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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陈平原在《闲情乐事·序》（“漫说文化丛书”）中所言：“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小品中，谈论衣、住、行的佳作寥寥无几，而谈论吃的好文章却比比皆是。”他并引夏丏尊1930年的话“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说明中国人是怎样地崇尚、爱好并乐于书写世间滋味。
然而，具体到过去四十年间的饮食文字，却不敢轻易说文人学士“饮食谭”的传统“自民国以来”如何如何。盖因所谓“前三十年”间，“文人饮食谭”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绝迹状态。考其缘由，则“文人饮食谭”需要的三大要素：物资丰富、舆论宽松与闲情雅趣，彼时均不可得。曾因“抗战无关论”被批判的梁实秋，固然于战时重庆有《雅舍谈吃》面世，也幸亏那还不是“一体化”的时代。前三十年，提笔讲饮讲食，实有禁忌，而无心情。
1980年《中国烹饪》的创刊，是饮食界的重大事件。《中国烹饪》后来成为中国烹饪协会的会刊，设置栏目有“烹调史话”“名店介绍”“名师高徒”“佳肴美馔”“地方风味”“食疗营养”等。这本杂志属于商业部，时任商业部副部长高修为《中国烹饪》创刊号写的贺词里，强调的是“办这样一个刊物对于宣传政策、交流经验、传播知识都是必要的。”
虽然《中国烹饪》一开始就走名家路线，为它题词的文化名人有茅盾、赵朴初、启功等，为其撰写“烹调史话”的知名学者更是包括吴恩裕、王利器、卞孝萱、秦牧、常任侠、周绍良、周雷、端木蕻良等，但他们往往要拉上一些“高大上”的题目如鉴真东渡、曹雪芹、《吕氏春秋》等，定位仍在于茅盾题词中所称“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与民国时代文人饮食谭——哪怕周作人那种爱抄书的——颇相径庭，后者往往不衫不履，亲切有味，而前者则学究气浓郁，也不无小心翼翼地规避着“享乐”“闲适”的联想。1980年第3期《中国烹饪》有一篇作者署名“鲁迅研究室 鲁文”的文章，题为《从鲁迅先生做清炖火腿说起》，材料采自鲁迅书信与川岛回忆录，结尾不得不大费篇幅来说明写此题目的意义：
一个革命者当然应该把做好革命工作放在首位，不应该一味追求饮食的舒适，更不应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但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像鲁迅先生那样，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烹调知识和烹调技术，从而改善我们的生活，增强体质，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不仅是允许的，也是应当提倡的。
如此警惕，与时代风气自有关联。这一点清心寡欲的“革命传统”与重理轻欲的儒家传统颇有共识。1992年哲学家张岱年有《饮食之道——关于“美食”“疏食”的感想》一文，推崇“中国古来重视民食”，但对“美食”“美食家”颇为厌恶：“我们中国擅长烹调，驰誉海外，提高烹调艺术，无可厚非。但是，不知国内能享受美食者究竟有多少人？那些美食究竟供谁享用呢？……如果一个人只是擅于品尝美食，这于国于民究有何益？”提高到“于国于民究有何益”的高度，文人饮食谭未免显得太不正经了。
1983年《收获》第1期发表了陆文夫中篇小说《美食家》。很多读者从这篇小说的反面人物朱自冶身上，似乎领略到何为“美食家”：有钱，有闲，好吃。主人公高小庭尽管反思自己身上的“左”倾错误，但仍然认为厨师追求提高烹调技术是正业，而“美食家”们实在像是社会的蛀虫。这篇小说虽以“美食家”为名，对美食的描写也开了新时期文学先河，但总体基调与时代风气并无大异。
单从《中国烹饪》的发展来看，从“烹调史话”转向“文人饮食谭”，大致可以1988年分界。此时《中国烹饪》已经从季刊变为月刊。1988年的刊物，虽然仍旧向名家邀稿，但所撰内容，已经从考究学问的“无我之境”转向“有我之境”，如周绍良《豁蒙楼就斋记》、费孝通《访日记吃》等，而且从第9期开始，《中国烹饪》开始连载从“无我”到“有我”——《世间滋味》导读梁实秋《雅舍谈吃》。“编者按”指出：“文人谈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打开现代作家们的文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篇、数篇谈饮食的散文。他们的见解如何？敬请读者诸君自己来读，自己来判断。”语尚含糊，但已经将“文人饮食谭”的传统推到了读者面前。
