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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不在家的时候，她经常从壁橱里餐巾桌布的夹缝中，拿出她原先放在那里的绿色缎面雪茄盒。
她端详着它，将它打开，甚至闻闻衬里上那股混合了马鞭草和烟草的味道。烟盒是谁的呢？……是子爵的吧。说不定是他的情妇送给他的礼物。上面的纹章图案是她在某个红木绷架上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绣成的，平日里她将这个精巧的什物私藏起来，而当她专心致志飞针走线的时候，她的鬈发软软地搭在上面。爱的气息穿过绣花底布上的网眼，每一针都在那里绣出希望，或者缝下回忆，所有这些交错的丝线，都只是同一种无声的激情的延续。而后，一个早晨，子爵带走了它。当它被放在宽大的壁炉框上，夹在花瓶和蓬巴杜式
座钟之间时，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她在托斯特。而他呢，此时此刻，在巴黎。在那边！这个巴黎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如此地响当当！她喃喃自语，不断重复着这个名字，乐在其中。这个名字犹如教堂的大钟一样在耳边作响，在眼前闪闪发光，甚至连香脂瓶上的标签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
夜里，鱼贩子驾着二轮马车，唱着“墨角兰”
，从她的窗下经过，她醒过来，听到箍铁的车轮声，在离村的路上，渐渐变弱了。
“明天他们就到那边了！”她心想。
她在想象中跟着他们翻过山岭，走过村落，披星戴月地在大路上飞奔而行。追随这么一段或远或近的距离之后，她的想象总会消失在一个模糊不清的地方。
她买来一张巴黎地图，用指尖在地图上游览首都。她沿着林荫大道而上，途经街道线交会处的每一个拐角处，在那些代表房屋的白色方块前驻足停留。最后她实在看累了，闭上眼睛，黑暗中仍见煤气路灯在风中摇曳，敞篷的四轮马车在剧院的柱廊前，当的一声放下踏板。
她订阅了一份妇女刊物《花篮》，又订阅了《沙龙精灵》
。上面所有的首演汇报，各类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她一字不漏地读得如痴如醉，对某位女歌手的初次登台以及某家店铺的开张也兴致勃勃。她了解最新的时尚，知晓顶尖裁缝的地址，还有布洛涅森林和歌剧院的日程安排；她研究欧仁·苏
的小说中有关室内家具陈设的描写；她阅读巴尔扎克和乔治·桑
的小说，寻求个人贪婪幻想的满足。甚至在饭桌上，她也带着书，当夏尔边吃饭边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依然自顾自地翻看着书页。她时常读着读着就会想起子爵。她将子爵和小说中那些虚构的人物联系起来。然而这个以他为中心的圆圈，渐渐地向周围扩大，他脸上的光环也四散而开，逐渐远去，照亮其他的梦。
巴黎，浩瀚胜于汪洋大海，因此在爱玛的眼中，处处金碧辉煌，闪闪发光。生活在那里的芸芸众生喧嚣躁动，被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呈现出各异的面貌。爱玛只窥见其中的两三种，其余的则被掩盖住了，她由此便以为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大使们行走在闪亮的木地板上，出入在四面墙壁都镶嵌有镜子的客厅里，围坐在铺有金穗天鹅绒桌毯的椭圆形餐桌旁。那里有拖尾的礼服，有重大要紧的机密，还有被微笑掩饰的焦虑。接下来登场的是公爵夫人的社交圈：那里的人个个面色苍白，下午四点才起床。那些女人啊，真是可怜的天使！连她们衬裙的下摆上都带着英国的针钩花边。而那些男人，他们肤浅的外表之下是他们无人赏识的才华，他们为了图一时之乐，不惜累垮自己的马匹跑到巴登
