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徐洪兴

黄铭的博士论文《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在经历了这些年来的沉浸打磨后，终于要以《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为题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真为他高兴，也顺致祝贺！

黄铭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而硕、博又是在我名下的学生，现在其就读时的研究成果出版在即，他让我写个序，于理于情我都是无法推脱的，但我还是觉得略有为难。之所以会为难，主要是因为就“《春秋》学”而言，我并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对之充其量只能说仅识门径之大概，离登堂入室尚远，更遑论窥其堂奥了，故而觉得很难做出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点评。这当然是与我们这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先天不足相关联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中国传统学问正宗的儒家经学早已失去了以往的“光环”，以后更是每况愈下，近乎凋零，唯剩下少之又少的几位学者还在艰难地做一些经学史研究的坚持，如我的师祖周予同先生那样。上世纪50代，周予同先生还坚持在复旦开设经学史课程，这在当时的高校中绝对属于凤毛麟角了，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许道勋先生就是随周先生治经学史的。但好景不长，到60年代初，复旦的“中国经学史”课程就被取消了。至十年浩劫之时，不仅传统经学被视如“洪水猛兽”，连经学史研究居然也成了不能触碰的“雷区”。当年，作为周予同先生首届研究生的许道勋先生，只能私下里偷偷整理自己所记的周先生“中国经学史”的讲课笔记，并做了些注释，这竟成了周先生后来仅存的“中国经学史讲义”。

我们这代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人还算幸运，终于又能上经学史课了。但严格说来，经学史还只是学术史范畴的，与真正的经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纯经学的训练，对我们这代学人说来是缺失的。当然，同辈中人也有靠自己硬啃而进入纯经学研究领域的，但人数绝对少之又少。

我们下一代的学人比我们幸运了许多，学术研究的禁区更少，尤其是那些属于古代中世纪领域的学问。他们比我们这代人的优势，在于最基本的中学训练完整，进大学的时间没被耽误，思想开放的氛围更浓。于是在不少高校中涌现一批相当优秀的青年学人，他们已不满足于原有课程体系的畛域，自己组织起一些小型的读书会，找一些课程中没有、过去不敢碰的中外经典原著进行研读，通过讨论争辩，集众人的智慧增进学问，比如说我们复旦哲学系的孙向晨、丁耘、曾亦、郭晓东等的读书会就是一例。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这代人在学术的专精度上胜过了我们这一代，当然这也是应该的。

黄铭是又下一代学人了。他跟我读研，我私心是希望他能做哲学史或思想史方面研究的，但没有规定方向。这也是我一贯的风格，不想让学生限在老师的思考范围内，而是应该找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题目去研究。他参加了曾亦他们的读书会，很快就被经学牢牢地吸引住了，决定以后的研究方向就是经学，具体落实下去就是“《春秋》学”和“《礼》学”。当他向我汇报时，我没有反对，只是提醒他这一课题对他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研究上的难度，希望他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的是，他还真有点“扎硬寨，打呆仗”的精神，一点点地去啃这块“骨头”，硬是把它啃下来了。他最终确定博士论文做董仲舒的“公羊学”，我也只是在论文的框架、章节的编排、文字的表达方面做了点工作，具体内容都是他自己研究的结果。如真要说具体的指点方面，曾亦和郭晓东倒是给了黄铭不少帮助，那是不能不提的，否则就掠人之美了。

博士毕业后，黄铭到同济大学跟曾亦做博士后，继续做他的经学研究。这以后他就到重庆大学去任教了。工作这些年来，黄铭除讲授经学课程外，继续着他的研究，学问又有了精进，在《复旦学报》《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其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进一步润色，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添加了本书的第五章“《春秋》决狱”、新引用了一些出土简牍材料等。

不好意思，上面拉拉杂杂地讲了些本书以外但又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或有点“跑题”了。最后总得对此书的内容讲点什么吧？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姑妄讲几句我读后的感觉。在我看来，黄铭此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这是一部从纯经学角度审视董仲舒《春秋》学的专著，与我们以往见到的从经学史、思想史或哲学史角度入手的研究作品有很大不同，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董氏学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而此书恰恰又是最原汁原味的董氏学。

其二，《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之说，本书对于《春秋》“属辞比事”的方法论有详尽论述。书中将文辞的“常”“变”做了细致分疏，特别是在“变辞”中又细分出“辞随事变”“辞以决嫌疑”“辞与情俱”，可圈可点，读后能长学问。而本书对于董仲舒的各种“辞论”，也进行了分类阐述，体系清晰明了。

其三，本书确认了从何休的角度推演董仲舒思想的路径，对于董、何二人的“大同小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两者在公羊学的核心观点上一致，仅在解经方式上有区别。同时又能够通过大量例证，揭示由“以例解经”和“以义说经”带来的巨大的义理差异。许多分析堪称细腻精到，如关于赵盾、逢丑父的论述。同时，本书对何休的功过也有自己的评判，见解公允合理。

最后，本书值得称道的还有将《春秋》学与礼法之学的结合，第五章论述《春秋》决狱便是典型。《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既是礼书，也是刑书。《春秋》与礼法的结合，不仅对经学研究有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无禆益，如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我真心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高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工作，儒家经学近百年来命途多舛，几成“绝学”，然而到黄铭这代学者手里又开始露出勃勃生机，这正是“重整河山待后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