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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开始买旧书，前后大约有十年光景是最起劲的时期。买的书很杂乱，并无明确的目的，所以各种门类都有一点，不能形成系统的专藏，成不了气候。就说版画，也买到过十来种，大抵是明代晚期的制作，也就是中国版画艺术极盛时期的出品。这如果拿来和郑西谛、马隅卿、王孝慈诸君相比，简直就连小巫也算不上，不过这些书的收得，都各有一段故事，今天看来，也可以算作书林掌故了。
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到三马路的来青阁去闲坐。一位店员问我，有一本宋板的《尚书图》，要不要？打听下来，这原来是孙伯绳君的书，他买到以后，发现纸墨太新，印工太好，怀疑这不是真宋板，有点后悔了，想转手卖掉。我取来一看，是一本白麻纸精印、典型建本风格的宋刻版画，毫无可疑，就留下了。以极偶然的机缘，买到宋刻版画，实在是十分难得的巧遇。原书别无收藏印记，只有琳琅秘室主人胡心耘的两行小字跋尾，说是从费圯怀家流出的。过去未见著录。
传世有《六经图》或《七经图》，明万历中熙春楼吴氏刻本，大册。我前后收到过两本，分别为四明卢氏抱经楼和堇斋昌龄所藏。对比下来，吴氏正是根据这个宋本翻刻的。只不过宋板今天只剩下了六经之一的《尚书图》而已。翻刻是忠实的，于此可见宋代的版画就已有非常高的水平，工细简直不下于明代中叶的作品，自然更多些端严气势。可能这就是孙君怀疑它不是宋刻的理由之一吧。
吴刻《六经图》于每卷首大题下都有熙春楼刻书记事一行。堇斋所藏的一本，已将这一行割去，补以棉纸，上钤他的藏书大印。这当然是意图冒充宋板所作的手脚。昌龄是曹寅的外甥，楝亭藏书后来大部都到了他的手里，传世曹氏藏书往往都有两家藏印，可以知道流传的端绪。不过这书并无楝亭印，可知作伪的并非曹寅。此外，我还见过季沧苇藏的汪文盛刻《前汉书》，也是用了同样的手法来冒充宋板的。可能这在清初是一种风气，藏书家意在夸奇斗富，难免出此下策。因此对季氏书目、楝亭书目中那些累累的宋板字样，不能无疑了。可能这中间就正夹带着这样的假货。
孙伯绳君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喜欢收藏，最早是书画，曾由商务印书馆印过一册虚静斋藏画。后来又转而收藏鼻烟壶，最后是买书，常在来青阁里碰到。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彼此买书的路子不同。他只买刻本，不买钞校，因为后者鉴别困难。他买明板书，只收白棉纸本，不收竹纸印本，又一定要初印干净的，那标准是纸白如玉、墨凝如漆。至于书的内容则不大过问。他曾由来青阁介绍从丰润张氏后人买到了结一庐旧藏的四种宋元版书，十分得意，曾约我到他家里去看宋本《花间集》。真是极精的宋本，还是席玉照家的旧装。他本打算重新装修，后来被徐森玉劝阻了。到底取原书一叶，制成锌板信笺，以为纪念。不久，他的兴趣又转移了，将这四种书连同其他明版一两百种，一起卖掉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在电车上偶然相遇，他说刚印好《虚静斋藏书目》，要送我一册，问了我的住址，过两天就寄了来，是一册手刻蜡板印的小册子，那几种宋元本都在目中，其他虽然都是些较常见的明刻本，但都是印刷精美的印本，也要算是难得的了。不久，又听说他已去世，详细情形不知道，自然也无从去打听。
我买到《尚书图》后，又有机会到北京去，就随身带着想给郑西谛看看。在团城他那有点阴暗的办公室里，西谛翻开书页就忍不住跳了起来，问我从哪里得到的，一定要留下，列入即将开幕的中国印本书展览会，就这样，《尚书图》归了北京图书馆。后经《中国版刻图录》收入，宋刻版画所著只四本，《东家杂记》外，此图最早亦最精，云“疑是绍熙前后建阳坊本”。
1950年，上海旧书市场曾经热闹了一阵子。修文堂主人孙实君伙同古董商孙伯渊买到了无锡孙氏小绿天的藏书，就陈列在孙家，整整摆满了楼下的三间客厅。孙毓修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曾写过一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又编印过《涵芬楼秘笈》，翻印稀见的古书，各有书跋。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他也是重要的合作者之一。他自己也收藏古书，没有宋元本，以明刻为主，尤注意活字本。因为无锡安国是他的同乡先辈，所以更重视安氏桂坡馆的活字本以及安氏家集。身后家人出售藏书，曾将书目送请张元济先生定价，菊生先生按照过去的书价一一批出，这与五十年代初期的行市相差得太远了，最后折价为孙实君等三家合伙买得。
