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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制心”阐释了作为社会规范的礼，如何以外在约束改变一个人的心性。中华文化讨论人的心性，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具有道德完满性的理想心性，是对人心、人性的整体概括，是群体之心；一是人人皆有的心思、心绪、心情，是一颗颗自由活泼的个体之心。
孟子所言的四心，是具有道德完满性的群体之心，其由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形成仁、义、礼、智，只要将四心展现出来，就呈现为人性之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从理论上说，人的心性来自于天命。天命具有先天的道德感，决定了人性的本质。人要安身立命，就要按照先天的道德来修身养性，形成仁、义、礼、智的道德认同，体现出人性之善，就促成了人类社会向文明理性迈进。
《中庸》提到的个体之心，会呈现出日常感知的喜怒哀乐之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是人人内心中皆有的情感体验，有期待、有梦想、有恼怒、有快乐，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可以有喜怒哀乐。但在社会生活中，个体情感的表达要有外在约束，既不能没有，也不能太过。小孩子说哭就哭，说闹就闹，是发而无节。随着年龄增长、教化养成，个人的情感要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既不能乐不可支，也不可怒不可遏。内在的情感体验可能风起云涌，但在社会交往中要表现得波澜不惊。人的情感表达合乎外在节度，既是情志之和，也是修为之和，更是秩序之和。
因此，孟子所讲的群体之心，是基于道德原则推演出来的；《中庸》中提到的喜怒哀乐，则是日常生活触目可见的个体之心。从理论上讲，群体之心是抽象出来的人心，与礼的精神能完美契合；就现实而言，个体之心千差万别，要使其发而皆中节，只有按照道德原则和行为要求进行引导，才能使受到教养者的情感体验得体、表达得当。
思孟学派认为，礼和心是相互应和的。人的善心能够转化为道德认同，合乎仁义礼智的行为，构建成了合理的社会秩序。个人的情感要合乎社会秩序，必须按照秩序的要求来形成恰如其分的心性认知。社会秩序与个人心性所能达到的平衡节点是“中”，个人心性与天下万物相契合的状态是“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社会按照“允执厥中”的原则建构不偏不倚的运行秩序，人要借助外在尺度来调节个人心性，恰当表达情感，契合群体期待，达到“致中和”的状态。
“中和”是早期中国思想对自然法则、社会秩序、个人行为最完美状态的设想，落实在个人的内心体验和外在行为的方式上，是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性、社会与自我相统一。中和，是在个人心性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到了一个平衡点，让个人心性有了外在的运行尺度，让社会秩序有了圆满的自洽形态。
礼的制定充分考虑了人心、人情，因而礼中天然内嵌着对人心、人情的约束。《礼记·礼器》言：
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
其中提到制礼的原则，一是合于天时。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时间序列，建立生产生活秩序。如《礼记·月令》设计了每个月的生产、生活、行政、礼乐等运作秩序，能够因时制宜。二是设于地财。根据土地资源形成社会分配，能够因地制宜。三是顺于鬼神。理顺人与自然规律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华文化观念中，神合于天，鬼合于地；神合于阳，鬼合于阴。阳能使人明，阴能使人昏。鬼神概念被用于描述人类所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事情顺利了便言“如有神助”，事情不顺利便言“见鬼了”。鬼神分别用来界定帮助人的力量与阻碍人的力量。四是合于人心。礼的制定，以人的喜怒哀乐体验为基础，以仁、义、礼、智为道德要求，建立起社会的公约数。礼既要弘扬人性之善，也要抑制本性之恶，为贪欲所设置的外在规范是礼，因性善而达到的理想状态也是礼。这样，既是规则又有弹性。礼以“允执厥中”为理念，以“建中于民”为要求，以“以礼制心”为方式，建构了维持天人、神人、人人、身心等合理运行的尺度与规范。
礼体现着社会的公共法则和人的行为准则。这些法则和准则时时、处处、事事存在，内化为人的心性修为，以“以礼制心”的方式改造人的心性。荀子言：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血气是身体，志意是想法，知虑是聪明程度，三者合情合理，但要正确发挥作用，要以礼来约束。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年轻时血气方刚，会形成色欲，要自我约束。汉儒认为《诗经·周南·关雎》言男女之情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指血气之动，男女皆有，相思的辗转反侧合乎常情。这些相思之情经过理性思考，要转化为恰当的认知和思虑，以琴瑟友之的方式探求志趣，最终转化为夫妻好合的志意，以钟鼓之乐迎娶。将发乎人情的相思，转化为合乎礼义的社会行为。在这其中，血气、志意、知虑尊重了礼义的要求，行为也合乎了礼仪和程序。《孔子诗论》赞美此诗：“《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其所言的“改”，肯定了《关雎》中体现着发乎情到止乎礼义的心性调整，借助礼义实现了内在思虑与社会秩序的统一。在荀子看来，若没有礼的约束，完全由着自己的血气、认知和想法做事，很容易冲动。若遵照礼义原则调整身心，让个人情思、欲念和要求能够合理表达，中节而发，个人可以形成内心之和，群体则可以形成社会之和。
