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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董仲舒传》云：
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汉书·艺文志》中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和“《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著录。这两种著作的原貌已不可见，如今存世的著作则有《春秋繁露》、《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贤良对策、《汉书·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论述、《汉书·食货志》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言论、《汉书·匈奴传》中的言论、后人辑佚所得的若干条“《春秋》决狱”的材料
以及《艺文类聚》和《古文苑》中的《士不遇赋》。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贤良对策”和《春秋繁露》。
关于贤良对策的真伪，一般没有多大的争论，可以肯定是董仲舒的著作，然而《春秋繁露》（以下或简作《繁露》）一书的真伪却有争议。认为《春秋繁露》是伪书的论据主要有五点：第一，《春秋繁露》一书首见于《隋书·经籍志》，题名为《春秋繁露》，与《汉书》记载的“《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不合。第二，《春秋繁露》“辞意浅薄”。第三，散见于古籍中的部分逸文，不见于《春秋繁露》之中。第四，《春秋繁露》中有大违义理之处。第五，《春秋繁露》中的部分内容与贤良三策不符。前三个论据是程大昌的观点，第四个是黄震的观点，第五个是戴君仁的观点。
然而这五个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春秋繁露》作为书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董仲舒传》中提到的篇名不符，则说明《春秋繁露》并非是董仲舒手定的著作，而是后人编辑的。既然是后人编辑的，就有可能打乱原有的著作体例，也可能将《汉书》中提到的董仲舒的著作汇合在一起，而新的文集的起名，也不一定要遵照原来的篇名。况且我们也无法确切知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篇名的意义，程大昌自己也认为：“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玉杯》《竹林》同为托物，又可想见也。”
既然篇名都是“托物”，与内容没有明显的、必然的联系，那么后人在编订董仲舒的著作时，同样托以“春秋繁露”之名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篇名之异并不足以证明今本《繁露》是伪书。
第二个论据是认为今本《繁露》“辞意浅薄”。所谓的“辞意浅薄”，也是程大昌的泛泛之论，而且《春秋繁露》中涉及《春秋》的文辞极其深刻，楼钥就认为“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
徐复观先生甚至认为：“说此书的辞意浅薄，这只证明程氏的粗疏无识……谁能找出在北宋理学及史学鼎盛时代，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及邵雍的《皇极经世》的创立时代，会出现像《春秋繁露》这种内容的著作？”
徐先生所论很有道理，可见所谓的“辞意浅薄”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个论据，程大昌认为古书中的《繁露》逸文不见于《春秋繁露》。这一点楼钥已经做了说明，程氏所举的逸文之例，均见于楼氏校订的《春秋繁露》之中，详见楼氏的跋文。
可见这条论据也站不住脚。
第四个论据，是认为《春秋繁露》中有大违义理之处。这是黄震的观点。黄氏云：“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
关于黄氏的质疑，苏舆做了回应，认为宋襄公之事，是借事明义，借宋襄公之事，表明《春秋》贵仁之义，不可纯以胜负论轻重，于义理并无不妥之处；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则是《公羊传》之明文，非董仲舒之创说；楚庄王的“祷灾异”，是从屈君以伸天的角度讲的，而且在董仲舒的灾异理论中，灾异是天对于君王的仁爱，用警戒的方式帮助君王不失天命，并非是要狠狠惩罚君王，故而从天命的角度来看，楚庄王之行倒是明君应有的气度。其他如“先谥”“后谥”“商夏文质之法”都是董仲舒改制理论中的概念，并非是历史的实际情况
，不可坐实了看待。但是“周无道而秦伐之”“志如死灰”之论，前者近乎法家之论，后者则近乎道家之言，确实与董仲舒“辟秦”的言论，以及儒家的立场有矛盾之处，需要区别对待，详下文。
第五个论据是《春秋繁露》有超出贤良对策的内容，戴君仁先生认为《春秋繁露》言及五行，这是贤良对策中没有的，以此证明《繁露》是伪作
。关于五行的问题，徐复观先生已经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这里还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贤良对策是否能够作为评判《春秋繁露》真伪的标准。我们认为对策是特殊的文体，其内容受到了策问的限制，董仲舒本人的思想肯定不局限于贤良对策之中的内容，所以韦政通先生认为：“（贤良对策）不能视为仲舒全部思想的提要或总纲。”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春秋繁露》大致上能确定并非是伪作，但是其中的某些内容与董仲舒的言论以及儒家的立场有矛盾之处，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除了从整体上看待之外，还需要结合《春秋繁露》内容的分类来看。
关于《春秋繁露》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持二分法观点的有胡应麟、苏舆。胡应麟云：“今读其书（《繁露》），为《春秋》发者仅仅十之四五。”
苏舆亦云：“《繁露》非完书也。而其说《春秋》者，又不过十之五六。”
胡、苏二人均将《春秋繁露》分为《春秋》类与非《春秋》类两部分。持三分法观点的是徐复观先生，徐先生将《春秋繁露》分为“《春秋》学”“天哲学”“祭祀礼仪及杂文”三部分。
持四分法观点的是赖炎元先生，赖氏将《春秋繁露》分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天人相应”“尊天敬祖”四部分。
持五分法观点的是美国学者桂思卓，桂氏将《春秋繁露》分为“经解编”“黄老编”“阴阳编”“五行编”“礼制编”五部分。
同时桂氏还认为《春秋繁露》非出自一人之手，故而里面有不同学派的思想。
上述五种分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都认可《春秋》学部分的真实性。徐复观先生认为：“此书之第一部分（《春秋》学部分）……决非后人所能依旁。”
桂思卓也认为：“对《公羊传》的如此贴切的解读只能出于一个公羊学者之手。”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
我们认为，“根极理要之言”应该指的就是《春秋》学的部分，这部分的内容能够确定出自董仲舒之手。那么其他部分的内容怎样处理呢？我们认为《春秋繁露》中的天哲学部分，虽然不直接是《春秋》学的内容，但是可以看作董仲舒《春秋》学的基础，因为董仲舒《春秋》学的特色，就在于引入了“天”的概念，认为天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如果抽掉了天哲学，那么董仲舒的《春秋》学就不能成立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将天哲学与《春秋》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研究董仲舒《春秋》学的时候，以第一部分为主
，同时也兼及天哲学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