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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时候想，这可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是大家常说的蜜月。想要品尝蜜月的甜美滋味，毫无疑问，应该去那些名字响当当的地方，在那里才有燕尔新婚的爽心和逍遥！人坐在驿车里，在蓝丝绸窗帘下面，缓缓行进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听着车夫的歌谣在山间回响，与羊群的铃铛声和瀑布的轰鸣遥相呼应。日落时分，在海湾之畔呼吸着柠檬树的香气。夜幕下，别墅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十指相扣，一边仰望繁星，一边憧憬未来。她认为世上某些地方应该是专门出产幸福的，就像一种某块土地特有的植物，移到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茁壮成长。她怎么就不能在瑞士山区木屋的阳台上凭栏远眺，不能在一间苏格兰的村舍里，与身穿黑天鹅绒长燕尾服、翻袖口衬衫、头戴尖帽、脚蹬软靴的丈夫，关上门品味忧愁。
也许她会特别愿意找来一个人，倾诉这些心事。可是这样难以捉摸的苦恼，似云一般变化莫测，似风一般飘忽不定，又如何跟别人说起呢？她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也没有合适的时机与胆量。
然而若是夏尔有心的话，若是他能猜上一猜，或是看穿她的心思，哪怕只是一次，她觉得自己的心扉就能一下子打开，滔滔不绝，仿佛丰收时熟透的果子，用手一碰，就纷纷掉落下来。可是，随着两个人在生活上越来越亲近，内心深处却越发渐行渐远了。
夏尔的言谈平庸乏味，就像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一样，人云亦云的世俗之见像路上的行人，披着不起眼的衣服，既不令人激动，也不逗人发笑或引人梦想。他说，当年在鲁昂居住的时候，他从未动过心思去剧院看一场巴黎演员的表演。他不会游泳，不会舞剑，也不会使枪，有一天爱玛在小说里碰到了一个骑马的术语，过来问他，他也答不上来。
恰恰相反，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吗？不应该是样样精通，带给你激情的力量、生活的雅致以及所有的奥秘吗？但是他，眼前这个男人，什么也教不了，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期待。他以为她很幸福，而她怨恨他的这种风平浪静的安稳，这种气定神闲的迟钝，甚至怨恨她带给他的幸福。
她有时会画些素描，夏尔的一大乐子便是笔直地站在一旁，看着她俯身在画夹上，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她的画作，要不然就是用手指来回搓着几小团面包芯
。至于钢琴，她的手指在琴键上移动得越快，夏尔越是赞叹不已。她镇定自若地敲着琴键，从低音区一口气弹到高音区。经她如此一弹，这架老钢琴发出颤颤巍巍的声音，窗户开着，在村子的那一头也能听见。执达官的文书员没戴帽子，穿着便鞋经过大路时，手里还拿着文件，也常常驻足聆听。
除此之外，爱玛还很会持家。将问诊的账单寄给病人时，她在信中的措辞十分委婉，令人感觉不到是在催账。星期天，当有邻居来家里吃晚餐时，她总有办法做出精致的菜肴，她擅长将青梅在葡萄叶上摞成一座金字塔，将果酱罐倒扣在盘子里端上桌，她甚至还说要买几只漱口杯
，专门为饭后吃甜点时用。所有的这些都让大家对夏尔一点点敬重起来。
