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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藏的一部《谈虎集》，上卷为1936年6月的第五版，下卷则为1929年6月的第三版。上卷毛边，封面左侧古日本画家光琳所绘虎图无边框，亦无画家题名；下卷封面的虎图加有边框，画家题名见于虎爪间，书边已切齐，因之开本较上卷短小一圈。上卷书面正中盖了一个腰圆公章，文曰：“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教务处”；下卷也有一个名印，朱文篆书“启楠”二字，盖在虎图边框之内右下角。这么一部凑合起来的旧书，上卷扉页却记有我当年邂逅获致的快乐，写道：“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二日，为××购《九尾鱼》，过河南路，以四十万元得此，狂喜！”接下去还说：“先是试向《论语》投稿，想挣稿费能买这部书，后是参加‘走私与缉私’讲演竞赛得奖，痴望奖品中能有这部书……”所说都是指犹在做中学生时旧事，约当这部旧书上卷第五版新出前后。此书原价上下卷各为九角，做中学生时没钱买，毕业后有了工薪，却没处买。读元稹《遣悲怀》“今日俸钱过十万”诗句，直觉得情文俱至，感慨无穷。得此书时，南京一位友人刚巧给我讨来一张周作人的字，写放翁词《好事近》一阕：“华表又千年，谁记驾云孤鹤。回首旧曾游处，但山川城郭。 纷纷车马满人间，尘土污芒屩。且访葛仙丹井，看岩花开落。”周氏以前自编文集，往往兼收译作，如《谈龙集》里就有《〈希腊神话〉引言》《〈初夜权〉序言》两篇。此写古人词，是否也是“借他人酒杯”？以意逆志，不能深求。他于1945年12月6日在北平被逮捕，次年5月27日解往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到写这幅字时，拘系已约九百日。再半年多，1949年1月26日，被保释出狱，有口占《拟题壁》一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词调“好事近”，倒真个成了“语谶”。
1949年初，我犹在上海，报上见到谭正璧先生出售藏书的广告。去信询问有周氏著作否，希望抄示一个书目。得复信说，有二十余种，多为初印本，可以全部出让，代价白米五石；书目多，不暇抄写。——谭先生不愿开示目录，揣想恐是“全或无”之意，亦即不容别择去取，而其中当有我搜求既得者。虽则谭先生所出让的，估量其书品必然较好，但是议及代价，古之高士于五斗米可以不为折腰，而今则十倍焉！且其时物价一日数跳，我也委实搞不清“白米五石”该怎么个计算。总由于俗障太重，忍心割舍了。
1950年6月，调动工作，我从上海到了北京。住在东城，离东安市场、隆福寺街都不远。在机关吃完晚饭，常常还来得及赶去看看旧书摊，于是继续搜求周氏著译。成绩很不坏，不到百日，居然积起三十多种。其间曾两次买了缺页书：一册《夜读抄》，当中扯掉了篇《一岁货声》；一册《看云集》，扯去末篇《关于征兵》。但不久都又觅得完帙。重买时惩于前事，自然当场检点，翻开《夜读抄》的内书名页，忽见边框左侧有作者题赠手迹，上款是“闲步道兄”，下署“苦茶”。天缘辐辏，这一喜非同小可！其时贪饕之心，近于痴迷，望见缺藏的品种露布摊上，辄以为前后左右行人，都是奔向此书，便急急大步紧赶。攫书在手，犹觉心跃。至终所欠仅只《侠女奴》《玉虫缘》两种早年译本，连《红星佚史》也买到了。就中尤推《永日集》和港版《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为翘楚，盖咸从作者手头得来。前一种保存如新，扉页右下角钤“且以永日”长方章，序言末钤“苦雨斋印”方章，字作魏碑体，纵横各加界划。后两种新书，有题款，并钤“周作人”三字钟鼎文圆形章。这后两种书且曾于1963年经孙伏园先生假阅，时伏老右侧已病瘫，我求他留题，他在3月29日以左手题《知堂乙酉文编》曰“先生今年按旧算法八十”，一言便流泻出无限念旧深情。又云：“乙酉是一九四五年。那年我在重庆、成都，和先生远隔关山万重。文中一些地名人名，于我却十分亲切，而事物的处理意见和方法，如关于宗教信仰等等，间尝听先生口述。所以一读再读，不忍释卷。”