避暑消夏，最终，临到四十岁左右，娶上一位女继承人。在餐馆的单间里，午夜过后，一帮形形色色的作家和女演员正吃着夜宵，在烛光的交相辉映中，笑成一片。他们这些人，挥霍起来犹如国王，满怀勃勃的野心，异想天开。这是一种高人一等的生活，是在天地之间和狂风暴雨之中的卓越存在。至于剩下的人，散落在沧海之中，没有确切的位置，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况且，越是身边的事物，她越是转身回避。此刻她周围的一切，沉闷的乡村，愚笨的小市民，平庸的生活，在她看来都是世间的一种例外，是她碰巧陷入的一次偶然，然而越过这一切，极乐和激情的广阔国度便一望无际，在眼前展开。在她的心里，感官的奢靡就是内心的喜悦，高雅的举止就是细腻的情感。爱情，难道不应该就像印度植物一样，要有适宜的土壤和特定的温度吗？月光下的叹息，长久的拥抱，泪水洒在松开的手上，干柴烈火般的肉体，忧郁的温存，这些都不能脱离满是闲暇的城堡阳台，垂有丝帘、地上铺有厚地毯的闺房，枝繁叶茂的盆栽，放于台座之上的床榻，也不能没有晶莹闪烁的宝石和号衣上的饰带。
驿站的小伙计每天早上过来给母马刷洗，踩着大木头鞋在过道里走进走出，他的工作罩衫上破了几个大洞，穿便鞋的时候不穿袜子。这就是她应当感到知足的穿短裤的小马夫！做完刷洗的活计后，他当天就不再来了，因为夏尔回到家后，通常亲自将马牵到马厩，卸下马鞍，套上笼头；与此同时，女仆人会抱来一捆麦秆，向槽头里使劲一扔。
爱玛找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来接替娜斯塔西（她终究还是泪流满面地离开了托斯特）。这个小姑娘面容秀气，是个孤儿。爱玛不允许她戴棉软帽，吩咐她要用第三人称
来回话，端一杯水也要用托盘，进房间时要先敲门，还教她熨衣服、浆衣服、如何伺候穿衣，想把她调教成自己的贴身侍女。这位新女仆害怕被辞退，爱玛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半点怨言。而夫人呢，常常将钥匙留在碗橱上，每天晚上，费丽茜黛都储备上一小袋糖，晚祷做完之后，就躺在床上独自享用。
下午，她有时到对面去，和驿站的马车夫聊一聊天。夫人则待在楼上，在她自己的房间里。
她穿着一件敞得很开的晨衣，胸衣的圆翻领间，露出带有三枚金纽扣的褶皱衬衣。她用一条缀满大流苏的腰绳当作腰带，石榴红的小拖鞋上有一条宽大的饰带披在脚面。她买了吸墨纸、文具盒、一支笔管和一些信封，尽管她并没有一个可以写信的人。她掸掸置物架上的灰尘，照照镜子，拿起一本书，在字里行间做起了白日梦，任由书落到了膝盖上。她渴盼着旅行，或者重新回到修道院生活。她想死，同时想定居巴黎。
夏尔骑着马抄近道，雪中来雨里去，东奔西走。他在农场的饭桌上吃煎蛋，把胳膊伸进湿漉漉的被褥里，给病人放血时温热的血溅到脸上；听诊病人嘶哑的啰音，检查病人的便盆；一次次掀起肮脏的内衣。但是每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都有一炉子烧得旺旺的火、一桌摆好的热乎饭菜、柔软舒适的家具，还有一位精心打扮的、芳香馥郁的迷人娇妻，也不知道这股香味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她的皮肤沁香了她的衬衣。
她心灵手巧，处处令他着迷：她时不时地将烛台的纸托盘剪出一个新花样；或者改变一下长裙的边饰；或者一道简简单单的菜，虽然女仆做失败了，但她给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之后，夏尔就吃得津津有味，一扫而光。她在鲁昂看见一些女士在表链上挂了一盒小饰物，她就买了一些。她想在壁炉上放一对蓝色的玻璃花瓶，过了一阵，又想要一个象牙针线盒和一枚镀金的顶针。夏尔越是不懂得这些风雅情趣，这些东西对他越是有诱惑力。它们给他带来了感官的愉悦和家庭的甜蜜，就好像给他的人生小径上撒上了些金粉。
他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声望也完全确立起来了。乡民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不摆架子。他亲近孩子，从不下酒馆。此外，他的品行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他尤其擅长治疗重伤风和胸部疾病。实际上，夏尔十分害怕治死他的病人，几乎只开一些镇静剂，偶尔也有催吐药，要不就是烫烫脚，或者用水蛭放放血。他倒不惧怕做手术，给人放起血来，就像是给马放血一样，拔起牙来更是用了“来自地狱般的腕力”。