娶了这样一位妻子，夏尔终于也跟着感觉自己高人一等。她画了两幅小小的炭笔速写，他找人用大大的画框镶裱，又用长长的绿绳子挂在客厅壁纸墙上，得意扬扬地指给客人们看。当人们做完弥撒出来，常常看见他穿着漂亮的绒绣拖鞋站在自己家门口。
他回家的时间很晚，经常是十点钟，有时要到午夜。到家后他要吃点东西，女仆已经睡下了，只有爱玛来伺候他。为了吃得更自在些，他干脆脱下大衣。他挨个儿说起白天碰到的人、到过的村庄，以及开过的药方。他怡然自得，吃掉剩下的洋葱牛肉，还有奶酪，大口啃了个苹果，喝光长颈瓶里的水，然后走进卧室，往床上一躺，打起鼾来。
由于长久以来他养成了戴棉睡帽睡觉的习惯，如今系在耳朵上的包头丝巾并不怎么适合他。早晨醒来，他的头发被压成乱蓬蓬的一团盖在脸上，枕头的带子昨晚也松开了，枕头芯里白色绒毛沾在了头发上面。他总穿着那双笨重的大靴子，鞋背上两道粗褶子一直斜着延伸到脚踝那里，鞋面其他部分则紧紧绷着，仿佛里面是一只木头脚。他常说“非常适合在乡下穿”。
他母亲赞同这种节俭。当家里吵翻天的时候，她就会像以前那样来看看他。不过，老包法利太太似乎对儿媳妇有几分意见。她觉得爱玛“身上有一种大手大脚的高贵作风”：木柴、糖以及蜡烛“用起来就像大户人家那样”，厨房里烧掉的炭足够做上二十五道菜！她把衣柜里的衣服理得整整齐齐，教爱玛在肉店伙计送肉过来的时候多长一只眼睛。爱玛听着学着，老包法利夫人也不吝赐教，整天互相喊着“媳妇”和“妈”，说的时候嘴唇轻轻地哆嗦，虽然两个人都轻声细语，但声音强压着怒气，略微颤抖。
杜布克夫人尚在的时候，老太太还能感觉儿子最爱的是自己；可现在，夏尔对爱玛的爱仿佛是对她的母爱的背叛，是对原属于她那份情感的侵占。她带着一种伤心和沉默观察着儿子的幸福，仿佛一个破产的人，透过从前自家的门窗玻璃，看着里面围坐在桌边的人。她讲起以前的事，让他想起母亲从前的艰辛和付出，并将这些与爱玛对他的粗心大意作比较，告诉他：他如此专情地爱爱玛，并不明智。
夏尔不知如何作答。他尊敬母亲，同时深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他觉得这边的见解言之有理，又感觉那边的所作所为无可非议。老包法利太太走了之后，他从他妈妈说过的最无关紧要的意见中，挑了一两句，畏畏缩缩地试着讲给妻子听，可爱玛一句话就让他意识到是他自己搞错了，并且打发他去病人那里了。
然而，她根据自己深信不疑的那套理论，想让自己享受爱情。在皎洁的月色之下，在花园里，她给他朗诵那些熟记于心的缠绵情诗，一边吟唱感伤的柔板
，一边叹息。可是过后她发现自己的内心仍像此前那样平静，夏尔似乎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加浪漫、更加被感动。
她这般敲击心灵之上的火石，却没有擦出一丁点的火星，而且对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她没有办法去理解，就像无法相信那些未以惯常形式显露自身之物一样。她自然而然地认为，夏尔的感情没有任何非凡卓越之处。他表露爱意如同例行公事，每天都在某个固定时间点吻她，而这成了他的习惯之一，犹如乏味的晚餐后，上来一道事先就知道的甜点一样。
一位猎场看守人，在包法利先生治好了他的肺炎之后，送了一只小意大利猎兔犬给包法利夫人。她常带着它出去散步，因为有时她出去，只是为了可以一个人独自待上一会儿，不用再看着眼皮底下一成不变的花园和尘土飞扬的大路。
她一直走到巴纳镇的山毛榉林子里那座被遗弃的小屋附近，这座小屋坐落在田野与树林交界处的一隅。草丛中的界沟里，长了许多叶子长而锋利的芦苇。
她先是环顾四周，看看自从上次来过之后这里是否有什么变化。她在老地方找到了毛地黄和桂竹香，围着一个个大石块的荨麻丛，成片成片的地衣爬满了三扇窗户，护窗板始终紧闭着，早就烂了，它们的铁栏也早已锈迹斑斑。一开始，她的心思漫无目的，游移不定，就像她的猎兔犬一样，一会儿在田野里转着圈子，一会儿跟在黄蝴蝶后面吠，一会儿捕追鼩鼱，一会儿又去咬麦田边上的丽春花。随后，她的思绪渐渐集中起来，在草地上坐下，用伞尖轻轻地在地面戳着，反复问自己：
