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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是中华文明经过漫长历史积累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其中的伦理认知、道德认同和价值判断，是逐渐明确并被确立起来的群体共识。《周易·序卦》描述了早期中国社会秩序的形成：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天地万物是自然秩序的体现，从男女之别的认知开始，人类形成了最初的伦理原则，用以约定人类社会最为基础的行为准则。然后确定夫妇关系来界定婚姻，明确父子关系来稳定家庭，最后扩充到社会关系形成亲疏、尊卑秩序。体现于这些秩序中的本质要求，则构成了礼义。
在早期中国的语境中，“义”有两层含义。一是道德原则，义为责任，是个体应做的份内之事，表现为道德认知。二是行为准则，《中庸》言之为“义者，宜也”，义是个体得当、得体的行为。因此，礼义既包括普遍的道德准则与伦理要求，也包括展现出来的合适的行为与恰当的方式。因此，礼义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石，主要用于确定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礼记·郊特牲》中言：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
男女有别是社会伦理的基石，父子有亲是家庭伦理的体现。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些关系中的责任，并采用恰当的行为方式。礼义是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则，按照这些准则和规则制定出来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仪。
因道德自觉而形成的行为自律是礼。对个人而言，道德自觉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日渐形成的道德认同。如晚辈对长辈发自内心的尊重，就会表现出合礼的行为，即便有时热情或尊重有点过，也是可以理解的。若内心不尊重长辈，即使外在形式再表现得尊重，也是不合礼义的假客气，因其不是基于道德自觉而形成的自觉行为。倘若内心不尊重，行为也不尊重，就完全不合礼，则是非礼之举。
礼的道德赋义为礼义，礼的行为方式为礼节。比如，孩子给长辈、客人端饭时，要双手端举，古代称之为奉，以示敬重。一只手举着是给，若用左手端着给人是施舍，是对人的不尊重。古人不食嗟来之食，不在于食本身，而在于给人饭食时不合于礼义。因此，与其说礼体现于端饭的动作，毋宁说更体现于动作中的敬意。
礼的形式容易延续，礼中蕴含的道德共识和人文精神却容易丢失。古代学者忧心忡忡地担心礼义的丢失，故对礼仪、礼制中蕴藏的含义进行了大量的说解。秦汉时期的说解，整合于《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其中的篇章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却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冠礼、昏礼、葬礼、丧礼、朝聘之礼中蕴含的道德原则和人文精神，让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诸多礼义。
如《礼记·冠义》就解释了礼义的深意：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人之成为人，是因为人遵照礼义原则来做事，这是人之能分的保证。有了礼义的约束，人类才形成了基于道德自觉的社会秩序。礼义的确立，使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有分寸。人的容貌、形态、言语与身份相符，社会交往就少了很多误解和误判。借助于得体的礼仪行为，人的言行举止、情感体验、道德认知就会得到强化，自觉处理好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和长幼关系。
对一般人来说，要想体会礼义，首先要遵照约定俗成的礼仪来做事，体会正、齐、顺的礼仪行为中所蕴含的礼义，由身体力行转化为行为自觉，内化于心，强化道德认同。加冠之义，便可以借助礼仪程序中体现出来的长幼、尊卑秩序，让人学会如何去待人接物。推而广之，能够正确处理父子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君臣皆遵照礼仪，以合理的行为深化彼此关系，把正君臣的礼节转化为君臣正的认知，将亲父子的礼仪转化为父子亲的认同，将和长幼的行为转化为长幼和的观念。因此，冠礼仪式中的各种程序，依照礼义来制定；个人参与冠礼，不仅学会了仪式化的程序，更借助仪式强化了对礼义的理解。
礼义是衡量礼的程序、制度是否恰当的标准，礼仪是否恰当、礼制是否合理，取决于揖让、进退、俯仰、器物等安排中是否准确地体现了礼的原则和精神。如果恰当地予以体现，就合乎礼义；不恰当体现或体现得不恰当，则不合乎礼义。《大戴礼记·本命》言：
礼义者，恩之主也。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此之谓九礼也。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机其文之变也。其文变也，礼之象五行也，其义四时也。
故以四举，有恩，有义，有节，有权。
礼义体现着道德认同和社会期待。常见的九礼及其衍化出来的诸多礼仪规范，构成了众多的礼仪和礼节。这些复杂的形式，遵循着“有恩、有义、有节、有权”的原则。恩是礼中蕴含的情感认同，义是由情感认同所形成的道德认同。二者构成的礼义，是所有礼仪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所在。节是礼节，权为权变，是根据礼义对礼仪、礼制进行调整，从而保证礼仪、礼节能够与时俱进。
礼义是基于道德共识所形成的规则，是制礼的依据。《礼记·乐记》言：
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礼义确定以后，道德原则也就明确了；人的身份也就确定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也就明确了。礼义所巩固的尊老爱幼、君尊臣卑等道德伦理，可以付诸于行为形成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依靠王朝制度来维持，就使其中的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成为通行的法则。《白虎通·巡狩》言：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
