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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上某一类人而言，书可谓“身外之物”中最挤占斗室又最难以割舍者。“宁可三日食无肉，不可一日居无书”，千百年间，出现了一长串诸如“书虫”“书迷”“书呆”“书痴”“书魔”的头衔。被冠名者虽自知这些名头对发达富贵毫无帮助，但还是难免“沾沾自喜”。得意的背后，倒非“才欲其大，志欲其小”的自勉，而是来自一种文化传承的肯定，甚至潜藏着周遭某种不言自明的敬意。
这样的人，无论是读、是买，还是收藏，对书的感情前提都是热爱，我们可以统称其为“爱书者”。这份爱虽非无疆大爱，但会让人心定行笃，言说这份感情时往往真挚平实，易让同好击节共鸣。由于这些文章历来为人关注，也有不少珠玉在前的结集成书，看起来再度发挥的余地不大。但编者划定两条界线，一是写作时间锁定在1978年以后，专叙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陆书情；二是在人书之间管中窥豹，以期观察时代脉搏，乃至个体的安身立命。在这两条边界之内有情趣、有实学、有典型性的好文佳作，都在我们关注的视野里。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行业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图书业也不例外。民国时期许多出版社、书店，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行了合并重组，而像北京琉璃厂这样鼎盛一时的书肆，也因为“公私合营以后，旧书肆都已合并，从业员也都另分配了工作”（黄裳《几种版画书》），没能重塑辉煌。放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观察，这都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沧海一粟，好像不足挂齿，可对于心心念念的爱书人来说，就非同小可了。尽管还是“从旧籍里去寻找温暖”（姜德明《琉璃厂寻梦记》），但没有了“朴实殷勤，时而在耳边亲切地递个话儿”的店员（萧乾《救救旧书业——中国书店四十周年感言》），没有了在店里吃茶闲话的乐趣，有的只是门可罗雀的旧市场、接待外宾的古玩铺，或百货大楼里严肃的柜台，那真是说不出的满心寂寞、道不尽的满目苍凉。
在“全国一盘棋”的指导意识下，工作调动对个人来说也屡见不鲜。读书人最怕搬家，好像应了那句歇后语“孔夫子搬家——全是书（输）”，之前那些被汗水、情感、故事、旧梦寄托的藏书无法一起带走，才真是让人垂头丧气。可恰好因为有知识、懂技术，这些人往往成为组织考虑异地征调的主要对象。姜德明、谷林都曾写过一边是对“投身革命”的憧憬，一边是忍心割舍爱书的痛楚。买书、藏书的爱书人，那段时间确实会相当纠结。
而当读书一脉传到更年轻一代身上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首先就是找旧书来读。维一曾记述当年的中学时代：
那时候的书店只有两家，全归政府控制，一家是出售新书的新华书店，另外一家就是出售旧书的中国书店。因为新华书店只销售新书，而新书都是已经通过检查，允许公开发行，并不需要“内部”，所以我的淘书大都是在中国书店里。（维一《淘书最忆是荒唐》）
阿城在接受访谈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因为从小出身不好，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活动统统要靠边站，只好自己误打误撞，跑去旧书店看书，谁承想，知识结构从此和同代人很不一样，甚至提前完成了思想启蒙（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老派读书人的伤心地，可能到了“社会主义新人”那里，又是一个别样的天堂。
旧书之外，更让少年人好奇憧憬的是“内部图书”。这一高深莫测的特色其实由来已久，如《金瓶梅》等书籍早在此列。“文革”之后，这一名目更是登峰造极，“原本已经差不多销声匿迹的旧书店突然都败部复活，纷纷成立‘内部图书部’，凭过硬的单位介绍信可以买到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书籍”，“一般总是离门口越近，书的成色越低，越到里面，就越有好书”。这种神秘感已对少年构成诱惑，自然就会产生许多与“面部表情肌肉麻痹的”看门人斗智斗勇的故事（维一《淘书最忆是荒唐》）。而琉璃厂旧书店也于1972年以“内部书店”的形式重新营业，对新老读者倒是一种难得的慰藉。
