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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备具体化到抽象化
试点初期，国家教委、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先后发文，明确规定了教师配备的原则。
如“1985年1月14日，学校增加编制配备军事教员的比例：原则上高等院校教员与在校学生比例为1∶300，教辅人员与教员比例为1∶7；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每七个教学班配一名教员。”
“1986年8月22日，……军事教员与参训学生的比例。由学校组织训练的，暂为1∶80；到部队训练的，暂为1∶150。教辅人员与教员的配备比例为1∶7……”
“1988年4月27日，派遣的军事教员与参训学生的比例为1比200，教辅人员则由学校相应配备。”
以上规定具体、明确和便于执行，既体现出规定的硬（钢）性标准，又杜绝了学校不愿执行和讨价还价的倾向。
在以后的30多年间，上级领导机关制定并下发的文件中，以往那种科学、严谨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下的有关规定。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7〕76号：“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军事课教学任务的需要，配备相应数量的军事教师，高中阶段学校军事教师可采取兼职办法配备。”
2019年1月11日，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程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号的通知第五条教师发展：“军事课教师是完成军事课教学目标的具体执行者和组织者，学校应当按照教学时数和授课学生数量配备相应数量的军事课教师。军队应完善派遣军官制度，按计划派出承训力量，军地双方共同完成军事课教学任务。”
一份文件的制定，是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和论证基础上完成的，使其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全局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涉及专职军事教师配备的问题，具有敏感性和关键性的问题，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怎么能出现如此平铺直叙和含糊其词的文字表述？
在有关专职教师配备的文件中，之所以出现这一抽象化倾向：
一是学校军事课始终以军队为主导的理念，促使军方始终掌握学校军事课的主动权。在对待专职教师配备上的原则、弹性和含糊的表述，有利于或进或退和游刃有余。
二是30多年学校军事课实践证明，承训官兵始终难以配齐配强，根子在体制的限制。教育部不便力争和坚持在教师配备上表述明确具体，说到底，既是尊重军方，又是学校军事课终究离不开军方支持所致。
三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从军方领导机关到各省、区、市的承训部队，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他们均处于战备状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旦命令下达，马上就要各奔东西。因此，采用传统的“输血”模式，频繁出现东拼西凑，老兵新战士，见子打子，干中学，学中干等现象也就难以避免和不足为奇了。
二、军地配备即无法配备
在学校众多课程中，每门课程一般由一位教师担任是教学规则（规范），唯有军事课要求军地双方同时配备军事教师，以便共同完成集中（技能）训练和知识讲座（理论教学），这是由课程的特殊性和现实性所决定的，与此同时，也给课程的专职军事教师配备带来不少的困难。
学校军事课离不开部队官兵的支持和帮助，既有文件规定，也在情理之中，有着“秤离不开砣”的因果关系。这也是几十年来部队承训模式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没有部队官兵参与的学校军事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训已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
但是，这种惯性思维和传统做法，也给这门课程带来不小的影响。非军莫属，非军不训，影响和充斥着众多的高中和高校，使原本已经十分紧缺的承训资源，显得更加稀少，以至于频繁出现以少训多的尴尬局面，影响了每年的教育与训练的教学质量。
近年来，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7〕76号的发展目标中提及：
“到2020年，基本建成军地协作、高效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专职与兼职结合、部队与学校共建的师资队伍体系，以现役部队为骨干、民兵预备役部队为支撑的承训力量体系……”
乍一看，科学规划，针对实际，有理有据，鼓舞人心。但仔细琢磨，喊口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军地配备军事教师，双方参与学校军事课，等于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水分多干货少，“甘蔗没有两头甜”。传承固有的训练模式，尊重部队官兵是一回事，努力配备必要的专职军事教师，创新适应我国国情、军情和校情的训练模式又是另一回事。
文件中提及的“建成部队与学校共建的师资队伍体系”和“以现役部队为骨干、民兵预备役部队为支撑的承训力量体系……”仅仅是一种主观愿望与构想，作为一种文字表述尚可，但在实际当中难以想象、难以操作，更难以真正落实。
多年来，频繁流动的承训官兵（含民兵预备役人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构建师资队伍体系和承训力量体系的基础和成分的严重缺失，也决定了构建这种体系仍然停留在口号和理论层面，无法突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此，只要军地共管共建的传统和指导思想不变，继续以国家层面的职能部门行文并要求配备专职军事教师，仍然是文字游戏、一厢情愿和徒劳无功。很大程度上，文件与口号既容易骗人，更容易耽误事，如果再按这条路走下去，后果已不堪设想。
三、传统模式挤压配备空间
试点初期，为确保学生军训在学校顺利开展，军地携手，不分你我。在试点院校和非试点院校中，陆续配备了少量的专、兼职军事教师。虽然与部队官兵比较，专职教师的素质与能力不足有待提高，但在当时所起的影响与作用却不可低估。
高中和高校毕竟有了自己配备和培养起来的教师队伍。从1985年起，军队开始新一轮的精简整编，给学生军训带来较大的影响，但军地双方携手并肩，相互协作，共克时艰，共存共荣，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试点中期，随着部队裁减员额的推进，军训试点学校不断增加，教与学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教育部、原总参谋部适时进行宏观调控，逐年减少到军营“驻训”学校的数量，增加在学校训练的数量，部队官兵（含军校实习学员）仍然是学校训练的主要承训力量。
实践证明，这种30多年来传统、稳定的训练模式固然重要和不可或缺，但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学校专职军事教师队伍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能否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学校决策者难免产生怀疑甚至予以否定。
试点后期，在军队走“精兵之路”，学生军训走“普及之路”的进程中，1999年7月9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1999年学生军训工作的通知》教防厅〔1999〕1号：“由于高校管理体制的调整变化，部分高校的军事课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为巩固学生军训试点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推进学生军训工作制度化建设，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1999年学生军训工作通知》。”
但机构撤并和教师裁减难以避免，初具规模的专职队伍不断被肢解，只有少数学校的机构和专职教师得以幸免，其生存空间更加受限和狭窄。
制度化以来，教育部、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的规划和要求是，全国学生军训工作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从2001年起，各地要将未开展学生军训工作的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列入学生军训规划，统筹安排，逐步开展学生军训工作。
军队发挥自身优势和尽其所能，原总参谋部成立全军学生军训工作办公室，制定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军训派遣军官工作制度等，逐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和格局，也筑牢了传统的、以军队为主导的教育训练体系。
就军方而言，这种历史、连续、科学、系统、有基础和有经验的训练模式，由来已久，照搬照抄即可。
但对于学校方来讲，传统的“输血”模式，不断挤压学校专职军事教师队伍的建设空间，使本来被大量裁减和严重萎缩的教师群体，再次面临更为严重的局面。
目前，这种“一边倒”的传统的训练模式，即“输血”模式仍在提倡和推行之中。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再谈学校专职军事教师配备问题，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识时务和多此一举了。
多年来，在大多数学校眼里，采用传统的“输血”模式（到部队“驻训”、到基地“轮训”、官兵进校“帮训”）实施训练，顺风顺水，省时省力，何乐而不为。
同时，上级领导机关继续印发的文件，反复强调配备专职军事教师的重要性，已经习以为常和见怪不怪了，文件规定是一回事，能否执行和落实又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