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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穿便服的“新面孔”和一个搬着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学生一下惊醒了，大家像被突击检查似的站了起来。
校长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转向学监，压低声音说道：
“罗热先生，这个学生交给您了，进五年级
。如果学习和操行都还不错的话，就升到‘高年级’，他已经够年龄了。”
“新面孔”站在门后的墙角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这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乡下小子，个头儿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高。他的头发像乡下唱诗班的孩子那样，沿着额头剪得很平，脸上的神情拘谨又有分寸。他肩膀不宽，身上是一件扣着黑纽扣的绿呢子外套，袖口勒得很紧，一截红通通的手腕从袖笼露出来，想必平时经常裸露在外面。背带把浅黄色的裤子吊得很高，露出一截穿着蓝袜的小腿。脚上是一双结实的皮鞋，擦得不算锃亮，却打了鞋钉。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两只耳朵，像听布道一样专心，连二郎腿都不敢跷，甚至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下午两点钟，下课铃响了，学监不得不提醒他，过来跟我们一起排队。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大家就把帽子扔到地上，免得上课碍手碍脚，而且得是一进门就扔，把帽子从凳子底下扔过去，让它飞到墙上，扬起一片尘土来。这是“规矩”。
可是，或许是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小把戏，或许是不敢加以效仿，祈祷结束时，“新面孔”仍然把帽子搁在双膝上。这是一种混搭的帽子，混杂着几分高顶皮军帽、几分波兰军帽、几分圆筒帽的元素，还有几分獭皮鸭舌帽和棉质便帽的元素，反正就是那种便宜货，它那不声不响、高深莫测的丑样子，活像一张白痴的脸。帽子呈椭圆形，里面有撑条撑着，帽檐有三圈粗圆绲边，往上有一条红带间隔而开，两边交错着菱形的天鹅绒和兔皮，再往上是口袋一样的帽筒。帽顶是用硬纸板做成的多边形，表面绣着错综复杂的饰带，一条极细的长绳自上垂下，长绳末端吊着一个由金线编织而成的十字坠。这是顶崭新的帽子，帽檐闪闪发亮。
“请站起来。”老师说道。
他一站起身，帽子掉了。全班笑成了一片。
他马上弯下腰捡起帽子。邻座的学生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他再一次弯腰捡起帽子。
“饶了你的头盔吧。”老师说话很风趣。
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让这个可怜的孩子窘迫不堪，都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好，还是让它掉在地上好，或者是戴在头上才好。他又坐下来，将帽子放在膝盖上。
“请你站起来，”老师又说道，“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面孔”含含糊糊，报了一个没人听得清的名字。
“再说一遍！”
几个同样含混不清的音节，刚被说出口，就淹没在全班学生的起哄声中。
“大声一点！”老师喊道，“再大声一点！”
“新面孔”这才下了决心，张大嘴巴，像隔着大老远喊谁似的，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几个字：“下坡滑里。”
教室里一下炸开了锅，嘈杂声如乐谱中的“渐强音”那般，越来越吵，夹杂着阵阵尖叫（有的学狼嚎，有的学狗叫，有的跺脚，有的来回学舌：下坡滑里！下坡滑里！），随后好不容易平息下来，变成零星的音符，时不时地这儿一声，那儿一声，从某一排冒出几声没忍住的嗤笑，像一挂没有燃尽的鞭炮。
然而，课堂秩序还是在雨点般唰唰唰的罚抄声中逐渐恢复了。经过听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又反复念了好几遍之后，老师总算明白了，这个“新面孔”的名字叫“夏尔·包法利”。老师立刻命令这个可怜鬼到讲台跟前的“特座”坐着。他站了起来，准备过去，可寸步未动又犹豫起来。
