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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是纯粹的私人问题吗？从什么时候开始，触摸是一种（性）骚扰？多大程度的亲近是令人愉快的，因而是被允许的？“能说”和“不能说”
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什么样的言论会影响到人的尊严，什么样的言论能维护人的尊严？是否应该废除阳性泛指？
即使在引文中使用“Nigger”一词，也是冒犯吗？
在有争议的情况下，谁有裁判权？受影响者
会因为亲身经历过暴力（无论是口头的还是身体的）而比未受影响者更接近真相吗？脆弱性
是新的力量吗？
无论是#MeToo运动
还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无论是性别平等的语言
、触发警告
还是言论自由，无论是争取弱势群体被认可的斗争还是担心失去特权的人的敏感，其中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忙于重新调整“什么是合理的（zumurbar）”界限。然而，相关话语正变得越来越固化：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右翼和左翼、老年人和年轻人、受影响者和未受影响者都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有些人说：“你们是过度敏感的‘雪花’。”对立方则反驳道：“你们是在伤害和侮辱，你们的语言沾着血！”
这种针锋相对日益侵蚀着民主的话语文化，制造了贯穿社会的几乎无法弥合的裂痕。
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哪里可以找到出路？我建议双方各退一步，摆脱争论，我们来阐明一个与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起源密不可分的发展：自我和社会的日益敏感化（Sensibilisier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