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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的重点是敏感性的四个维度。我不会用这四个维度来划分本书的内容，因为它们是密切相关、相互重叠、相互渗透的。然而，指出这四个维度，有助于把本书谈论的对象领域系统化。
身体敏感性使我们对疼痛和异物越来越敏感，也使我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测量与对方的合理距离。#MeToo运动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其全球影响力说明，与20世纪相比，近年来人们对性骚扰的意识更加敏感了。在新冠大流行中，“对触摸的恐惧”（用埃利亚斯·卡内蒂
的说法）获得了病毒学上的合法性，因为与他人保持合适距离成为字面上的“折尺的事情”
。
心理敏感性产生于外部强迫向自我强迫转化的历史。与身体敏感性一样，心理敏感性也伴随着易受刺激性和敏锐的感觉。历史上，暴力的概念从外在的暴力，扩大到包括冒犯性的语言和图像等，对于我们理解心理敏感性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概念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容忍外部影响的阈值降低。贬义词“雪花”将心理的敏感性理解为所谓的“高度敏感”，并将其变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那些认为自己独一无二、无法忍受相反意见、对外界的刺激和动作极其敏感的人，被贬称为“雪花”。此外，关于触发警告、语言敏感性的辩论，以及社会独异化
的趋势，也属于心理敏感性的内容。
18世纪，道德敏感性在哲学和文学中发展起来。一般来说，它指的是与他人共情的能力。在历史学家林恩·亨特
看来，18世纪以下几件事同期发生，绝非偶然：首先，共情成为哲学系统性研究的对象；其次，在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书信体小说中，以及塞缪尔·理查森
的小说中，作者使读者与受苦的女性角色产生深深的认同；再次，人权的概念被广泛阐释并被写入法律。如果没有这种形式的敏感性，“黑人的命也是命”和#MeToo这样的全球性运动，以及规模稍小的对跨性别群体的声援，都是不可想象的。
审美敏感性是对美和丑的敏感，包括“视觉人”
（按照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说法）的升华的快乐，以及现代晚期人对独异性和“共鸣”的欲望
。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
在其《共鸣》（
Resonanz
）一书中分析了人们对一个有回应的世界的渴望，这个世界不会让人感到冷漠，而是能触动人们。他还认为，审美经验即共鸣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