“为什么？我的天啊！为什么我要结婚？”
她暗暗心想当初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偶然的机会，结识另一位男子。她试着想象那些当时未曾发生的邂逅，那种全然不同的人生，那位未曾相识的丈夫。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像现在这位一样。他想必是英俊、风趣、高贵优雅、翩翩迷人，就像修道院那些老同学嫁的人一样。她们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呢？在城市里，街道上熙熙攘攘，剧院里人头攒动，舞会上灯火通明，她们寻欢作乐，过着心旷神怡的生活。而她呢，她的生活冰冷得如同天窗朝北的阁楼，内心的苦闷仿佛一只蜘蛛，暗地里在她心中的各个角落结满了网。她想起领奖的那些日子，走上讲台去领她的小花冠。她梳着辫子，穿着白色长裙和那双斜纹薄呢敞口鞋，非常迷人，当她回到座位上，男士们纷纷弯腰向她表示祝贺。院子里停满了四轮的敞篷马车，大家探出车窗向她道别。乐师拿着琴盒经过她身边时，也向她致意。恍若隔世啊！所有的这些，都一去不返了！
她把“嘉莉”
叫过来，将它抱在双膝之间，用手指抚摩着它细长的头，对它说：
“来，亲亲你的主人，你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家伙。”
苗条的小家伙慢悠悠地打着哈欠，她望着它那副忧郁的样子，生出几分同情之心，便将它比作自己的同类，像安慰一个悲痛欲绝的人那样，大声对它讲起话来。
有时候海上过来的狂风从科奥高原上空一跃而过，将咸咸的凉爽空气一直带到了远方的田野。灯芯草贴着地面呼啸作响，山毛榉的叶子簌簌地抖动，树梢也摇摆不定，巨大的沙沙声此起彼伏。爱玛裹紧披肩，站了起来。
林荫路上，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叶丛，绿莹莹地照亮了地面的苔藓，爱玛走在上面，苔藓发出细微的咔嚓声。夕阳西下，树枝间的天空变成了红颜色，大同小异的树笔直地栽成一条直线，仿佛自金色底座上伸出来的棕色廊柱。一阵恐惧向她袭来，她喊住嘉莉，赶忙上大路返回托斯特，怅然所失似的倒进一张扶手椅里，整个晚上一言未发。
可是，临近九月底，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突然从天而降：她被邀请到沃比耶萨的安德维利埃侯爵家中做客。
侯爵在复辟时期
做过国务大臣，如今正谋求复出，重返政治舞台，很早之前就着手准备竞选众议员。他在冬天给穷苦人捐助了大量木柴，又在省议会上慷慨陈词，要为地区修路。酷暑那会儿，他口中生了一个脓疮，夏尔用柳叶刀及时划了一刀，病情奇迹般地大大缓解了。管家被派来托斯特送手术的费用，晚上回去后，管家说他看见医生家的小花园里樱桃十分漂亮。因为沃比耶萨的那些樱桃树总是长得不好，侯爵先生便向包法利要了几枝插条，他觉得应该亲自登门道谢，谁知在那里看见了爱玛，发现她的身形十分窈窕，寒暄起来一点也不像一个乡下女人，从而觉得邀请这对年轻夫妻到府邸做客，既不会有失身份，也不会招惹来麻烦。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包法利先生和夫人上了他们那辆“包克”，启程前往沃比耶萨，车后面绑了一个大箱子，在挡板前放了一个帽盒。夏尔的两腿中间还夹了一个纸板盒。
他们赶到时已是黄昏时分，仆人正在花园里点亮油灯，方便给马车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