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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足够幸运，你会遇见这样一种人：他以生命和行动来实践我们宣讲的理想。这种幸运非常少见，但我恰恰是这样一个幸运儿。1975年，保罗·海恩走进了我的生活。他突然写信给我，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本学年末，我会搬到西雅图居住。我希望能在西雅图的某所大学里找一份教经济学的工作。搬家和找工作是两个完全分开的决定。不管能不能在经济系找到职位，我都会搬去西雅图。但我认为教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学入门课程）是我擅长的工作，我希望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1967年，我成了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的目标是把该系建成全国最好的经济学系之一。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学术表现优异的系，但在我的字典里“最好”不仅仅意味着学术上的杰出。作为一所大型州立大学，本校拥有大量本科生，我们还要为这些学生提供有效的、充满关爱的教育。华盛顿大学口口声声说要搞好教学工作，但对教师的奖励制度却主要关注论文发表。面对这种激励机制，我的大部分同事确实把精力放在了论文发表上，但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当上系主任后不久，我决定重回讲堂，教授入门级的经济学课程，为的是看看这类课程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失望地发现，当时的经济学课程与我本科时上的课相比没有一丝变化。课本上写满了经济学理论中的正式术语：完全竞争模型、不完全竞争模型（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那一套），还有充满边际分析和得当图表的垄断模型。按照传统，我在第四节课上讲到了完全竞争模型，用的是美国农业的例子。教室后排有位同学大声对授课内容提出了异议。当时我想，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因此我请他到讲台上来向同学们解释他的看法。结果，他在讲台上清晰地描述了充斥农业领域的各种价格支持行为、奶品营销法案、糖业生产补贴等，这些东西使美国农业的情况与完全竞争模型相去甚远。我溜回办公室，自此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教学方案。几年以后，我还是没有找到。此时我收到了保罗的信。我在回信中询问如果获得教职他想怎么做。他的回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教师能热情地致力于为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我希望加入这样的团队：每位教师都不断追问通识教育的性质和意义，并且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己为提供这种教育做出了哪些努力。在这样的团队中，每位教师都应将自己教授的学科视作基地而非堡垒。他们要做的是从基地出发去探索其他学科，而不是蜷缩在堡垒中享受无忧的生活。在我的理想中，大学应该要求所有人满足一些核心的条件——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可以指定一个接受通识教育的人应该具备哪些特定的知识，而是因为若想在文理学院中建立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必须先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理念。首先，我们应该要求全体教职工充分掌握这些核心理念。（我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位教师在授课前知道自己必须修读学校要求本科生修读的所有课程，并且知道同事们将对他教授的任何通选核心课程进行评估，那么教师之间的课程讨论将会变成一项多么有意义的活动啊。）
后来，保罗放弃了南卫理公会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搬来华盛顿担任非终身讲师。他在这个讲师岗位上一直工作到2000年3月去世。我并不确定我校的经济学系是否达到了保罗理想中的标准——事实上，我知道我们没有达到，但本校教授经济学课程的方法确实因保罗而改变。他改进了本科生课程，全面改革了入门课程，还定期与研究生助教会谈以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对于重视通识教育质量的教师而言，保罗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启发。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保罗在经济学教育和通识教育方面的教育方法。他的方法与当时的其他教科书有根本性的不同。这种方法强调社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用经济学说来解释这些问题。学生因此觉得经济学更加有趣了。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强调了经济学的优势恰恰如本书的题目所言——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过去是，未来也仍将是经济学对社会科学以及对人们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的革命性贡献。
每年秋季，我都会为大一新生开一门讨论课。作为这门课的开场白，我会向学生介绍保罗——作为人类成员之一的保罗：他的神学院教育、他的圣职、是什么吸引他进入经济学领域，以及他如何将严谨的经济学（不要误会，保罗的经济学是严谨的）与对社区和社会福利的广泛而积极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保罗信奉个人自由，同时他也深信这种自由对每一位负责任的人类成员提出了相应要求。他和他的妻子朱莉终生都在践行这样的信条。
道格拉斯·C.诺斯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