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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作为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人物，几乎每一本中国哲学通史类的著作都要提及董仲舒的思想，所论述的内容大多集中在董仲舒的天哲学。然而除了哲学家的身份之外，董仲舒还是《春秋》学的大师，相对来说，对于董仲舒《春秋》学的研究是比较少的
。就笔者极其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研究董仲舒《春秋》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门以《春秋》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重泽俊郎的《春秋董氏传》、邓红先生的《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杨济襄先生的《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许雪涛先生的《公羊学解经方法：从〈公羊传〉到董仲舒春秋学》、余治平先生的《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美国学者桂思卓的《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等；另一类是全面研究董仲舒思想的著作，而《春秋》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如徐复观先生的《两汉思想史》、韦政通先生的《董仲舒》、周桂钿先生的《董学探微》
、刘国民先生的《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张实龙先生的《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余治平先生的《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单篇的论文。
这些研究著作各有特色。如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是将《春秋繁露》中有关《春秋》学的部分按照旨、例、礼、口说、改制、微言大义等条目进行分类。虽然主要是对《春秋繁露》原文的重新整合，兼以零星的阐释，但是正如段熙仲先生所云，此书是董理董学之最有条理者。而重泽俊郎的《春秋董氏传》则是把《春秋繁露》中的材料，按照相应事件的年份附于《春秋经》之后，非常便于读者检索。徐复观先生是从天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董氏的《春秋》学，认为《春秋》学是通向天哲学的阶梯。周桂钿先生则通过辞指论、常变论等命题，集中探讨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具体问题。此外，许雪涛先生的“隐微书写”概念，刘国民先生的“间距化”概念，对于理解董仲舒《春秋》学的诠释方式有很大的启发。杨济襄先生则完全从经学的角度考察董仲舒的《春秋》学，并且试图突破何休的解释体系，以求“以董解董”。前辈学者的观点不可能在这里一一展开介绍，但我们可以试着从问题的角度梳理前人的研究。
第一，董仲舒学说中，《春秋》学与天哲学的关系问题。韦政通先生认为：“董仲舒即使没有另创思想系统，仅凭他的《春秋》学，也能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一席相当独特的地位。”
徐复观先生则认为：“（董仲舒）不仅是把《公羊传》当作构成自己哲学的一种材料，而且是把《公羊传》当作是进入到自己哲学系统中的一块踏脚石。由文字以求事故之端；由端而进入于文义所不及的微眇，由微眇而接上了天志；再由天志以贯通所有的人伦道德，由此以构成自己的哲学系统，此时的《公羊传》反成为刍狗了。”
徐先生认为《公羊传》仅仅是董仲舒天哲学的“踏脚石”，在完成了天哲学的构建之后，《公羊传》就成了“刍狗”，如此则董仲舒的《春秋》学完全是天哲学的附庸，毫无独立性可言。这个观点与韦政通先生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徐先生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是纯粹从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将董仲舒的思想与《公羊传》严格区分了开来。他认为：《公羊传》的用辞极其严格，而董仲舒则认为“《春秋》无达辞”，故而可以借着《春秋》的文辞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并据此认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所谓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诸如改制、建五始等观念都是董仲舒创造的，并非是《公羊传》的本意。但是我们认为，徐先生对于“《春秋》无达辞”的理解是错误的。“无达辞”的基础是《春秋》有“常辞”，“常辞”固然需要随着事情以及情感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变化的依据是事情本身体现的义理，所以“无达辞”并不是随意的发挥，要遵从《春秋》以及《公羊传》本身的义例。
所以我们认为，说天哲学是董仲舒《春秋》学的基础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公羊传》仅仅是“踏脚石”“刍狗”则是不恰当的，我们同意韦先生的观点，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学具有独立性。
第二，《公羊传》本身的义理问题。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对于《公羊传》的阐发，那么怎样理解《公羊传》本身的义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徐复观先生认为《公羊传》本身没有所谓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些言论出自董仲舒。徐先生这个论断的前提是对《公羊传》的观念进行了还原，他以最朴素的标准，甚至是史学的眼光来审视《公羊传》的性质。这种还原是否合适，也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公羊传》很多义理是经师口耳相传的，如果仅从文字表面理解《公羊传》，同时从最符合“常理”的角度来解释《公羊传》，可能会遗漏很多义理。比如说，《公羊传》本身有“借事明义”的宗旨，即重视事件背后的义理，而不重视事件本身。如果不明白这点的话，就很难理解《公羊传》。例如邓红先生在论及齐襄公复仇之事时，认为《公羊传》是褒奖齐襄公能复九世之仇，而《春秋繁露》则称赞纪侯之死义，两者所赞成的对象是敌对的双方，故而董仲舒是“在政治立场上否定了《公羊传》的说法”。
这是对于董仲舒的误解。按照《公羊传》“借事明义”的宗旨，一个事件可以体现多个道理，正如杨树达先生所云：“《春秋》经传，文约而义博。一传之中，往往包含数义。”
如此，则齐襄复仇是可许的，纪侯死国也是可许的，不能因为两者的敌对而认为事件背后体现的道理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考察董仲舒对于《公羊传》的诠释的时候，尽量要从《公羊传》本身的义理出发，而不是将《公羊传》进行各种“还原”，如此才能更加清晰地看待董仲舒的《春秋》学。
第三，如何看待何休注文的问题。我们对《公羊传》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何休的注文，故而无论是凌曙还是苏舆，都援引了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以下或简作《解诂》）来注释《春秋繁露》。然而杨济襄先生却对这种“以何解董”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春秋繁露》的注释者们之所以“‘于理仍多未明’，最主要的症结，便是由何休《解诂》与董氏之学的扞隔而来”
。杨先生还举了很多例子，如在“远近内外”“灭国”等问题上，不能用何休的《解诂》来诠释董仲舒的思想。杨先生“分别董、何”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然而我们认为董、何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杨先生所说的那么大。杨先生所举的例子也有过度区分之嫌。
我们认为，虽然董仲舒与何休的思想有不同之处，但是两者对于公羊学最核心观点的阐释是一致的，如果要从公羊学内部来研究董仲舒的《春秋》学的话，就必须依靠何休的解释，才不至于误解《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