走过普沙达坂、马阳达坂，蹚过九十多厘米的积雪，一次次触到了阎王爷的鼻子，又一次次侥幸逃脱；2007年10月，车队临时调整，将我从一辆车调往另一辆车，换车后不到三小时，我原先乘坐的车辆便连打几个滚，面目全非地躺在了红土达坂的荒原上。最危险的是2008年6月，在黑卡子达坂，我们差一点被一辆载重卡车挤扁在山崖间。那一刻，面对突然挤过来的庞然大物，我惊呆了，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呼。驾驶员眼疾手快，驱使越野车奋力蹿上路边的山腰，越野车车顶几乎是擦着巨大的卡车车轮冲了出去，我们才逃过了一劫；更侥幸的是，冲出去的越野车虽然大力摇晃得几乎站立不住，却最终停稳了，而没有翻到另一侧的深涧中。有一次侥幸……，还有一次……
在高原待的时间长了，渐渐习惯了高原的苦，也看淡了高原的险，但永远无法忍受的是母子分离那撕心裂肺的痛，永远难以消除的是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的深深愧疚。
记得第一次离开孩子，孩子还不满周岁。去车站时我坚持把熟睡的孩子抱在怀中同去车站。看着孩子甜甜酣睡的小脸，泪水一颗颗滴落在孩子的脸上。到车站了，孩子睁开懵懂的眼睛，看到眼前的妈妈，脸上瞬间绽放出一朵灿烂的向日葵般的笑容。而年迈的母亲看着泪水涟涟的我和快乐欢笑的孩子，忍不住泣不成声。车开了，孩子欢快地向缓缓驶离的火车摆着手。他不知道，妈妈此去便远在天涯。多么想再多看看孩子，但眼中怎么也抹不干的泪水像一道密实的水帘遮挡了视线，使一切都显得朦胧而模糊。
到了喀喇昆仑山，通信很不方便，偶然打通一次电话，仿佛中了头彩般惊喜。妈妈告诉我，我刚离开家的那几天，无论孩子白天玩得多开心，到了傍晚，一定如归巢的鸟儿般寻找妈妈。于是，他蹒跚着走遍每一个房间，找遍每一个角落，寻找妈妈的踪影。他希望妈妈是在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随着他的声声呼唤，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最终孩子只能在失望的呜咽中睡去。妈妈告诉我，我留下的录像带成了最令孩子伤心的东西。原以为孩子看到妈妈的影像会开心，事实却恰好相反。每次只要放出影像，孩子无论在做什么，都会立刻专注起来，他认真寻到声音来源，欢笑着飞快朝会说话的妈妈爬去。到了电视机前面，却怎么努力也无法爬到近在咫尺的妈妈怀里，于是孩子又飞快地绕到电视机后面，却惊奇地发现妈妈也不在这里。当孩子终于明白，这个近在咫尺的妈妈不会把他搂在怀里，也不会亲亲他的小脸，终于坐在电视机前泪如雨下。妈妈告诉我，孩子只要在电视上看到女军人出现，就会叫妈妈；到街上，看到所有的男军人都会追上去叫爸爸。妈妈告诉我……每一次，电话的那头是咿呀的稚语，电话的这头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的我。每一次探亲归队时的母子分离，都会把我伤痕累累的心残忍地撕个粉碎。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渐渐有了追随父母的能力。2002年我回乡探亲即将归队。亦如以前每一个假期结束的前奏，我开始疯狂采购物品整理行装。孩子每每看到墙角的红皮箱便禁不住泪如雨下。因为怕我难过，孩子总是尽力控制着自己，压低了的抽泣声伴随着如雨的泪水。稚儿的哭喊固然令人心碎，而幼儿压抑的抽泣更令人心痛得无以复加。在孩子的坚决恳求下，我答应带他到喀什。虽然也曾给孩子解释，喀什驻地离妈妈的防区还有近一千六百公里的山路。可对一个幼儿来说，距离的概念总是那般抽象，只有紧紧追随即将从生活中消失的妈妈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
但这是令我至今后悔的一个决定。
