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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治经，首辨家法，洎乎永嘉南渡，师说泰半散佚。浸演至于近世，唯《礼·丧服》与《公羊》尚得以条例求之。昔孔子既不得行道于当世，乃颇事剟述古书，唯于《春秋》，则有制作焉，盖以存素王之志耳。汉人称《春秋》为“五经之管钥”，欲以网罗众经，以为非此不得其门而入也。近十数年，经学日显，不独吾国数千年学统赖以接续，且以经义能济世，非若哲学向壁虚造、不切实用之比也。
余尝读《魏书·张吾贵传》，颇叹其强勉好学。吾贵少聪惠，其后治诸经，读书一遍，即能“别构户牖”，并多出新异之说，遂致世人竞归之。尝闻人为其说《左氏》，乃能开讲授徒，不出三旬，便得隐括服、杜两家之说矣。吾贵素又口辩，及其为学，常强辩以饰其非，且好为诡说，不本先儒之旨，其学遂不得久传矣。今亦有一等人，常效吾贵为学，博而寡要，又能倚马而成书，然性好毁人自夸，谰言欺世，则又斯其下矣。《汉志》称俗儒“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正谓此辈也。
黄君则不然。昔者黄君从余读《公羊》与《丧服传》，积日累年，乃有所成，可谓好学笃志，乐以忘忧者也。日下治经学者愈众，其中固有影附而从者，然能为时辈所畏者，则黄君殆其人耶？黄君所撰博士论文，即以董仲舒为题。近百年来，传统经学日渐凋落，吾国之学术范式莫不为西学所主导，而治中学者亦多蚁聚其间，可谓异尚而同归也。董子殆为汉儒所宗，其书又颇涉天人、阴阳及人性之说，极富思想，故中学之徒亦多善其学。余观近人研究董子之书论固夥，然少有由经学门径而入者，至其善者亦不过捃摭綦详，而发明则殊鲜。今既入不由户，又焉能观董书中宫室之美哉！盖董子本《公羊》冢嗣，其学俱传在学官，虽未尝若汉末何卲公为章句条例之学，然观其所论，犹同道相继，常有若合符节者。今黄君治董子学，乃直探其说之本源，即立足于《公羊》传注，寻根而溯源，推何而演董，迥不同于通常治董子学者。
黄君此书，余尝颇读之，以为其所优长者，殆有二事：其一，对《春秋繁露》所赅书法之推究。《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历代学者莫不重视《春秋》之辞，而元赵汸《春秋属辞》、清庄存与《春秋正辞》，殆其著者也。今人治董子书，几无有系统寻绎其辞者，而黄君之书，余以为开先河者，洵不虚焉。该书总结《春秋》之辞约二十余种，而其所论温辞、婉辞、诡辞、微辞等，尤细腻透辟，足见黄君沉潜日久之功也。
其二，黄君又素擅丧服之学，近年尤颇用功于此。是书盖本其博士论文而成，其后数经修订，颇见其近年学术之思考，令人常有瞻望弗及之感焉。黄君近又涉足唐律研究，种种心得于是书中时有呈现。案，《论语》中有“父子相隐”一条，素为今日学者所重视。然《公羊》之旨正在“亲亲”，则“父子相隐”实属其应有之义也。尝考《公羊》一书，所论“亲亲相隐”者有数事，如季友治其兄狱、季札避居延陵、子叔姬讳淫等，黄君皆一一剖析其义。然历来研究者囿于所学之偏狭，多徒事于伦理层面之往复辩诘，其论难免浮泛彷徨之失。黄君又立足于汉晋以降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尤其结合唐律及今人相关法律学成果，左右采获，于是其议论之精博，迥非一般纯哲学研究之謏闻肤见可比。凡此，足见黄君所论诚踊绝于同侪也。
是书之撰，颇已有年矣。今值此锓板之际，黄君嘱余作序，乃欣然相从，以尽余所期盼之殷焉。
是为序。
辛丑岁末序于沪上四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