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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的形成，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认同，二是秩序法则。社会共识是人类在发展中为维持群体协作而确立的道德原则，秩序法则是为了维护社会运行而形成的行为规范。社会认同和秩序法则的确立，不是轻易的约定俗成，而是采用“建中于民”的方式，主动寻求社会成员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确立基本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能形成最为广泛的群体共识。
《尚书·仲虺之诰》记载商初谋士仲虺向成汤提出了国家治理的法则：
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乃作诰，曰：“……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
商汤伐夏成功后回到大坰，也就是现在河南商丘和定陶之间的原野。成汤觉得自己以诸侯身份流放夏桀，恐怕将来会给人口实，有些顾虑。仲虺建议发布一个布告，告诉天下人成汤伐夏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在此布告中，先是历数夏桀的罪过，并宣告了商朝的立国原则是“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这一说法，概括了早期中国在国家治理中所形成的历史认知。国家要维持特定的道德立场，凝聚社会共识，建立恰当的秩序，约束人的行为。其中提到的“建中于民”，正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根本策略。
国家建立的首要任务与意义，是能够全面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只有响应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期待，才能最大程度地凝聚民心民力。这就需要“建中于民”。伪孔传解释其涵义：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义奉礼，垂优足之道示后世。
夏商时期的中国由许多部落组成，每一个部落都有特定的利益诉求，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必须获得所有部落的认同。部落领袖要能“立大中之道于民”，寻求各部族达成基本共识，这便是“立大中之道”。满足各部族、方国期待的道德原则、秩序原则，是通行的公共准则，用以消弭分歧，形成公共秩序。将共识转化为行为准则，则为“率义奉礼”。有了公共行为准则，各方国、各部族、各成员各负其责，各安其职，各行其礼，彼此相安，和平相处。清代阎若璩解释道：
此是内外交相养法。事在外，义由内制；心在内，礼由外作。
他将建中于民的原则，理解为“内外交相养法”。通过内在的心性修养来形成道德认知，通过外在的行为约束来坚守准则。用义形成道德判断，用礼建构行为法则，二者相互作用，才既有内在的道德认同，又有外在的行为规范。
建中于民的目的，是选取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作为社会运行的基准，以促成最大范围的认同。建中于民的做法，是采用执两用中的方式，按照“允执厥中”的理念，建构最为核心的群体认同。南宋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将“建中于民”“允执厥中”与“中庸”一脉贯通，视为中国的道统传承，点明了中华文化形成核心价值认同的策略：
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无所偏倚，无过不及之名也，存诸心而无偏倚，措之事而无过不及，则合乎太极矣，此尧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统于尧也。
舜之命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因尧之命，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以为人心形气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则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存之心，措之事，信能执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统于尧，禹之得统于舜者也。
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又因尧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则道心常存，而中可执矣。曰礼曰义，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
其在文王，则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此汤之以礼制心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此汤之以义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也。其在武王，受丹书之戒，则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周公系《易》爻之辞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义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
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著之《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
至于子思，则先之以戒惧慎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
其中提到的“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阐明了中华文化的认同密码。人皆有贪欲、私念，因此建构公共秩序的要义，是寻求人人心中公认的道，将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原则。舜所言的“允执厥中”，侧重于寻求社会共识；商汤所用的“建中于民”，侧重于坚守社会共识。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正是通过不断寻求、坚守、再寻求、再坚守，凝聚了越来越深、越来越广的社会共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部族与方国认同，建立起了越来越大的王朝体系。
黄榦认为“允执厥中”“建中于民”的方式，在商汤时概括为“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在周武王时转化为道德认同，用于道德判断：“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敬为道德认知，若执政者敬重国事而不懈怠，就能治理好国家。义是合适的行为，欲是欲望，若能够约束心中各种各样的私欲，相互负责、行为得当，便能把个人修养好。《尚书》所言的十六字心法，在周武王时期由历史经验转化为道德认知，由道德认知落实为行为原则，成为判断吉凶祸福的依据，具有了价值认同的意味。