回到山下驻地营区稍作停留我便踏上了去防区的路。丈夫也在边防连，家中只剩下孩子孤零零一个人。只有六岁的孩子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一下蒙了。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孩子在电话的那一头泣不成声，我拿着手机泪流满面。车到叶城普沙，手机信号便断断续续，继而就彻底没了信号。我不知道孩子一个人在房间连电话里妈妈的声音也听不到会是怎样。也许孩子在不停地徒劳地拨着电话，但话筒里永远是一个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重复着同样的一句话：“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当黑暗降临时，一个六岁的幼儿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妈妈，但妈妈在喀喇昆仑山的腹地，什么也做不了，连打一个电话也不可能。我仿佛看到孩子在暗自垂泪，伤心啜泣。
此后的日子里，绝大多数时候孩子是一个人在喀什那间被称为“家”的房子里。年幼的孩子每天提早起来，到离家十多公里的喀什去上学。傍晚放学回来，有时能赶上吃一点大灶上的剩菜凉饭，更多的时候是吃不上饭。孩子告诉我，每天放学同学们都是欢天喜地地回家，而他最害怕的就是放学回家，他害怕一个人孤零零待在家里；孩子告诉我，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房间所有的灯，仿佛这样才安全一些；孩子告诉我，他最开心的事是从学校回来飞奔到大灶，炊事班的叔叔竟然还没有下班，他可以有饭吃了，哪怕是剩菜凉饭，也比方便面火腿肠好吃得多；孩子告诉我……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一个母亲对孩子视如生命却不得不分离的痛，一个母亲爱子至深，然明知孩子过得艰辛苦涩却无能为力的痛，我只想说，如果心痛能够让人心碎，我，还有因我而心痛的幼儿和父母，我们的心一定早已碎如齑粉。
不得已，孩子又回到了河南老家。当孩子提着换洗的衣服、脏乱的书包和吃剩下的一点干粮，摇摇晃晃出现在外公外婆面前时，看着他蓬乱的头发，消瘦的面孔，二老忍不住老泪纵横。这是孩子唯一生活在父母“身边”的一次经历，但这次“团聚”一定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从此以后，直到孩子考上大学，他再也没有说过想和父母一起生活。
当年到高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夫妻团聚。但到了喀喇昆仑山才知道，因为工作岗位不同，夫妻相聚比以前更难。重重叠叠的山常常使我们相隔千百里之遥。2006年初，丈夫在高原执行任务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胸椎、尾椎等多处骨折。但此时我却接到了归队通知。在高原边防工作二十一年的丈夫没有多说什么，默默地表达了支持我踏上高原的意思。丈夫先后辗转三级医院救治，我却没有在丈夫身边照顾他一天。同为边防军人的丈夫理解我，多年来从没有任何抱怨，但偶然他会用羡慕的口吻说起战友们的妻子。妻子会为他们洗熨衣裳、整理着装；妻子会给他们煲汤熬粥，做出可口的饭菜。每当此时，我便会默不作声。不仅仅是我的丈夫，相信这是每一个丈夫都期待的。这些琐碎小事里饱含了妻子对丈夫深深的爱意和浓浓的温馨。对丈夫的期待和向往，我心中充满愧疚，只能沉默以答。
还有年迈多病的父母。孩子自幼交由父母帮助照顾，几十年里他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得而知，仅仅是对女儿日日穿越生死线的忧心、痛惜，就足以让他们时时牵挂，白发早生。