与此同时，修绠堂主人孙助廉又从北京买得姑苏王君九的遗藏若干种，带来上海。其中以毛抄和黄（荛圃）跋数种为最精。孙助廉又从抱经堂主人朱遂翔处陆续买得精本若干种，每天收进的旧书就摊放在温知书店楼上厢房里的大案子上，真有点版本展览的味道。我是每天午饭后都要过去看看的，真的看到了不少好书。
朱遂翔本来常在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家走动，王氏的藏书绝大部分也都是他经手收进的。王氏身后，他从王家得到了一批精本，一直深藏密锁，不给人看。这时的抱经堂已经不大经营旧书了，虽然店还开着，四壁也琳琅摆满了旧书，但主人却在另外经营着金笔生意，颇为顺利。孙助廉就劝他将所藏精本出让，用这笔资本来经营笔厂，真的说动了他，于是下了决心将藏书精粹扫数拿了出来。
就是在温知的楼上，我见到了宋刻的《五臣文选注》。这是一册残本，存卷三十。卷尾有二行云，“钱唐鲍洵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字体朴茂，抚印精美，卷中宋讳桓构等字均不缺笔，定为北宋刊本是有足够的条件的。赵万里先生因鲍洵曾于绍兴三十年写刻《释延寿心赋注》，说鲍洵一生可有三十年左右工作时间，因定此书为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之前，也就是南宋初期刻本。（见《中国版刻图录》说明）这一考订看来精密，而实际成为问题的关键期也不过三年而已。即使定为北宋末期所刻，也完全可以在鲍洵可能的工作时期以内。版本目录学者往往采取严格的标准，判定两宋刻本的分野，这与某些藏书家为了夸说所藏旧本之古，提前确定刊刻年代，是两种相反而实际同样不符合实际的表现。
与这本《文选》同时从抱经堂取来的书中，有一部《吴骚合编》，同样是令人为之眼明的精本。《合编》并不是稀见的书，过去在书肆里也见过不只一本。只是大抵后印，线条模糊了，甚至还有抄配的本子。这一本却是最初印的，卷中版画二十余幅都出自晚明著名刻工项南洲、汪成甫等之手。画面的工丽，人物衣褶的生动飘举，眉目之间的喜笑颦蹙，都用极纤细但却刚劲的线条表现出来。这是明季版画烂熟时期的代表作，书前还保存着棉纸印的扉叶，蓝印书名，朱印牌记，上面盖有云龙大园朱印，多是别本失去的。据为王家管理藏书的人说，这书出自杭州，索价三百五十元，郑西谛争购未得，终归王绶珊。
从版本历史价值上着眼，自然是《文选》来得重要，但我还是选定了《合编》，书价高低也不论，先拿回来再说。后来勉力付出书值，不足部分，还车去了整整一三轮车旧书才找补齐全。这在我买书的经验中是不易忘怀的一件。正是所谓“书痴加人一等”，今天想想，真不知当时何以会有如此的“豪兴”。
1949年冬到北京，抽空去琉璃厂访书。当时旧书市场寥落，书店大都门可罗雀。偶然走进来薰阁，主人陈济川在上海时有点认识，让进去吃茶闲话。架子上书满满的，却没有什么可看，记得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塞满了半架，就中还有崇祯本，不过已是后印的了。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金瓶梅》在当时实在算不得什么宝书，几乎随手可得。就说崇祯本所附全图，也有极初印的本子在。后来影印万历本《词话》
，就将这图印在卷首，也不加说明，其实《词话》本是白文无图的。马隅卿还用这图复刻了四叶，制成诗笺，就是“不登大雅之堂制笺”，分赠友人，流传甚少。沈尹默也分得一盒，给我写信时曾经用过。
