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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开设一门课，应遵循教学规律，配备相应的专职教师，以便构成稳定的教与学的关系，才能顺利开展教学，完成规定任务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证明，师生关系是影响教学质量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经常、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两者之间缺一不可，否则，教学活动无法开展。
然而，这一既符合逻辑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却在实践当中举步维艰和一波三折。归纳起来，全国学校的军事专职教师配备大约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5~1995年间，可以概括为“开局良好”。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教育部、原总参谋部高度重视，决策正确，措施有力，环环相扣。试点学校的教师配备成效显著，就本省来看，原云南师范学院、原云南工学院、原云南民族学院都如期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职教师，与帮训的部队官兵一道，共同承担起了学校的军训任务。
虽然，有的学校心存疑虑，在有部队帮训的情况下，并不赞同再配备专职教师，但作为国家改革的举措之一，又是上级领导机关确定的全国试点院校，学校仍然能够顾全大局，维护并落实专职教师的配备工作。
第二阶段：1995~2005年间，可以概括为“受到冲击”。随着普通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尤其是在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之后，各高校自主权扩大，在机构改革的大潮中，相当一部分军训试点高校的武装部、军事教研室被合并或撤销，军训试点出现了大面积滑坡。
作为与军事课性命攸关，迫切希望成为终身事业的专职军事教师，也面临艰难抉择。
原云南师范学院是1985年全国军训试点高校（云南省第一家），几位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教师苗子，硬是被学校逼着各奔东西，武装部、军事教研室好不容易添置起来的家当，也被别的部门瓜分一空。
原昆明工学院武装部副部长吕勇，由部队转业，通过努力获得国防教育方向的研究生学历，却不得不“服从”安排，转岗到学校保卫处工作。
四川大学女教师冯井红，90年代初走上专职军事教师的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积极参与学校教学与科研，取得诸多优异成绩，最近，得知她不得不转为行政人员。
第三阶段：2005年至今，可以概括为“一蹶不振”。虽然，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颁发的教育部、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学生军事训练已经由试点阶段转入制度化阶段。
然而，依靠部队官兵帮训仍然是学校军训的主要模式，“一边倒”的倾向更加坚定了众多学校信心和决心，极少配备或不配备专职军事教师是学校的一贯态度和做法。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深化学生军事训练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7〕76号文件中：“……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学生军训中存在的……师资力量短缺、……部队派兵困难等问题日益突出。”
种种巨大压力和挑战，使不少学校采取保守和折中的办法，顺水推舟，借坡下驴，借鸡生蛋，采用传统的“输血”模式，为学校军训所用，借外部资源之力，解学校军训之所需。
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环境与氛围中，在众多课程之间的对垒、博弈与较量中。压缩编制、精减课程和裁减教师，成为学校的主旋律与较量场。军事课也成为被一压再压、一减再减的课程之一。
久而久之，约定俗成，军事课成为学校众多课程当中，唯一一门部分或完全依靠外力组织并实施教学的课程。如此一来，专职军事教师，这个本应十分重视并不断加强的队伍，也被多方承训力量严重挤压和变形，已经到了不伦不类的地步。
如果深入探究，学校军事课已经陷入一个怪圈或者说是误区，本应从依靠军队帮训的“输血”模式，逐步过渡到依靠自身力量的“造血”模式，这是学生军训的发展方向。
而恰恰相反，学校军事课依附在本已不堪重负的军队身上，非军莫属，非军不训，成为领导者和决策者的依据和风向标，宁愿“吊死在一棵树上”，也不愿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军训之路。
教学模式决定教师配备和培养，如果仍然依靠外部力量实施军训，学校永远培养不出自己的教师队伍，即使培养了也留不住。
外部力量的纷纷介入，正在“争抢”学校专职军事教师的饭碗，各学校的专职教师岗位，几乎都是由兼职人员的“一统天下”，专职教师少之又少。
笔者曾到昆明医科大学观摩军事课教学，在原昆明陆军学院军事教研室主任向现场人员介绍并强调自身的实力和优势后问道：“你们到处搞军训，把课程承包了，学校专职教师的饭碗如何保得住，又如何评职称？他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