虽然经历了许多，承受了许多，但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而身边的一些战友却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2005年，边防连军医傅先锋，巡逻途中牺牲。牺牲前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等战友们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时候，只能从山崖边碎石的痕迹上判断，他由此连人带马滑落山涧。一周后，在距离边境线很近的我方境内河道中，发现了他已面目全非的尸体。2011年1月，驻阿里某部主任耿显峰，结束休假归队途中，所乘车辆从半山腰翻滚至一百五十六米的山谷中，当场死亡，三十二岁。同车死亡十六人。2012年1月，医疗站三期士官谢晋回乡探亲途中，因雪大路滑，所乘车辆发生翻车事故，坚硬的车框瞬间掀去了他的半个头颅，惨白的脑浆沾染着殷红的鲜血涂染在银白的雪地上，死亡时年仅二十七岁。2012年11月，阿里军分区札达县武装部干事李立伟因病死亡。他前一天刚结束休假归队，次日晨起隐隐感到不适。周围的人确实没有过于在意，因为胸闷不适，甚至头痛欲裂在高原都是最常见的症状。大家交代他在房间好好休息，便都去开会了。中午，等大家散会回来，只见他已经倒在床边的地上，一双手徒劳地伸向门的方向。痛苦中，他可能预感到了死神的降临，拼命挣扎跌落床下，并拼尽全力爬向门的方向。他希望爬到门外，希望有人看到，希望有人听到自己微弱的求救声。他不想死，他还太年轻，生活中还有太多的美好没来得及体味。他多么希望看着幼儿长大，多么希望与妻子相濡以沫，多不希望父母因白发人送黑发人而痛断肝肠。但他终于没有获得生的机会，悄悄离去了。临终前甚至没有来得及给亲人留下一句遗言。此前，李立伟身体一直很健康，从无心脏病等相关病史。他从调至高原工作到牺牲刚满十个月，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家中幼儿仅三岁。还有……还有……
这就是高原边防，走进这里，便意味着艰辛、苦涩、危险、心痛，意味着奉献、牺牲，意味着许许多多的始料未及……
回望人生，如果没有选择高原，我会和绝大多数母亲、妻子、女儿一样，呵护着自己深爱的人，也被自己深爱的人呵护。但这一切从走上高原的那一天起，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而且一颗柔软的心被一次次伤得鲜血淋漓，痛得碎如齑粉。如果没有走进高原，我会和医院的许多同事一样，享受舒适，品味精彩，而不似今日，历尽千难万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有一千个理由后悔，有一万个理由抱怨。为什么，付出了许多、牺牲了许多却不后悔？为什么历尽艰险苦涩依然执着？
2013年8月的一天，在军分区杨诚政委特意安排下，我第一次得以乘巡逻艇行驶于班公湖面。阿里高原正午的阳光透过稀薄的大气层，带着刺目的光亮倾泻到湖面。
我没有到船舱里躲避日光的直射，尽管我深知高原阳光里含有极为强烈的辐射，尽管我知道这些辐射对人体、对肌肤有严重的影响，尽管我知道自己每一次在高原肤色都黑得令人不忍目睹。这一切的一切我都知道，但我依然舍不得离开甲板。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班公湖，藏语称之为“措姆囊拉任波”，意为“长脖子的天鹅”。班公湖确实像一只优雅而美丽的天鹅，而且，正如她的名字一般，脖子格外长。靠近日土县的德卜姆切犹如天鹅浑圆的腹部，其他绝大多数地方均为狭长如河道般的湖面。
静静坐在甲板上，目光贪婪地抚摸着眼前的一切。近观船舷旁，湛蓝的湖水如柔软的丝缎，轻轻托起了巡逻艇；艇尾，湖水则全然不见了令人心醉的沉静。它们急急匆匆从艇下蜂拥而出，在螺旋桨的有力搅动中，瞬间化身为一捧捧珍珠、一堆堆碎玉；数不清的圆润珍珠轻盈跃出，又急速汇入不断涌出的碎玉堆中。昔日，班公湖鱼极多，常常追随巡逻艇游动，时不时在螺旋桨的搅动中跃出水面，一不留神还跃到了甲板上。“西海舰队”的官兵们常常为这从天而降的美食喜不自禁。现在，班公湖的鱼明显比以前少了许多，不知道是因为人们的捕捞还是因为生态平衡受到了影响。