也正是从1988年开始，汪曾祺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烹饪》上。他可能是当时大陆地区最有名的美食文作家了。
汪曾祺不仅是“当代作家”，同样也是一名“现代作家”。
从年轻时，他就想“打破小说、散文与诗的界限”，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创作的小说与散文中，描写饮食所在多有，小说如《职业》《落魄》《老鲁》《鸡鸭名家》《异秉》，散文如《风景》《昆明的叫卖缘起》。但从1948年起，到1979年重写《异秉》，汪曾祺的笔触也不曾碰过饮食。
从《异秉》《大淖记事》开始，汪曾祺小说里的饮食描写不可胜计，《黄油烙饼》《七里茶坊》《八千岁》尤其以食物作为小说的主线之一。《八千岁》甚至让远在海外的张爱玲也回忆起了久违的“炒炉饼”。但这些描写，还可以说是为小说故事、人物服务，真正将“自己”放入散文之中，从“无我之境”转入“有我之境”，1986年是很重要的节点。
这一年，汪曾祺写出了示范性的《故乡的食物》（《雨花》1986年第5期），《吃食与文学（三题）》则似乎针对“文化热”“文化遗产”一类的主张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的“蕙肴蒸”，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作品》1987年第1期）
在此之前，汪曾祺在1983年小说《卖蚯蚓的人》中也曾谈到“吃什么”的“审美意义”：
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我对他们都有兴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们吃什么和想什么。用你们的话说，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是个写小说的人，对于人，我只能想了解、欣赏，并对他进行描绘，我不想对任何人作出论断。像我的一位老师一样，对于这个世界，我所倾心的是现象。我不善于作抽象的思维。我对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审美意义。你们可以称我是一个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将“吃什么”审美化，就赋予了“饮食谭”以艺术层面的意义。这种审美意义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未尝断绝，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条需要重新言说、论证与实践的常识。如果说，汪曾祺以一己之作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饮食审美化”的典型作家，他应邀于1989年发起编纂的《知味集》，则是集合文坛新老作家的一次演练，一种示范。汪曾祺特为《知味集》作《征稿小启》云：
浙中清谗，无过张岱。白下老饕，端让随园。中国是一个很讲究吃的国家，文人很多都爱吃，会吃，吃得很精；不但会吃，而且善于谈吃。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要编一套作家谈生活艺术的丛书，其中有一本是作家谈饮食文化的，说白了，就是作家谈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作家谈吃，时时散见于报刊，但是向无专集，现在把谈吃的文章集中成一本，想当有趣。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或小市烹鲜，欣逢多年之故友；佛院烧笋，偶得半日之清闲。婉转亲切，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者，何妨一记？作家中不乏烹调高手，卷袖入厨，嗟咄立办；颜色饶有画意，滋味别出酸咸；黄州猪肉、宋嫂鱼羹，不能望其项背。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之于世，传之久远，是所望也。