正如那篇著名的《读书无禁区》所揭示的那样，“文革”期间为了读书、护书，爱书者们也做出了种种的努力，或当“孔乙己”，或做“抢书人”，或给藏书的壁橱糊上伟大领袖的画像，这些都何尝不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而诸如倪墨炎所讲述的种种“奇遇”，透过书的世界，人世的悲欢离合又何尝不能尽收眼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体制注入了活力，之前被压抑的人们，在这时产生了爆发式的知识需求，甚至以此形成了“文化热”的时代氛围。与图书相关的出版、经营，都已步入正轨。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明显气定神闲了不少。可眨眼之间，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让人有些应接不暇。随着商品化浪潮越来越强，爱书人又有了新的“烦恼”。比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各地旧书店都因对旧书限价机械、赚头有限，而改以售新华书店下架书及出版社的积存及尾数书为主。由于利润相距悬殊，有些旧书店宁愿卖音响影视产品——甚至冰箱服装”（萧乾《救救旧书业——中国书店四十周年感言》）。而有学者观察当时北京的旧书店：“不过几年，这类书店就一起变了风味。且不要说灯市西口的那家，你到海王村走走看！我所说风味之变，不止指古籍书店里‘古籍’所占比例之小，还指那些出版物包装之俗艳——形式却也正与内容一致。”（赵园《买书记（之一）》）
这些担忧一方面说明作为商品的图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会因利益驱动，出现粗制滥造与恶俗谄媚的现象，让幸福于时代的读书人猝不及防；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时期的爱书人能够表达自己书里书外的心情，对书籍之于自己的意义，有着清晰的理解与认识，这是胸有成竹之后形成个人读书观的成熟表现。出版家范用就曾总结：
书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好书坏书，看了以后得自己判断。
读好书可以得益，读坏书也可以得益，从反面得益，可以知道什么是坏书，坏在哪里。
我的读书格言：“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范用《我的读书观》）
而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读书人，对书之爱更加内省。陈平原回忆“上山下乡”的一代如何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甚至因为老想着“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加倍夺回来”而用力过猛，不免走了弯路。扬之水则自陈“书不能不拼命买”，“尽量把它‘圈养’，一切只为使用的方便”。杨葵、止庵都怀念过去在北京一家一家书店逛个遍的时光，虽然辛苦，但“一生的思想基础多少就因为读这些好不容易买到的书而奠定”。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市场类别不断细分，人们对于书籍的需求也产生了分流。曾经令人担心的旧书市场萧条问题，随着像北京潘家园这样的旧货市场兴起，得到了改观：“时隔数年，我再度来到潘家园，才发现这里已面目全非。最初的旧货市场远没有潘家园现在的气派与有条有理。”（李辉《走在潘家园》）书店经营，也是多线并举，属于实体书店的艰难与无奈，在今天越来越受到宽容。而蔚为大观的网络售书，因数据和信息透明，也使得旧书价格飙升，爱书人倒也乐观其成。虽然“淘旧书‘惊艳’捡漏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陈子善《淘旧书》），但不妨碍仍会有“奇遇”发生（辛德勇《牛头、鸡肋与狗屎》），只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心情和前辈大不相同罢了。
除了时代和心情，我们谈书之爱，也不能不提到书的形式美与物质性。随着知识传播形式的多样，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电子书大行其道，纸质书的价值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形式感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实爱书者爱装帧，四十年前就已是题中应有之义，甚至用唐弢的话说，“书籍封面作画，始自清末，当时所谓洋装书籍，表纸已用彩印”，可见此事大有来历，我们也愿意呈现这一条“书叶之美”的线索，哪怕稍稍逾出我们的边界，将眼光投射到鲁迅身上。
