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是石泉教授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所写的研究生论文，完成于1948年，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在历经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得以问世，是一件值得庆幸、令人欣慰的事。石泉教授命我赘序，非我学力所能胜任，但也不敢固辞，谨将读后之所感所得，述其概要，借以应命。不当之处，望石泉教授和读者指正。

据作者自序，这部书稿开始构思于1944年。这一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国民党政府在豫湘桂大溃退之后，日军兵临贵州独山，云南震撼，川康不保，作者仍力学不辍于炮火声中，所深入周密审视研析者，乃半世纪前如斯一段历史，而所欲探明者则是“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诸问题，作者对此“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引文见作者自序）。可见，在作者心目中，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所以，要懂得当代中国，不可不于此着手。简言之，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寻究其前因后果、表相底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通解通识，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知其源流、真况，而又明其发展趋势。从这里，我们看到，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正是将民族命运、学术工作和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尽自己的职责。这种合“身”“心”“家”“国”为一体，集“沉静学者”与“热血志士”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学风，远承屈子“忧国问天”、史迁“疾世著述”的优良史学传统，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其迹十分明显。下面谨举数例，阐明石泉教授对寅恪先生学术之薪火传继。

人所共知，寅恪先生早年以治唐史著称。所以如此，固自有受往日留学诸国（日、美、德等）汉学界学术风气影响一方面原因（这一点这里不能展开），然而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先生认为，近代中国国势与唐代极为相似，因而治唐史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这样一番道理。这一点，先生曾在1944年向学生讲授“隋唐史”课程时有所说明。当时听课学生李涵有记录云：“应将唐代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而“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战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又说：“近百年来中国之变迁极速，有划时代的变动，而唐代的变动也极为剧烈迅疾，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便大不相同。”（以上引文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34页）唐代与近代这般相同的变动，又共同地为受外力及外部与内部相互影响所致，可见，寅恪先生攻研唐史与唐代之颇为相似于近代中国关联极为紧密，说先生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认识近代与现代中国而研究唐史，应不是无稽之谈。石泉教授研究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与寅恪先生欣然同意指导此项研究，其间固皆有共同的内在学术思想渊源，而又共同地为现实感受所驱动，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事。

抗日战争中期（1940至1942年间），寅恪先生居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先生困居于此，闭门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将港岛沦陷后之种种情状与书中所记汴京屈降后之各种异象，两相印证，忽觉自己过去读此书时“不甚可解者”，忽“豁然心通意会”。先生曾于《陈述〈辽史补注〉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一文中记其事云：

回忆前在绝岛、仓皇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由此可见，先生之治史读史，无不时时立足于现实，着眼于现实，从现实的感受、现实的需要出发求对历史与现实的通观通解通识。“立足现实、回应现实”以治史，才能将世事与史籍两相会通，交融互释，得出深切之体认。细读先生的著作，便可看出，不仅对唐、宋史的研究如此，对魏晋清谈及其人物的评价研究，或是对陈端生、柳如是等杰出女子之着力表彰等，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感受和着眼于现实的求索。研究的题目与对象似乎远僻，其实都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深切感受所驱动，与实际生活贴联得十分紧密。对先生著作的这种深层内涵，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极其透辟明快的论述：

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亡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怀旧集》，第198—199页）

我认为，季先生此话为习读寅恪先生的著作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阅读石泉教授的著作作了指引。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可与寅恪先生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参阅并读，盖后书目前所残缺之篇章，如《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孝钦后最恶清流》等，其基本内容，当可于前书中得其概貌。是故，此书亦可视为《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书之传承联袂之作。但此书作于半世纪以前，史料条件与认识水平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论文衡事，岂得谓在在皆当，但可以断言的是，石泉教授这部少作、旧作，体现了中国良史之传统，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都有其历史性的价值和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即以学风一端而言，本书对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我相信，石泉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必将多方面地有助于我国优秀史学传统之火继薪传，亦将有益于史学工作之后来人，职是之故，遂敢于且乐于勉力为是书赘此一“序”。

刘桂生
1997年6月12日于北京大学
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