“你在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面孔”一边不安地东张西望，一边怯怯地回答道。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句怒吼，如海神
遏制住了一场新的龙卷风，“都安静点！”老师从帽筒里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继续怒冲冲说道：“至于你，新来的，给我抄二十遍ridiculus sum
的动词变位。”
然后，老师的声音柔和下来，说：
“呃！你的帽子，回头能找到的，没人偷这个！”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大家趴在本子上写起了作业。“新面孔”规规矩矩地坐了两个钟头，尽管有人时不时用笔尖弹出小纸球打到他的脸上，他也只是用手擦擦，然后低下头，纹丝不动。
晚上，在自习室，他从桌兜里掏出套袖，归置个人物品，拿尺子在纸上仔仔细细地画直线。我们见他学得专心致志，每一个词都要翻开字典查一查，一丝不苟，十分吃力。也就是有了这份显露出来的上进心，他才没有被降级。就算他勉强掌握了一些语法，可在遣词造句上仍毫不讲究。他的拉丁语一开始是本村的神父教的，父母图省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送他进学校。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以前是部队上的军医助理，一八一二年前后，在几起征兵事件中受到了牵连，被迫在此期间退役离职，当时他还利用个人魅力捞了一笔六万法郎的嫁妆——一户针织商家里的千金小姐爱上了他的身姿，主动提议给他这笔钱。他仪表堂堂，爱说大话，总把皮靴上的马刺弄得来回作响，络腮胡上还蓄着八字胡，手上经常戴着戒指，衣服花花绿绿的，却总是一副硬汉的样子，带着一股走南闯北的推销员身上才有的那种自来熟。他靠着妻子的财产度过了婚后的头两三年。吃得好，起得晚，捧个大瓷烟斗抽烟，夜场戏不散绝不回家，更是咖啡馆里的常客。岳父去世后，没留下几许财产。他为此恼羞成怒，一气之下，办了一间“织布作坊”，赔了些钱后，又回到乡下，打起了种地的主意。只是他种地的本事也并没有比织布好到哪里去，他不让马匹下地干活儿，而是骑着它们四处打猎兜风；他没有一桶一桶卖掉自家的苹果酒，而是一瓶一瓶地喝光了；院子里最肥壮的家畜都被他吃进肚子里，家里的猪油也让他拿来擦了靴子。没过多久，他便意识到，还是放弃所有这些投机的想法为好。
于是他以每年两百法郎的租金，在科奥地区
和庇卡底交界处的一个村子里租下一处兼带农场的宅子。他郁郁寡欢，怨恨上天，忌妒每一个人，在悔痛中日益憔悴。四十五岁起，他开始闭门谢客，说是彻底厌倦了世事，想过些清静的日子。
他的妻子过去爱他爱得如痴如狂，对他百依百顺，可她越是这样千般卑屈，他对她就越是冷淡。从前她活泼、开朗、浓情蜜意，上了岁数之后却变得（像酒走了味变成醋那样）刻薄、絮叨和神经质了。她看见他在村子里到处招惹那些荡妇，夜里他喝得烂醉如泥，酒气熏天，被人从多少不干不净的地方送回来！起初她百般忍受，毫无怨言。后来，自尊心被激了起来。于是她索性自暴自弃，压制住自己的怒火，就这么忍气吞声过完一辈子。她奔波采购，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惦记着票据限期，去找诉讼代理，去找法庭庭长，办理缓期许可；她回到家里，又是洗，又是熨，又是缝缝补补；她还得操心监工和结付工钱。然而同时，家里的那位老爷，不闻不问，在炉火旁一边抽烟，一边往炉灰里吐痰，没精打采，跟赌气似的，整天昏昏沉沉地躺尸，只有在对她说那些伤人的话时才会振作起精神。
有了孩子，不得不寄养在奶妈那里。回到家后，小家伙像王子一样被宠着。母亲给他喂果酱；父亲由着他光脚到处乱跑，甚至还冒充圣哲，说什么像兽崽那样，光着全身走路也挺好。与妻子那些母性慈爱的想法相反，他心里有某种理想的男子气概，竭力要以此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儿子：要用斯巴达人的方式，让儿子在磨砺中成长，练就一副雄壮的体魄。他打发儿子到不生火的屋子里睡觉，教他大口大口喝朗姆酒，辱骂圣事行列。可是，这孩子生性温顺，他的这番努力收效甚微。母亲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剪硬纸板给儿子做手工，给儿子讲故事，没完没了地对着儿子说话，话语间充满了忧郁的欢乐和唠叨的温情。她的生活孤寂，便把自己支离破碎的幻想全部转移到了这个孩子身上。她梦想着尊贵的地位，仿佛看到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一表人才，聪明能干，成了赫赫有名的土木工程师或者大法官。她教他识字，甚至弹着自己的旧钢琴，教了他两三首小情歌。然而对于所有这一切，对文学一窍不通的包法利先生，却断言说“没有意义！”他们哪里供得起他上公立学校，然后再买个一官半职或者给他凑齐做买卖的本钱？再说了，“一个男子汉，只要脸皮厚点，总能干出点什么”。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孩子在村里到处闲逛。