倪墨炎在《鲁迅与书刊设计》一文中曾指出：“近代‘洋装书’的出现，使我国出版史进入了新阶段……使书籍装帧进入美术的领域，在我国，是和鲁迅分不开的。”鲁迅在新文学的历史上地位极高，不仅文字影响深远，他“使生活多一点色彩”（唐弢《“拙的美”——漫谈毛边书之类》）的趣味，对于书籍装帧形式的赏鉴与实践，也开创了书籍美学的先河。鲁迅自己对封面设计非常讲究，经常不厌其烦地给出版方写信表达自己详细的装帧设想，甚至有时亲力亲为。他非常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他关注书刊的开本，重视版式与插图，甚至对目录和版权页的位置都有自己的设想。这些书的“零部件”，在鲁迅的视野中，都是一本书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各自的规律与气质。他的这些关心告诉读者，书籍装帧的用力之处并非只有封面，而关涉书籍形式的各个方面。这些细节，在今天依然是饶有趣味的书界话题。
比如，同样是对毛边书的把玩，蔡翔认为适合做成毛边书的，“最好是那种有内秀的书，粗读上去，觉得也没什么，但细一品味，却品出许多意思……这就不觉地拿起水果刀，裁毛边本”。范用编了一辈子书，编书之余也取“业余”的谐音做笔名，亲自做封面装帧，自成一种“减法的艺术”，他同时提倡文学作品要在插图上下一点功夫。自称“读书毁了我”的王强，“相信在每一个爱书者情感的书页上，一定会紧粘着这样一张深情的藏书票”，因而不仅写出爱书的誓言，更简述了藏书票的历史。谢其章会讲护封对于封面的保护作用，同时也可将其视为一件美丽的书衣，与书体有一种呼应的关系。周振鹤对腰封的态度，远比网络上的“恨腰封小组”宽容。而徐雁平《书叶之美》，以及我们对叶浅予、张守义、宁成春等人文字的呈现，也是想让书籍设计师从幕后走到舞台中央，凭其平实有据、言之有物的文字，展示自家的思路与风采。
现代书籍艺术虽然是受西方影响并逐渐形成自我风格，但中国传统书籍艺术也从未销声匿迹。藏书及藏书家自古即有，按谢兴尧的话说，还有高下之分，并指出：“善本书现在已不多见，偶尔出现，则归公家图书馆收藏，个人无力购存。”老一代读书人可能低估了时代发展的速度。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图书在市场流通更加方便，一度沉寂的个人藏书，新世纪以来又逐渐兴起，并且产生了不少专门收藏古籍善本的藏家。无论是写作《得书记》《失书记》、享誉书界的韦力，还是将眼光放至西文善本书的王强，再加上专门收藏“新文学旧书”的陈子善，他们的收藏行为，无论是为了“收藏”“赏鉴”，还是有“校雠”“考订”的冲动与努力（洪亮吉对藏书家的四类分法），至少说明，现代藏家对于公众的意义不仅是提供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也有推动学术发展的可能。而他们提到的藏书拍卖形式，更是新时代一道崭新的风景，值得作为一个话题予以关注。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爱书者来说，这样的收藏较为奢侈，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更习惯将书斋看作“一种生活方式”，哪怕是“见缝插针式地填满”斗室（王安忆《我的“书斋”生活》），“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了（王充闾《我的四代书橱》）。他们想要的只是一间书房，“和书相爱”，“需要我的书可以陪伴我”，这样的书房才有生命（江晓原《和书相爱》）。由此可见，关于藏书的投入、观念，大家虽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可各自的理由，恰都是出自对书本身的热爱。这也是“所谓藏书”并无定论但又饶有趣味的表现。
为丛书体例统一计，本书的文章编选，以辑为单元，辑内尽量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排序。港澳台作家暂时无法收入，殊为可惜，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做增补。虽每辑各有主题，但也不希望“跑马圈地”，文章“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对于书题的对象而言，爱书是本分，爱的是书之整体，难以切割。我们只是在注定挂一漏万的宿命下，在不同框架内尽量展示多个侧面。人和书相遇的故事，从来都让人欣赏与感动，所以希望本书遴选的这批文章，能像多棱宝镜一般，在人书之间折射出更丰富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