终于，“为了解动向”，他订了一份新创刊的医学刊物《医林》
，之前他收到过他们的征订广告。晚饭后，他会读上一两页，不过房间的暖热，再加上食物正在消化，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他待在那儿，双手托住下巴，头发像动物的鬃毛一样，披散到灯座上。爱玛看着他，耸耸肩膀。说起嫁丈夫，有些男人虽然不善言谈，却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夜夜苦读，熬到六十岁，风湿病缠身的年纪来了，一排十字勋章终于挂在了做工粗糙的黑礼服上，她怎么连这样一个丈夫都没有。她本想包法利这个姓——如今是她的姓了——声名显赫，印到书上摆在书店里，在报纸上频频出现，全法兰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夏尔却胸无大志！伊夫托的一位医生最近和夏尔一起会诊时，在病床前，当着众多家属的面，给了他一点难堪。晚上，当夏尔把这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爱玛时，她火冒三丈，大声斥骂这位同行。夏尔深受感动，含泪亲吻了她的额头。可是她仍然羞愤难平，恨不得将那个人痛打一顿，她走到走廊里，打开窗户，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可怜虫！真是个没用的可怜虫！”她咬着嘴唇，低声说道。
而且，她也越来越烦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行为举止粗鲁起来。饭后甜点的时候，他拿刀去削空瓶塞；吃完东西后，他用舌头舔牙；喝汤的时候，每咽一口，喉咙里都要咕噜一下。而且他开始发福了，他的眼睛本来就小，现在仿佛也被鼓起来的脸颊挤到太阳穴那里去了。
爱玛有时帮他将毛衣露在外面的红边掖进背心里，帮他整理整理领结，或是把他还想戴的手套抓起来扔到一边。这些并非像他以为的那样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膨胀的自私和过敏的神经。有的时候，她也会跟他讲讲自己读到的东西，比如某本小说或某出新剧中的一个段落，或者报刊连载小说中讲述的那些“上流社会”的奇闻逸事。因为，毕竟，夏尔也是一个大活人，随时可以做她的听众，随时可以点头称赞。她对她的猎兔犬都说了那么多的知心话！就算是面对壁炉上的木柴和座钟里的摆锤，她也会这么做的。
然而，在灵魂深处，她一直在期待发生些什么事情。就像落难的水手一样，她在自己孤独的生活之中，用无助的双眼极目四望，在雾气弥漫的天边，寻找着某个远方的白帆。她不知会发生什么样的奇遇，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之风会将这样的奇遇拂来，会将她带到哪一条河岸，漂来的是一叶扁舟还是三层甲板的大船，是承载着愁苦还是幸福。每天早上，一醒来，她就期待它会在这一天到来，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能惊得她蓦然起身，在心里惊诧它怎么还没有来；太阳一下山，她只会更加失落伤心，只好寄希望于明天。
春天周而复始。梨树开了花，初暖的天气使她喘不过气来。
从七月初起，她就掰着指头数着还有多少个星期才到十月，盘算着也许德安德维利埃侯爵还会在沃比耶萨举办一次舞会。可是整个九月过去了，既没有来信，也无人登门拜访。
这一次的失望苦闷之后，她的内心再一次变得空荡荡的，千篇一律的日子又开始了。
它们如今更是不断地接连而来，总是一成不变，无穷无尽，来了也仅仅是来了，没有带来任何不同！其他人的生活，尽管也平淡无味，但起码有事情发生的可能。一次偶发的事件有时可以引发无穷无尽的波折，带来翻天覆地的结果。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她身上，这是上帝的意愿！未来是一条漆黑的走廊，尽头的门紧紧闭着。
她放弃了音乐。为什么要弹呢？谁会聆听呢？既然她不能在演奏会上穿着丝绒短袖长裙，坐在一架埃拉尔牌
