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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画家，又是敦煌事业的缔造者、创始人。他已离开我们快半年了，每当谈及敦煌的往事，常先生为了敦煌事业的几件事，令我永远不会忘怀。
还在大学学习时期，由于所学专业和爱好艺术的原因，我喜欢看敦煌的作品和收集敦煌的材料，每每看到敦煌壁画和临摹品，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所以，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先生的名字，我早已熟悉。自然也就非常注意敦煌的事情。经同学介绍，我一口气读完了徐迟写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被作品中的尚达（即常书鸿）那种为保护和弘扬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坚毅精神和行为深深地打动了，久久不能平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可能是出于对敦煌的向往，也许是出于对常先生的敬慕和受常先生精神的感染，我萌生了想到敦煌看看的念头。恰好 1962年学校安排毕业实习，我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西去敦煌的火车。
坐在飞驰的火车上，海阔天空地想象着敦煌莫高窟的富丽堂皇，想象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的庭院深深、窗明几净的楼房，想象着名字熟悉而没有见过面的那些先生一定是风度翩翩的儒雅文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了敦煌莫高窟。看后完全出乎意料，莫高窟崖体破破烂烂，登临高处洞窟，非要借助一根木头的蜈蚣梯才能进去。周围荒无人烟，寸草不长。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办公地点竟是古庙。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这些敬仰已久的前辈住的竟是马厩改造的土房子，房子里更是一土到底，土炕、土桌、土凳、土书架。我有幸被照顾住进这样的房子，一碰身上就沾上土。木制桌椅家具只有在办公室里才能见到。晚上点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天黑后做事极不方便。喝的和用的水都是渠沟里带咸味的水，使我头疼的是，用这里的水洗头发，从来没有洗干净过。我有幸看到了久已想见的常书鸿先生，他穿了一身褪了色的干部服，除了他戴的眼镜和谈吐还能看出他是学者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当时，我以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眼光，不敢相信著名学者常书鸿和他的同事们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不禁自问，他们在这里怎么生活？他们怎么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十年、二十年？（自1943年筹建至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已有二十年历史）可是，常先生他们就是从容不迫地、心安理得地在这里生活着、工作着。这是事实！
当我自己一天又一天进入洞窟学习，置身于博大精深的宝库中，完全被精彩的壁画吸引住以后；当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师们共同生活相处以后；当我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常书鸿先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往事，听到了在1960年前后为了克服暂时的困难，到戈壁滩上打草籽过生活以后，我由疑惑不解而变得肃然起敬。原来，他们不是一群对着敦煌壁画赞叹、欣赏，获取资料的旁观者，他们甘愿过着清教徒般艰苦的生活，孜孜不倦，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工作，是因为敦煌艺术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血融进了敦煌石窟！这时，我理念中的常先生，印象更加具体、更加坚实。
想不到，这次敦煌之行，竟然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第二年大学毕业，我自己也来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说起缘由，一方面固然是国家的需要、事业的召唤；另一方面，还是常先生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师们的精神和行为给了我勇气。我到敦煌工作，适逢常书鸿先生积极推进敦煌事业，敦煌文物研究所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六十年代以前，文物研究所除保护工作外，着重从事美术临摹和洞窟调查。六十年代开始，常先生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拓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领域，增设了考古组。除原有的美术和保护研究人才外，扩大吸收了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工艺美术等多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也是文物研究所历史上人才最多的时期。常先生把考古出身的我要来，正是为了他拓宽敦煌事业的需要。这一时期，在常先生主持下，开始了历时三年、规模宏大的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石窟研究上，从美术、壁画故事、壁画经变、窟前遗址考古、石窟时代断年、所藏文书整理等方面开展了探讨，拿出了一批学术成果。配合研究，还连续举办了三十多次学术讲座。敦煌文物研究所学术气氛之浓，于兹为盛。常先生还积极筹划在莫高窟开凿一千六百周年之际召开学术讨论会。虽然“文化大革命”使他的宏愿大略未能实现，但常先生的劳绩却为“文革”过后的敦煌研究院奠定了厚实的研究根基。
当时我作为学生辈，跟常先生没有直接的工作接触。就我所知、所感，常书鸿先生的精神伟力和事业发展眼光确实令人敬仰。
（原载1994年第4期《敦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