在黄榦看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是对“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的提炼，明确了道德认同与行为原则的实现方式，是以敬重道德来约束自己内心，以适宜行为来处理社会关系。孔子将之细化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具体行为，要求士大夫借助后天学习来获取知识，通过礼乐教化来完善心性。其所谓的“文”，既指前代传承下来的经典文章，更指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不同于动物本能的道德、秩序和文明。孔子借助通行的道德原则，强化了士大夫的心性修为，推动了儒学的形成。《大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之法，作为心性修为，细化了“敬以直内”的要求；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道，作为行为方式，延续了“义以方外”的做法。
这样来看，建中于民，既可以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是以义制事；还能改善人的心性，是以礼制心。儒家学说从内外两个维度展开，于内强调道德体认，于外重视行为方式。《大学》将心性修为、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讨论，《中庸》则强调内外交养来改良心性：“先之以戒惧慎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主张戒惧内心的私欲，约束住心猿意马，达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道德境界，
沉着自如地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动，能够始终如一地维护道德立场和秩序原则。孟子进一步阐释人的心性如何涵养，认为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生发出来，就是仁、义、礼、智的道德认同。人性之善由此转化为道德自觉，以此涵养人的正气，养成“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足以无惧于人，无畏于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宋儒认为允执厥中、建中于民、中庸之道，是将社会共识变为道德共识，体现于人的修为，见诸于人的行为，浸润着人的心性，塑造出文质彬彬的君子，既能安身立命，也可建功立业。可以说，“建中于民”所确定的秩序原则，是礼义；按照原则建构的制度，是礼制。
《荀子·礼论》讨论了如何借助礼制来维护礼义，将“建中于民”作为制礼的原则：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社会成员有各种各样的欲求，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会有争夺，有了争夺就会天下大乱，为避免社会失序，必须确立一个公共原则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公共原则便是礼。
礼的原则有二：一是每个人的言谈举止要合乎自己的身份，人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做事，思不出其位，行不出其位，在其位谋其政，社会就能形成一个既有彼此分别又能相互关联的整体。二是要确立明确的分配与供给原则，根据身份职位分配相应的器物，获得相应的供给。对家庭而言，老人劳动得少，却要多供给；年幼者不能劳动，仍要被抚养；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也要有足够的供给，才能满足生活需求。这样确立的老少优先分配原则，不同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结果，形成了人之为人、人之能群、人之能分的文明社会。
人类的社会分配，并不完全是按照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而是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了道德责任。老人需要赡养，小孩需要抚养，鳏寡孤独需要体恤，他们会得到社会的关爱，获得更多的供给。可以说，按劳分配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按需分配则体现着社会的公共性和社会发展的道德感。荀子认为，按需分配的“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只有借助于礼才能建立起来，因为礼具有道德赋义和行为要求的两重作用。私欲不能占有所有的物品，物品也不能无限制地满足个人，物品供给与个人私欲必须达成的平衡点，正是“允执厥中”“建中于民”的“中”，恰是礼最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荀子认为，“允执厥中”“建中于民”的原则，是礼义的内在要求：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上，社会会形成理性的道德共识。情感认同和道德共识维持着最基本的公共准则，其是以“比中而行之”的原则作为圆心，水波式地向外延展，覆盖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最终守护着日益扩大的公共秩序。
这样来看，“中”所体现的礼义，与“允执厥中”“建中于民”所维持的社会秩序同频共振，体现着深厚的社会共识；与“敬义直内”“义以方外”的心性修为相互呼应，落实为良好的心性修为。因此，在早期中国，“中”不仅代表王朝，更代表着王朝所确定的准则，代表着天下通行的规则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建中于民，既是确立的道德认同、秩序法则和行为准则，也是将社会成员所期待的共同理想转化为社会公共法则的过程。
周公制礼作乐后，礼成为中国社会自我约束的核心力量，成为个人心性修为的基准。虽然在实践中，也要依赖于律法维持社会底线，但理念上更强调在法之上有道德共识、秩序认同，更重视通过道德自觉、行为自律来尊重社会秩序，维持公共秩序。中华文化以道德自觉为最高原则，以行为自觉为基本准则，以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礼所强调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支配着古代中国的社会运行、人际交往和心性修为，正在于其所坚守的道德和行为是采用建中于民的法则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期待，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群体认同，见诸于诸多礼仪、礼制、礼俗，成为中华文化的标识。即使在天下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时，这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也仍能维护着社会基层的正常运行。正是靠着几千年所形成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在王朝秩序紊乱时不沦丧道德，不紊乱操守，中华民族才能够经历一次次动荡而巍然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