钢琴前，让轻盈的手指弹奏象牙琴键，感受听众陶醉的呢喃，像一阵微风一样，在她身边荡漾，那就没有必要费心去练习。她将画夹和绒绣放进了衣橱里。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针线活儿也惹她恼怒。
“这些书全都读过了。”她自言自语道。
于是她不是将火钳烧得通红，就是望着雨点在外面淅沥飘落。
星期日，当晚祷钟声敲响时，她是多么难过啊！她呆呆地认真听着，沙哑的钟声一下一下响起。一只猫在屋顶，缓慢行走，在暗淡的阳光下弓着背。在大路上，风卷起一阵阵尘土。远处，不时有狗在叫。单调的钟声，不紧不慢地继续响着，消失在田野里。
这时，人们从教堂里出来。妇女们穿着上过蜡的木鞋，农夫们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小孩没戴帽子在前面蹦蹦跳跳，所有人都在回家的路上。五六个男人，总是相同的那几个人，留在客栈的大门前玩软木塞游戏，一直玩到深夜。
冬季寒冷。每天早晨，窗上都会结上一层霜，阳光穿过，变得单调苍白，像穿过了磨砂玻璃一样，有时一整天都没有变化。到了下午四点，就得点灯了。
天气好的日子，她下楼来到花园里。露水在甘蓝上留下了银色的镂空花边，还伴有晶莹的丝线，从一朵拉到另一朵。听不到鸟鸣，一切似乎都在沉睡之中，沿墙面种植的果树上盖着稻草，葡萄藤像一条生了病的大蛇，攀在墙的盖顶下面，走近了还能看到一些多足的鼠妇虫在爬。在树篱旁，云杉树间，头戴三角帽、读着日经书的神父，右脚已经缺失，石膏也因为经受不住严寒，表面有些剥落，在脸上留下了一块一块白色的疥疮。
而后她又上了楼，关上房门，拨一拨炉子里的炭，让火烧得旺起来，热气使她浑身更加乏力，百无聊赖的感受更为沉重地回落到她身上。她想下楼和女仆聊聊天，但又感到难为情。
每天，在同一时间，头戴黑色丝绸软帽的小学校长，准时打开自家窗户的护窗板；乡警也在此时经过，刀挂在工作服上。傍晚和早晨，驿站的马匹，三匹三匹地穿过街道，去水塘饮水。一家酒馆门上的铃，时不时地在叮当作响。起风的时候，还能听见理发匠的小铜盆在两根金属杆上嘎吱作响，发出尖锐的声音，这些铜盆也正是理发匠铺子的招牌。橱窗里有一张过时的时装版画作为装饰，版画已经陈旧不堪，还有一尊黄发女性的半身蜡像。理发匠本人也唉声叹气自己郁郁不得志，前途渺茫，梦想着在大城市里，开一间店铺，比如说在鲁昂，在码头上，靠近剧院的地方。他整日都在沿街散步，从市政厅一直到教堂，面色阴郁，等待着顾客。每当包法利夫人抬起头，总能看到他在那里，仿佛一名站岗的哨兵，穿着斜纹呢上衣，希腊软帽
歪戴在耳朵上。
下午，客厅窗户的后面，有时会冒出来一个男人的脑袋，脑袋晒得黝黑，留着黑色的胡须，慢慢地微笑着，笑得很柔和，露出一口白牙。很快圆舞曲响了起来，在他的手风琴上，有一个小客厅，里面有手指大小的舞者，头裹玫瑰色头巾的妇女，身穿礼服的蒂罗尔
男子，身着黑色燕尾服的猴子，穿短裤的男士，在扶手椅、长沙发和茶几之间转过来转过去，镜子的边缘用烫金纸片连接在一起，上面映出他们的身影。这个人一边摇着手柄，一边向右、向左、向窗户里面张望。乐器的背带有些坚硬，肩膀支撑不住，他就用膝盖顶住乐器，还时不时地远远朝界石上吐一大口浓痰。嗡嗡的音乐声，在饰有阿拉伯式花纹的铜制栏网下面，透过一块粉色塔夫绸的幕布，自琴箱中传出，时而悲伤低缓，时而欢快急促。而传到爱玛这里的，却是别处剧院里演奏的曲调，是在沙龙里唱的曲调，是在灯火辉煌的夜晚跳舞时的曲调，是上流社会的回声。萨拉班德舞曲
永无休止地萦绕在她的脑海中，她的思绪仿佛一名印度舞姬，随着音符在地毯的花卉图案上舞蹈跳跃，越跳越梦幻，越舞越忧伤。那个人摘下帽子，接过赏钱之后，拉下一块旧的蓝色羊毛毯，盖住手风琴，背到后背上，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她望着他远去。
最让她不堪忍受的是用饭时间，在楼下的这间小餐厅里，炉子冒着烟，门嘎吱作响，墙壁向外渗水，石板地面湿漉漉的。她觉得人生所有的苦涩都盛在她面前的盘子里，白水煮肉的味道，从她心底勾起了一阵阵其他同样恶心的感觉。夏尔吃饭十分磨蹭；她只吃了几颗榛子，然后支着胳膊肘，用餐刀的刀尖在油布上一道一道地划，来打发时间。
家务方面她现在完全放手不管，四月斋