道路阻隔，无由面请，谨奉牍以闻，此启。
《知味集》收罗的当代名家甚伙，但并非人人善于谈吃，最终的效果，或许也让汪曾祺不太满意，他在《后记》中说：“中国是一个吃的大国，只有这样几篇，实在是挂一漏万。而且谈大菜、名菜的少，谈小吃的多。谈大菜的只有王世襄同志的谈糟溜鱼片一篇。‘八大菜系’里，只有一篇谈苏帮菜的，其余各系均付阙如，霍达的谈涮羊肉，只能算是谈了一种中档菜（她的文章可是高档的）。谈豆腐的倒有好几篇，豆腐是很好吃的东西，值得编一本专集，但和本书写到的和没有写到的肴馔平列，就显得过于突出，不成比例。”至于“饮食审美化”，也很难强求。汪曾祺说“此亦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属于“政治正确”的辩护，因为“有人会觉得：这是什么时候，谈吃！”，他对“向无专集”的饮食文字能够继续结集出版，抱有期盼，但又担心“然而有什么出版社会出呢？吁”。这就很有余悸未消的意思。
当然汪曾祺的预测是错误的。1992年之后，中国社会迅速向消费社会转型，“美食书写”与新涌现的都市媒体、专栏文章，相辅相成，成为大众阅读的宠儿，真正的“脍炙人口”。而文学思潮中的“私人叙事”盛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当道，让作家不再以“饮食谭”为耻为忌。
除了名家纷纷试水饮食书写，美食写作也渐趋专业化。专业美食作者的出现，解决了《知味集》反映的知名作家“会写作但不会吃、没吃过”之类的短板，反而让饮食书写变得多元而纯粹，自现代以来的多种书写传统，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三十年中重现、壮大、流传。
一是“故乡食物”。诚如黄子平所论：“现代文人离乡背井，漂泊异地异域，因而寄乡愁于食物，不厌其烦地叙写自己的味觉记忆，这构成一种颇具独特意味的文化现象。”（《故乡的食物：现代文人散文中的味觉记忆》）对故乡食物的追忆背后，既浸染着儿时回忆的甘苦，也抒发对故乡的思慕眷恋。由“饮食”而至“思乡”，既是对作者自己的心灵慰藉，亦是对故乡的深情倾诉。此类文字，多以“情”而非“味”胜。
二是“四方食事”。这一类不求作者与食物之间有情感的勾连，而更偏重于由饮食映射地域的特质，中或夹杂作者对地域文化的见识评断——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这是一种常见的思路。而此类中之另一派，多以饮食采风为标的，即重在提供饮食的“地方性知识”。故饮食之外，兼及民俗、风土，亦可羼以“意不在吃，而与吃有关”之事。如汪曾祺、贾平凹、林斤澜、肖复兴，这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干将，通常也被视为某地域文学代言人，往往热切于胪列食物，兼以绍介乡里，以广读者见闻。又有熟稔海外饮食的作者，如李长声、殳俏等，旨在为读者提供异域体验，那更是非将物产、人情、社会等因素都带入文中不可。
三曰“古今食典”。此类是饮食谭中最“去欲望化”的一派，意图体现饮食中的文化脉络，当然也是佐证“文化遗产”的最好材料。现代如周作人、梁实秋都喜欢在谈吃时大引特引前人笔记或风物志，这一传统倒是从未中绝，余韵不断，当代老辈作家，汪曾祺而外，俞平伯、邓云乡、唐振常皆优为之。中生代里，汪朗、赵珩、朱伟及沈宏非亦颇喜以长文考辨食史，探源知流。这一派最有文化味，但写得不好，也容易流于枯燥饾饤。又有一类，是探讨“食道”，动辄从人类原初谈起，于中西城乡雅俗常异之间随脚出入，看上去挥洒自如，其实难度更高，稍不留意即成空谈。
四为“名家食谭”。作者一般不以写食见长，或随缘乐助，或别有幽怀，或注重环境，更有诉说儿时艰难、旧事辛酸的冲动（如写饥饿，承继的是张贤亮《绿化树》的传统）。也有的借名写食，实欲写人。人又分人类、他人、自我三种。谈人类者，关注饮食与人性之勾连，可以阿城、苇岸为代表；谈他人者，如车辐写李劼人，又如汪曾祺写老舍；谈自我者，如新凤霞写学做菜之甘苦，读者可窥见生活之趣，而作者之个性亦借文字跃然纸上。
以上诸种，非为四十年食物书写之全貌。仅就所选之文，分门别类，大略言之。自《舌尖上的中国》风行全国，食物书写与风土发掘、人间故事，以影像的方式结合得更为紧密，配合大批年轻人以“吃货”自居的风潮，更能看出“写食”在新世纪的变化。至于大量炫吃的短视频，求一时之爽，过眼即忘；微博“票圈”，关于粽子、汤圆、豆腐脑的咸甜之争，年年上演，成为全民关注的重大话题，更是个人视角扩大以致泛滥的表征。同中争异，异中趋同，“吃什么，想什么”总是观察社会、体味人情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