坐在店堂里既无书可看，我就提出看看他们积存的残本。后进有好几大间，满满地堆着旧书，这里倒颇有些善本，我选得了棉纸初印阔大的嘉靖刻《宋文鉴》十几册，每册都有会稽钮氏世学楼藏书图记，又有莫友芝手写面叶与书根，就是莫氏得于皖口行营，后来著录于《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的那一本，本来已是残书了。又有嘉靖重庆府刻黑口本《蓝关记》一册，是敷衍韩湘子故事的。又正统关中刻《诗林广记》一厚册，存后集卷五之十。有阳平王瑛跋。皮纸极坚而薄，开板古朴。此书曾数见明刊本，大抵都是嘉靖前后翻元刻本，此本却未前见，可以作为明初宁夏复刻书标本。在积满灰尘的书架上，又抽得了一册版画，是崇祯本《壬午平海纪》的卷首插图，是用连环画形式记录镇压“海盗”始末的官书，每两半页合为一幅，图绘细密，刻工极精，举凡海上战斗、枭斩盗犯、抚贼散众、班师赏功等场面，无不细细描绘，是极好晚明历史的写真。全书共二十七图，并大字序两通。可惜的是书已被老鼠咬过，啮掉了下角的四分之一，作序人的姓氏也不能知道了。从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知道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此书，二卷，崇祯间活字本。程峋撰。原书是峋官苏松兵备道时镇压海盗军的往来书札、檄揭。看来这原来是一部书，只因卷首残破，遂为估人抽下，只以本文二卷出售，终于流出域外，这图却因残破而获存。又过了五年，又从苏州买到此图的残页十二幅，却是完整的全幅，就将两书合装在一起。虽然是小小的一册版画，其离合完缺也自有这一番曲折的经历，访书的辛苦与快乐，更不是局外人所能领会的了。
解放初期，江苏各地的旧家藏书，大量流入上海，正当书市寂寞之时，书店无力收购，全部落入了还魂纸厂。这是极可惜的事。当时唐弢同志在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工作，我曾建议他组织人力在这些“废纸”化浆之前加以拣选，虽然只是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个短时期，也不无收获。记得孤本《蟠室老人文集》残卷就是从纸厂的车间里拣得的。此书宋葛洪撰，东阳人。其文集原藏东阳葛氏祠堂，已有残轶，尚存十卷。现在则只剩下了两卷，是宋以后公私目录都没有著录的书。大字精刻，黄棉纸初印，纸墨晶莹，夺人目睛。郑西谛南来观书，也极赞成这种办法，可惜工作没有持久深入，所选也只以旧本古刻为主。大量近代史料，都这样淘汰销毁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懂得利用经济规律处理问题。如能对还大量存在的旧书店铺，加以扶持，国家再用较高的价格（不过较高于废纸价而已）收购，则大量的图书文物就不会落入纸厂而转入坊肆，终于得到保存，不致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了。
记得有一天走过陕西路上的秀州书社，主人朱惠泉告诉我，上海城内奚氏铸古庵的藏书已经卖给旧纸铺，就要转入还魂纸厂了。我就请他马上去看，尽量开包拣选，谅必有些好书。第二天又去，他只取出了两三本书给我看，说是纸铺怕麻烦，只打开了两三包，就不许再动了，只拣得了这两三本破书。其中一本《续复古编》，黑格旧抄本的残卷，有鲍以文、何梦华藏印。还有一卷破画，倒是棉纸印本，已经是稀碎的一堆破烂了。买回来后请人装潢，经过整治，竟自楚楚可观，除脱去第一页的半幅图版外，其余竟毫无破损。这是一本明万历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本方册，是新安诸黄最精美的版画。刻工有黄应瑞等六七人，都是当时的名工。人物衣冠都用极纤细而劲健的线条表现，有如富有弹性的金属丝，人物颜面肢体，似乎都带有弹性的活力。衣饰层次分明，袈裟的厚重与内衣的轻柔都有差别显然的精细体现。飘举的衣袂更是生气盎然。
像这样的方册版画，另外我在济南市上见到过一册《东方三大》图，版式如一，刻得较早，也不及此册的工丽。另外又曾看到过几本春图，也是同样形式的大方册棉纸印本。可见晚明版画施用之广和风格之多样，自然也表现了时代气息和那种世纪末的风调。
以上所说大抵都是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公私合营以后，旧书肆都已合并，从业员也都另分配了工作，说到的几位书友，也都已去世。北京的琉璃厂重修以后，曾去过几次，不记得来薰阁是否还在，但从前那种吃茶闲话访书之乐，是不可再得了。这是想起来总不免觉得有点寂寞的。
（原载1991年第3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