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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百篇降而骚赋，骚赋不便入乐，降而古乐府；乐府不入俗，降而以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则又降而为词。故宋人遂以为词者，诗之余也。乃北地李献吉之言曰：“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尝考唐调所始，必以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及杨用修所传其《清平乐》为开山。而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又为李白开山。若唐宣宗所称“牡丹带露真珠颗”《菩萨蛮》一阕，又不知何时何许人，而其为《花间集》之先声，盖可知已。
《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诗余》流遍人间，枣梨充栋，而讥评赏鉴之者亦复称是，不若留心《花间》者之寥寥也。余于《牡丹亭》亭梦之暇，结习不忘，试取而点次之、评骘之，期世之有志风雅者，与《诗余》互赏。而唐调之反而乐府，而赋骚，而三百篇也。诗其不亡也夫，诗其不亡也夫！
万历乙卯春日，清远道人汤显祖题于玉茗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