期间，包法利老太太来托斯特住了几天，看到她这样的变化大吃一惊。曾经那么细心、那么讲究的她，现在穿着灰色的长筒棉袜，整日不修边幅，用油蜡
照明。她回答说，既然不是富贵人家，就应当事事节俭；还补充说她很知足，很喜欢托斯特，在这里过得非常幸福，此外还有好些新的说辞来堵婆婆的嘴。而且，她似乎并没有打算听婆婆的建议。甚至有一次，老包法利夫人故意直言不讳地说主人应该监督手下仆人的宗教信仰，她脸上带着冷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从此老太太再也不敢招惹她了。
爱玛变得难以相处，乖戾无常。她将自己要吃的菜吩咐下去，端上来之后却连碰都不碰。有一天，她只喝纯牛奶，第二天却一连喝了十几杯茶。她固执地闭门不出，随后又嫌透不过气，打开窗户，换上薄裙。刚斥骂完女仆，马上又给她送礼物，叫她去邻居家走走。甚至有时将钱袋里所有的银币都丢给穷人，可她并不是慈爱，对他人也没有显而易见的恻隐之心，就像大多数乡下出身的人一样，她的灵魂深处始终存留着类似于父辈手上的老茧这般粗粝之物。
临近二月底，胡欧老爹为了感念腿伤被救治痊愈，亲自给他的女婿带了一只上好的火鸡，并在托斯特住了三天。夏尔因为要外出就诊，就由爱玛陪着他。他在卧室里吸烟，往壁炉的柴架里吐痰，聊的全是庄稼、小牛犊、母牛、家禽和市镇议会，以至于当他一走，爱玛关上门后，感到一身轻松，连她自己也有点吃惊。另外，对那些她不屑一顾的人和事，她也不再掩饰：她开始不时地发表一些古怪的看法；那些人家点头称赞的，她却予以谴责；而对那些伤风败俗的罪恶之事，她又表示赞成，这让她的丈夫简直目瞪口呆。
难道这样的苦境要永远下去没有尽头了吗？难道她无法从中解脱出来吗？她哪一点不如那些生活幸福的女人！她在沃比耶萨见过好几个公爵夫人，她们身材比她臃肿，举止比她庸俗。她憎恨上帝的不公，她头倚靠着墙痛哭流涕。她渴望纷繁的生活，渴望假面舞会之夜和纵情的欢愉，渴望那些自己从未经历过却本应体验的所有痴狂。
她脸色发白，有了心悸的症状，夏尔给她服用了一些缬草根
，泡了樟脑浴。所有的这些尝试似乎加重了她的怨气。
某些日子，她情绪高涨，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亢奋过后，马上又陷入了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昏昏沉沉之中。只有在她的手臂上喷洒一瓶古龙香水，才能使她恢复一点活力。
由于她时常抱怨托斯特，夏尔便设想她的病因很可能是对本地水土不服。专注于这个念头，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考虑起到别处安家立业。
从那时候起，她为了减肥喝起了醋，还有些轻微的干咳，而且彻底失去了胃口。
舍弃已经居住了四年的托斯特，对夏尔来说十分为难，尤其是在“刚刚开始站稳脚跟”的时候。可是，如果非此不可的话！他带她到鲁昂去看了他曾经的老师。她这是一种神经性病症：应该给她换一换环境。
夏尔四处奔走打听之后，了解到新堡区
有个人口密集的村镇，名叫雍镇-修道院
。镇上的那名医生是一名波兰难民，上个星期刚刚离开。于是，他写信给当地的药剂师，询问当地的人口数量，距离最近的同行有多远，前任医生的年收入情况，等等。收到的回复令人满意，他决定如果开春时爱玛的身体还没有好转，就迁居过去。
有一天，她整理抽屉为动身做准备，手指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婚礼花束上的铁丝。橙花的花蕾沾染了灰尘已经发黄，镶有银边的缎带边沿已经开了线，散成丝絮。她将它丢进壁炉。它燃得比干麦秸还要迅速，仿佛一根立于灰烬之上的红色灌木树枝，慢慢被吞噬。她看着它燃烧殆尽。硬纸板做成的小浆果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铜丝蜷曲打弯，饰带熔化，纸花冠萎缩变硬，仿佛一群黑色的蝴蝶，沿着壁炉盘旋，最终飞出烟囱去了。
三月，当他们离开托斯特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已经有了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