早期中国建构巡狩之礼，正是要展现王对天下的统辖权和管理权。巡狩的目的是考察诸侯是否遵照约定的规则来治理百姓，是否实现了国泰民安。其中的“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是王对诸侯事务的考核指标。考礼义，关注的正是诸侯所实行的制度是否合乎礼的原则和精神。两周诸侯封国，风土人情不同，礼仪规则也不一样，如宋国用殷礼，鲁国用周礼。这便要考察其所定的礼仪制度是否合乎礼的原则和精神，能否体现周王朝公认的道德认同和秩序认同。
尽管在春秋时期，周王的权威有所削弱，诸侯会盟时却仍关注于彼此行为是否合乎道德要求，是否合乎礼义原则。管仲曾言于齐桓公：
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齐桓公期望称霸诸侯，管仲告诉他，称霸诸侯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服诸侯，而是要赢得诸侯发自内心的尊重。管仲认为诸侯盟会时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准则、法律要求和礼义精神，会被史官记录下来进行褒贬。凝聚天下共识，就能实现齐国的霸业，若齐国维持礼义原则会盟诸侯、拥戴周王，就会得到天下诸侯的敬重。
管仲所言既不是权谋之言，也不是策略之辞，而在于其认为礼义是立国之本。孔子后来评价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称赞管仲能够将诸侯联合起来，不是通过强迫，而是通过“尊王攘夷”稳定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秩序，满足了诸侯的共同期待，赢得诸侯的认同。《管子·牧民》中就明确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礼义廉耻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再次引用这句话，认为齐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中国，靠的正是对礼义的坚守，对道德原则的认同，对天下秩序的维护。
周初制礼作乐，将夏、商时期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认知转化成制度设计，细化为行为规则。诸侯朝觐周天子的礼义，正是将诸侯对天子的拥戴、敬重之情转化为礼仪形式。周所制定的婚礼、丧礼、葬礼和冠礼，也是按照道德准则形成的仪式化的程序和制度化的规定。这些程序和规定详细记载于《仪礼》，广泛通行于两周。春秋时期礼仪中所蕴含的礼义已经失传，王、诸侯、大夫、士只知道进退、俯仰、揖让，却不理解礼仪所蕴含的道德准则和伦理准则，因此《春秋》和《左传》对其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孔子在《春秋》中寄托的微言大义，用看似客观的叙述来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其中是非对错的衡量依据，正是礼义。《春秋》三传在解释孔子春秋笔法的用意时，常用“非礼”对人事进行评价，《谷梁传》用了十五次，《公羊传》用了三十二次，《左传》用了五十二次。《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了一个非礼之举：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鲁惠公去世后，周平王馈赠下葬之物。当时的制度是天子去世七个月后安葬，诸侯去世五个月后安葬。待葬的目的，是让诸侯、盟国都能过来吊唁。大夫去世三个月后、士去世一个月后安葬，是要准备墓地，也为了让亲友来得及到场。结果周王的礼物到晚了，没能赶上下葬使用。周平王的使者同时还带着仲子应使用的礼物，没想到仲子还未去世。吊丧没有及时到达，给未死之人提前赠送丧葬用品，都不合礼义。《左传》就用“非礼”来评价周天子及其使臣的行为。
《春秋》三传中还有一些看似客观的叙述，实际蕴含着对其“非礼”的评骘。如《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载：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谷梁传》的解释是：
夏，四月，不时也。四卜，非礼也。免牲者，为之缁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鲁国在四月举行郊祀。按照礼制，郊祀之前要举行占卜以求吉兆，这次郊祀占卜了四次。按正常流程，占卜一次就可以判断郊祀的吉凶。若吉利就举行，若不吉利就不举行。鲁僖公却占卜了四次，皆不吉利。鲁国却以免牲的方式来举行三望之礼，强行举行郊祀之礼。《谷梁传》所言的“不时”，正是对这次郊祀活动的批评。郊祀应在春天举行，四月郊祀不合礼制，免牲也不合礼仪，鲁僖公强行郊祀，完全是非礼之举。
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孔子以《春秋》叙述历史进程，来确立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其中的微言大义，捍卫着早期中国所形成的道德原则和行为准则。孔子坚守礼义，臧否人物、评骘事件，建构了早期中国的历史道义观。
《左传·庄公十八年》言：
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虢公、晋献公来朝王，虢公为公爵，晋献公为侯爵。周惠王赏赐好酒美食，并赐予“玉五瑴，马三匹”。按照礼制，诸侯爵位不同，献给周惠王的礼物不同，周惠王赏赐的礼物也应有差别。孔颖达疏：“《周礼》，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礼各以命数为节，是礼亦异数也。今侯而与公同赐，是借人礼也。”
虢公和晋侯地位不同，周惠王却赏赐了一样的玉和马，《左传》据此认为周惠王的行为非礼。这正是以礼义为原则，对周惠王的行为进行评骘。
礼义既可以评价人的道德伦理，也可以评价人的行为方式。外交场合观礼，是从参与者的言谈举止来观察其对道德认知、伦理原则的体现程度。道德认知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等德行，伦理原则体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秩序。因此，礼义所承载的道德伦理与社会秩序，是礼的本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