放眼远眺，从船边缓缓向后移动的群山，熟悉得如同自己手心的掌纹。浑圆的山峦稳稳端坐在如象足般硕大的山脚上，仿佛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模样。然而我知道，在地壳残酷折叠，把特提斯海变成山峦的那一刻，它们也曾经是锋芒毕露的险峻、千姿百态的奇丽。现在，山顶的浑圆展现着群山历经的万年风霜，亿年沧桑；山体的沟回诠释了它们由尖锐变圆润的过程；山脚下山体细胞的堆积则证实了高原的演变。这就是阿里的山，这也是阿里成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缘由。
山脚下，会出现一抹抹绿色，这些绿色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甚至隐隐约约若隐若现，如果不是仔细瞧，几乎难以发现。只有走过阿里、走过班公湖的人才知道，那零星的绿色里会拥有多少令人感动的生命。
走近绿色你会发现，那也许是一片班公柳。高原生命的生存永远是那般艰辛，没有人知道班公柳的生命中经历了什么，只看得到它经历残酷磨砺后的顽强。几乎没有一棵班公柳的枝叶是完整的。它们的树皮总是被残忍地撕脱了一部分、一半，甚至更多，甚至一丝不挂，在高原肆虐的寒风中裸露着白森森的胴体。许多班公柳承受不住这样的残酷折磨死去了，而在残根断枝上又萌生出稚嫩的新绿。无人能够预测这新绿能否长成，但这新绿却彰显了生命的不屈。
走近绿色你会发现，那也许是一大片草滩，草滩上有缓缓浮动的白云，那是牧人的羊群，是纯朴善良的藏西人安身立命之根本。秋日的羊儿是最肥壮的。绿油油的酥油草每一天都把羊儿的肚子填得圆鼓鼓的。于是，羊儿也随同圆鼓鼓的肚子一起变得圆鼓鼓起来。这时的羊肉一改往日干涩的口感，变得细腻、滑润、绵香，令人不忍释口。草滩上时而有肥胖的旱獭，像一个个臃肿的孕妇，笨拙地挪动身躯。遇到人走近，实在无法迅捷逃遁，便就近伏于黄土之上。黄色的皮毛瞬间与土的黄色融为一体，若不细瞧，真正被它蒙混过关了呢。它们也在这丰硕的季节尽力积蓄脂肪，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寒季，那时的它们会因为得不到充足的食物而变得瘦小灵巧。
走近星星点点的绿色，那也许是很小的一片芦苇或者茂草。那是野鸭们的天堂。8月的湖面，已经不见斑头雁雪白的身影。它们未雨绸缪，在凉意袭来之前，已经长途跋涉飞往遥远的印度洋。在阿里漫长的寒季中，那里却是温暖的。但来年暖季，它们一定会不远千里飞回班公湖。因为在湖中央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鸟岛”。鸟岛是它们产下鸟蛋孵出雏鸟的地方。等小鸟儿长大能够飞翔之时，便又到了群鸟飞往印度洋的时节。此时，湖面能够看到的唯有深褐色羽毛的野鸭。它们成双成对在湖面嬉戏，时而把头扎下水面，那一定是有肥硕的鱼儿游过。岸边则有野鸭或三五成群，或数十只零散列队，在秋日的阳光下或悠闲地梳理着羽毛，或慵懒地打着盹儿。这种惬意深深吸引了连队饲养的家鸭。几日同游、几晚同宿，竟然唤之不应，最终随野鸭群而去。于是灰褐色的野鸭群中出现了两只羽毛洁白的“公主”，观之不由令人莞尔。
视野中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陆续走进脑海，混沌的脑海豁然开朗，困惑自己多年的问题终于浮现出答案，而这个答案是自己找了许久而不得的。
戍守高原二十载，在艰险苦涩和痛苦忧伤中，在忍耐坚守和牺牲奉献中，不知不觉间，这片土地已经悄然融进我的骨血，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深爱这片土地，因为高原的美丽，更因为领土的神圣，这片美丽只应属于我的祖国。我深爱这片土地，爱得是那样刻骨铭心、爱得是那样难舍难分。这是一个边防军人对自己付出所有守卫着的土地的热爱。
此生作为一名边防军人，为保卫祖国神圣的领土，为守护人民美丽的家园，即便牺牲所有我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