伏老又因听我说起此翁更有旧体诗一卷，便即走函往借，旋由周丰一送到。我遂据手稿为伏老过录一份，又自行抄存一份。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知堂杂诗抄》，承钟叔河君远道寄贶，核阅旧抄，发现篇目略多于印本，乃以旧抄寄赠钟君。钟君得之大喜，以为不徒补缺，并足正误，举例复信云：《往昔》三之四《邵雍》一首尾联，印本作“后世寒康节，揭帜走江湖”，“寒”字不可解。顷见抄本“寒”字作“赛”，也就是如后世以“赛鬼谷”“赛柳庄”为名的走江湖算命先生，疑团冰释。我读了来信，亦深庆这一旧抄本之得所。伏老处又曾数见此翁来信，那时如果向伏老求讨，大概会慨然见赐的。伏老作古忽忽二十多年，如今已无可踪迹。我自己也曾收到过此翁寄来的短札五六件，记得被“抄”后确已发还，却遍寻不获，不忆搁置何所。我搜罗周氏著译单行本之外，凡遇零种旧杂志载有其文字的，以及他人著译之有其序跋的，也一并收购，往往发现集外文字，尝思抄出别存，卒卒少暇，未尽如意。及至大难临头，嗣又举家迁往干校，“零落成泥碾作尘”，不可究诘矣。然聚散原是人生常理，经历渐多，世情稍减，亦不复十分措意，只是有一次叔河君来信，打算重印《陀螺》等几种译书，托觅原本而无从再得时，风轻云淡，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
八道湾去过两次。一次在1950年9月间，到门见外院有巡逻的军人，即告他欲访周。他问我与周什么关系，访他何事。如果照实说“一个读者来找他闲扯”，似乎不成话，只得含胡应之。守卫倒也不问我的姓名，一挥手说：进去吧。进院便见丁香海棠蓊蓊郁郁，老人不住正屋，又转入后院，有一间颇宽大的西房，是他的住处了。衣笼米柜，书案条桌，环傍四壁。条桌上竖立着几册日文书。壁上一镜框是老人五十画像，没有“苦雨斋”和“煅药炉”的斋额，却有些烟火熏染痕迹。老人从后边出来，比画像略显清癯，时年六十六，看去没有那么老，然而颜色枯黄，身穿同我一样的灰衣裤。我是从市场买来的成衣，下水便缩，袖不及腕，裤不掩踝，他也仿佛如此。落座后我讲了已得他的著译情况，说及《药堂杂文》纸墨太差，他说初版本较好。回去一查，所得果系重印本，以后乃另买了初版本。他又说自存著作亦已不全，少一册《苦口甘口》。我又说想看些讲北京乡土风俗的旧书，他介绍《北平风俗类征》。我说，读《越缦堂日记》每于典制名物，多有不了，他说，如遇徐一士笔记，可买些翻翻。我问他新用笔名“十山”的含义，他说，旧曾署“药堂”，药为入声第十韵。——这像在解释“十堂”，对于“十山”似欠圆满，但也不便再问。一会儿他忽然说道：“有一个人，死得早了，很可惜，刘复，刘半农。”言下若有黯然之色，颇为动情。不觉已过了一小时许，见他靠在椅上挪左挪右，不甚安生，想是精力惫荼，就起身告辞。后一次去，已隔十年，因闻香港印行《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两书，无由购置，写信问他。他答书说，可以见赠，但虑万一寄失，嘱自去领取。再到八道湾，他已移住上房，是东边的一间，光线较暗，窗下一张方桌，靠里壁一架书橱，纤尘不沾。他仍从后边出来，初冬季节，穿一身绸质玄色薄棉袄裤，有些伛偻，神采则比十年前远胜。他拿着两册书，一个圆墨盒，用毛笔站在桌前题了款，又取出图章盖上。还示我一册没有封面却已经装订起来的校样，说：“这是天津排好的，眼下缺纸，不能付印，书名《鳞爪集》也欠妥，得改。”室内未安炉火，我没有久坐，接过书就道谢告辞。几年后，“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带着他的艺术品味、文化特色，消逝了。
钱歌川在《床头夜读》一文中写过：“记得周作人有一部小品文的集子，叫作《雨天的书》……雨天读的书，也许是一部最干燥无味的书。因为雨天你不便出外，朋友也不会来，镇日枯坐无聊，只要有书可读就成，无论那书怎样的无趣味，平时一字也读不下去，这时正好读它。”——我不知道钱先生后来究竟读了《雨天的书》没有，但天总不会老是下雨的，而况打发雨天枯坐无聊，如今也不必非仰仗一部“干燥无味”的书不可了。然则我所絮叨的，也该烟消云散了。
1993年11月9日
（录自《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