孟子认为，礼是人心中的道德准则自主生发的行为，是内心自觉生发的，体现着理想主义精神。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为恶，不可能自觉生发出礼，必须按照道德原则制定出来，借助外在规定来约束人的内心。人的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皆有规定，形成人人必须遵守的礼制规范。因此，《孟子》中所言之礼，是人性之善的外化，体现着人先天的辞让之心，是社会理想的秩序形态。《荀子》中所言之礼，是人类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是社会规则的总和，是按照道德原则制定出来的外在规范。
在荀子的学说中，人要养成良好的心性，必须遵从礼的路径，在老师的引导下“治气养心”：
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夫是之谓治气养心之术也。
治气意在涵养正气，孟子言人有先天的完美心性，集义所生就有浩然之气，认为人能够心性自洽、道德自足。荀子认为，人的心性千差万别，高下不齐，要合乎道德要求，体认社会共识，必须在后天调养心性，才能使千奇百怪的欲望合乎道德认同。荀子列出的三个实现方式，皆是从外到内的约束。一是莫径由礼，以礼为路径，按照礼的要求、坚守礼的原则去做事；二是莫要得师，由师长来教导、约束，借助外在监督来改善心性；三是莫神一好，按照礼的约束、老师的要求去反思体悟，再转化为个人的自觉行为。孟子认为，人若要知礼，只要将辞让之心发挥出去便可以；荀子主张，礼的学习要明确原则，由老师监督，经过自我体认，转化为道德认知，才可以形成自觉行为。孟子认为礼在心中，自我体认就能知礼；荀子认为礼在心外，必须严格要求，才能内化于心，外成于行。
这样来看，“以礼制心”实际包括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制礼时充分考虑了人心之所向、人情之所系、人性之所求，使得礼能够体认、尊重并契合于人心、人情、人性，由此制成的礼才有可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外在约束。二是在用礼时，既期望人能自觉合乎礼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又通过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来约束人。所谓的“制”，既包括约束人心，也包括发越人心。这样，礼就为心性修为提供了一个参照，既可以作为治气养心的方向，也可以作为言谈举止的尺度。
对一般人而言，要通过外在的礼制来约束内心。对读书人而言，则可以直接以礼义来约束内心。王开祖在《儒志编》中言自己修身养性，以慎独的方式体察内心的道德，有鲜明的求放心、尊德性的意味：
凝目于鼻，游心于带，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则见其存于室，行则见其立于舆，是治心者也，非养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还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时。
制心是由外到内地控制、约束内心，治心是涵养心性，约束欲念。让内心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存想道德原则。心中时时刻刻有道德存想、秩序存念，就不会人前规规矩矩，人后懒散无仪。人能慎独，就可自得。中华文化中所言的存想有二：一是认为处处有神明，靠外在监督自律；一是心怀责任和义务，靠内在道德自觉。制心以礼，治心以德，依赖内在自觉。王开祖言自己在独处时不会胡思乱想，修养内心，更加清明。这种清明是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回归心中，涵养仁、义、礼、智的道德，生成孝、悌、忠、信的信念，以此安身立命，成为言谈举止的规则。
程颐是从不动之心的形成，来解释“以义制心”：
有造道而不动者，有以义制心而不动者。此义也，此不义也，义吾所当取，不义吾所当舍，此以义制心者也。义在我，由而行之，从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动之异。
动心与不动心是修养论的基本命题。孔子曾言：“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上智是社会中道德境界最高的人，其之所以不移，在于时刻存想道德原则，仁义礼智之心不会动摇，为不动心。孟子认为，坚守仁、义、礼，可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这是上智之不移。下愚的不移是因为心中的贪欲、恶念难以改变，固执成见，无法改良。孔子觉得教育的最大功效在于改变中间之人，引导其分别善恶、尊重道德、调整心性。程颐认为，合道、守德为不动之心，是人心中固有的善念，不受外部影响而能守持，构成了做人的底线和做事的原则。有了道德认同，就可以时时、处处、事事以义制心，通过明理体认道德自觉，实现行为自觉。
程颐所言的“以义制心”，是以道德认知来体认人的心性。《尚书》中的“以礼制心”，是以行为规范来约束人的心性。明白为何去做，是“以义制心”，是道德自觉；知道如何去做，是“以礼制心”，是行为自觉。
礼既是原则，又是规定。作为原则的礼，是对社会理想秩序的设定，依据人性善的原则制定出来，体现着最恰当的生活方式和最稳定的社会秩序。作为规定的礼，是社会规则的总结，是公共秩序的体现，落实为人人触手可感的现实制度。原则性表现为礼义，规定性表现为礼仪、礼制，将人性善的理想性和本性恶的现实性统一起来，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之间提供一个弹性空间，无论贤、愚，皆根据德性涵养来体认礼、践行礼，约束私欲，认同道德，改良心性，改善行为，公共社会便能在一个理性而文明的轨道中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