他跟在农夫后面，捡碎土块驱赶地里的乌鸦，打得它们四处乱飞。他沿沟渠摘桑葚吃，拿着一根长杆子看管火鸡，收获时节跟着翻晒稻谷草料，在树林里四处乱跑，雨天在教堂的门廊下玩跳房子。每逢重大节日，他就恳求教堂执事把大钟交给他来敲，这样他就能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上，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于是他便长得如同橡树一般结实，双手粗壮有力，肤色红润健康。
十二岁的时候，通过母亲的争取，他开始念书了。他们将此事托付给了本村的神父。可是上课的时间太短，加上断断续续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要么是神父忙里偷闲，赶在洗礼和葬礼的间歇，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地上一节课；要么就是在“晚祷”
过后，神父不用再出门的时候，差人把他叫过来。两人上楼，到神父的房间坐下来，小飞虫和夜蛾在蜡烛周围飞来飞去。天气炎热，孩子打起了盹儿，老先生也双手搭在肚皮上，不一会儿也跟着张着嘴打起鼾来。有几次，神父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礼回来，路上看见夏尔在地里撒野，就把他喊过来，教训上一刻钟，趁这个机会叫他到树底下背一背动词变位。下雨了，或者路过一位熟人，都会打断他们。尽管如此，神父对这个学生一直很满意，甚至夸赞说，“年轻人”记性不错。
夏尔这么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夫人态度十分坚决。老爷内疚了，或者不如说是厌烦了，没再多说什么，由她去了。他们又拖了一年，等小家伙行过初领圣体
礼。
一下又过去了半年。第二年，临近十月底，在圣罗曼市集
期间，由他父亲带着，夏尔终于被送进了鲁昂
中学。
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他当年的样子了。他那时是个性格温顺的男孩，课间的时候乖乖地玩耍，自习的时候乖乖地自习，上课的时候乖乖地听讲，在寝室里好好睡觉，在食堂里好好吃饭。他有一个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上的一家五金批发店的店主，每个月都会把他从学校接出来一次，通常是在礼拜天，店铺打烊之后。店主领着他沿着码头散散步，看看船舶，到了七点钟，就会赶在晚饭前把他送回学校。每个礼拜四晚上，他都用红墨水给他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完再用三个小面团封上口，然后他会复习历史笔记，或者读一本从自习室捡来的旧书《阿纳卡西斯》
。平时散步时，他会跟校工聊聊天，和他一样，那个校工也是从乡下来的。
全靠着用功，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的中等水平。甚至有一次，他还在博物学课上得到了口头表扬。可是到了三年级
期末，父母让他退学去学医，他们坚信儿子单凭自己的努力就能通过高中毕业会考。
他母亲在罗贝克河边上给他选了个房间，位于一家洗染店的五楼，老板是他母亲的熟人。谈妥了膳宿安排之后，她弄来了几样家具：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又让人从家里拉过来了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另外，她还买了一个小生铁炉子，储备了一些木柴，好让她可怜的孩子取暖。随后她在周末临走前，再三嘱咐他要本本分分做人，从今往后，他就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布告栏上贴出来的课程表，看得他晕头转向：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临床学、治疗学，还不算卫生学和药材学，这些名称他都闻所未闻，仿佛一扇扇通往圣殿的大门，既庄严肃穆又阴森可怖。
这些课程对他来说有如天书，听了也是白听，根本不明白。可他还是非常用功，一本一本地做笔记，什么课都去上，从不落下任何出诊实习的机会。他完成自己日常的那点小任务，就像只拉磨的马，蒙着眼睛围着磨打转，根本不知道自己磨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节省开支，他母亲托邮车每周给他带一块烤熟的牛肉，上午他从医院回来，就把这块牛肉当作午饭，一边吃着，一边在墙上跺着脚取暖。饭后他得一路小跑赶去上课，赶去阶梯教室和救济院，随后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回到住处。晚上，吃过房东准备的粗劣晚饭后，他上楼回到房间里，又继续埋头学习，一身衣服湿漉漉的，在通红的暖炉前冒着热气。
晴朗的夏日傍晚，温热的街上空空荡荡，女仆们在门口打着板羽球，他打开窗户，趴在窗台上。罗贝克河时而变黄，时而变紫，时而变蓝的河水，在他的窗下流淌，穿过一座座小桥和栏栅，把鲁昂的这个街区变成一个污浊的小威尼斯。一些工人蹲在河边，在水里清洗双臂。一根根杆子从阁楼顶上伸出来，棉线一股股地晾晒在上面。对面，在屋顶上方，无际的晴空向远处延伸，一轮红日正在西沉。家里那边该有多好啊！山毛榉树下该有多凉爽啊！他张开鼻孔想吸进田野里宜人的清香，但那清香到不了他此时此刻所在的地方。
他瘦了，个子也高了，脸上总是一副惆怅的神情，让人几乎萌生了一丝关切之心。
他渐渐懈怠起来，自然也就把先前下过的决心统统抛到了脑后。有一次，他没去出诊实习，第二天旷了课，在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之后，一点一点地，便再也回不了头了。
他迷上了骨牌，养成了泡小酒馆的习惯。每天一到晚上，他就钻进一家脏兮兮的赌馆，在大理石桌上打着标有黑点的小羊骨牌。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自由之举，让他增添了几分自尊。这就像是某种初涉世事的仪式，仿佛通向禁忌之欢的大门已经敞开。进门时，他将手放在大门的把手上，就能体会到一阵肉体的快感。于是，许多压抑在他身上的东西膨胀而开：他把学会的歌曲唱给喜欢的姑娘听，痴迷贝朗瑞
，学会了调制潘趣酒
，最后，终于懂得了爱情。
多亏了这些考前的“准备工作”，他的行医资格证考试考得一塌糊涂，而当晚，家里还等着庆祝他金榜题名呢！
他是一路走回去的，走到村口时停了脚步，托人将他母亲叫过来，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母亲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失败全都归咎给了考官的不公，还宽慰他说，这些事情她会负责善后的。五年之后，包法利老爷才知道其中的实情，毕竟事情过去太久了，就让它过去吧，再说，他怎么可能相信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个笨蛋。
于是夏尔重新发愤学习，孜孜不倦地复习考试科目，提前将所有的考试题目烂熟于心。他考过了，还拿到了不错的分数。对他母亲来说，这是个多么开心的日子啊！一家人摆了一大桌晚餐。
上哪里施展他的医术呢？托斯特
。那个镇里只有一个年迈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着他寿终正寝了，可老头子还没有卷铺盖的意思，夏尔就在对面安顿好了，要接他的班。
然而，光是把儿子抚养成人，让他学医并在托斯特找个地方让他行医，还不能算是功德圆满：他还得有个老婆。母亲给他物色了一个：迪耶普
一位执达官的遗孀，四十五岁，每年有一千二百里弗尔
的年金收入。
尽管杜布克夫人长得丑，骨瘦如柴，脸上的疹子像春天刚冒出的树芽，却不愁嫁不出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包法利夫人不得不把追求者们一个一个挤走，甚至其中还有一个背后有教士撑腰的肉铺老板，但她也十分巧妙地挫败了他的计谋。
夏尔原以为结了婚，情况就能大有改观，以为他可以更加自由自在，人身和钱财都可以自由支配，不再被人管了。不料家里是他妻子说了算：在人前他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每周五都必须斋戒；她说穿什么衣服，就得穿什么衣服；按她的吩咐，向那些没付钱的病人讨账。她私自拆看他的信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当诊室里来了女病人，她还隔着墙板，偷听他给她们看病。
她每天早晨都要喝热巧克力，时时刻刻都需要人来关心，她抱怨自己神经紧张、胸闷、情绪低落，没完没了。脚步声也让她烦躁不安：人走了，她嫌寂寞难耐；人回来了，到她身边，毫无疑问，那也是为了看看她死了没有。晚上，夏尔回到家后，她就从被子里伸出又瘦又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边坐下，开始向他诉苦：他把她给忘了，爱上别的女人了！人家早就说过，她命苦。讲到最后，说是为了她的健康着想，她向他要了一点糖浆，还要他再多给她一点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