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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两个基本立足点：一是情感认同、道德认同、秩序认同所达成的社会共识；二是群体要求与个体行为相统一的行为方式。社会共识体现了礼的精神、原则，可以概括为礼义与礼度；行为方式体现了礼的形式和要求，表现为礼仪和礼制。
礼义和礼仪孰重孰轻，孔子的弟子子游与子夏就曾发生争论。《论语·子张》载：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孔门四科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子夏与子游。其中，子夏更多继承经典文本，子游则继承了各种礼说。子游认为，子夏在教育学生时重视洒扫、应对、进退之类的礼节，不过是礼的细枝末节。如果不理解礼的根本，学会那些礼节又有何用？子游所说的礼之本，正是礼的原则和精神，即礼义。子夏重视的洒扫、应对、进退，更接近于礼仪。
《论语·阳货》记载子游与孔子的对谈，也可以看出子游更重视礼义，反对过分拘泥于礼的形式：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孔子听到民间有弦歌之声，认为治理武城这么一个小地方，用礼乐教化是杀鸡用牛刀，没有必要。子游却认为，君子学习礼乐之道，会有爱人之心；小人学习礼乐，就会服从管理。在子游看来，弦歌之声不是简单的奏乐，而是教人懂得礼乐。有了礼乐教化，社会风气才能彻底好转。孔子顿时感到了自己失言，马上改口说，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
子游所言的礼之本，是隐含在礼仪之中的根本原则。子游重视的是礼的原则与精神，子夏重视的是礼的形式。从学习礼的路径来看，二者是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正是孰先孰后，却成为二人争论的焦点。子游认为教学生学礼，应该先明大道而后行事，先通礼义再去学习礼节。子夏则主张先教行事而后大道，先学礼节然后通礼义。
子夏认为子游的说法有些吹毛求疵，子游却看到了子夏礼学的致命之处：子夏推广儒学，常从人所熟悉的细微之处入手，让人掌握具体的规范细节，却忽略了礼中所蕴含的君子之道。孔子就曾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对子夏进行了委婉批评，认为他虽然掌握了儒家学说的内容，却过于注重细节，忽略了对儒家学理的重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掌握了一大堆知识，有了一肚子学问，却只是为知识、为学问而努力，不知道用这些知识和学问来修养君子人格。
孔子在安葬司徒敬之时，调整了丧葬礼仪和丧葬制度。子游不解，孔子进行了解释：
孔子在卫，司徒敬之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蘧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出于大门，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
孔子在卫国时，司徒敬之去世了。孔子前去吊唁，见主人并不哀伤，孔子也没有按照礼仪规定去哭，象征性地哭了几声就退下了。蘧伯玉请孔子为司徒敬之主持葬礼，孔子采用殷礼安葬之。子游感到很疑惑，认为孔子主张恢复周礼，为何没有坚持周礼，却采用殷礼？孔子认为，卫人为殷人后裔，遵从旧制，应按照殷商旧俗下葬。孔子还耐心对子游解释说：礼要守的是礼义，礼制、礼仪只是形式而已。吊唁逝者，要极尽哀思之情；丧葬之礼的根本，是要尊重逝者，入土为安。只要守住礼义，就可以对使用的礼仪、礼器、礼数、礼容等形式进行调整。可见子游的学说，延续着孔子重视礼义的传统。
子夏和子游的学术路径不同，他们的学说传到了战国后期，各自的弊端被充分放大。《荀子·非十二子》严肃批评了子夏与子游的后学们：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认为，子夏的后学们有模有样，言谈举止非常得体，却说不出为何要守礼。子游的后学们苟且偷懒，喜好饮食，说起大道理却头头是道。子游、子夏后学们的倾向，正是二人学术弊端的放大。子夏的后学常拘泥于形式，稍显拘谨；子游的后学多通礼学，主持民间喜丧之事时混吃混喝，常多言君子之道应该如何，却不重细节。荀子认为两派积弊很深，流弊很广，不能成为儒学的主流，故以“贱儒”鄙视之。
在孔子时代，礼学已经分途发展：一派注重外在形式，一派注重内在精神。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礼，需要将外部形式与内在精神充分契合，不可偏废。子夏和子游两派的分歧，恰恰割裂了礼的统一性。因此，孔子感叹的礼崩乐坏，说的是礼乐的形式还在，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原则没有传承下来。诸侯没有敬畏之心，才不断僭越礼制；百姓不知孰是孰非，就会有各种非礼之举。
礼义的形成，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区别于动物的伦理、道德、观念、行为的集合。人类的文明发展，既是不断摆脱蒙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也是由必然王国向着自由王国的持续迈进。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社会属性持续加强，权利日渐得到保障，人也形成了不同于动物的人性。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本能而形成的社会属性，可以约束人的自然属性。自然属性是人与动物本能相同的食、色等欲望，荀子认为这些本能和欲望是人的本性。孟子认为人性能克制食、色本能，仁、义、礼、智等伦理认知和道德原则才是人性的体现。其中，仁是人类所形成的情感认同，义是在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认同，礼是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公共秩序，智是衡量人对情感认同、社会表现和群体秩序的判断。仁、义、礼、智作为道德伦理，是人类社会建构的秩序原则；作为群体共识，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礼的制定，正是借助人文理性确立社会运行的秩序原则和行为法则，使人类不再如动物那样以丛林法则去弱肉强食，形成文明社会。《礼记·曲礼上》解释道：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礼。礼是由先王与圣贤积玉成山建构起来的。如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以及夔、皋陶、契、周公、孔子等，制作礼乐，教民礼乐，推行教化，持续将礼作为通用的社会规范，使之体现人之为人的道德原则，蕴含人之为群的价值要求。正是有了礼，人类才卓然自立于动物界，确立了人类文明秩序。
中华文化认为，礼仪制度是建构理想社会的根本方式。其既可以适应“天下为家”阶段人人为我的现实，又能有效维持基本社会关系的稳定，成为实现共同理想的必要手段。《礼记·礼运》言：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实现小康，共同目标是实现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为单元建构生产生活秩序。这一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关系，其能够有序运转，必须依靠礼义来维持，才能保证社会成员遵守通用规则，实现社会有序运转。
礼的制定与推广，是通过制度化的设计，以群体认同的认知，来约束个体行为，把人类社会潜在的争执风险消灭于萌芽。在古代中国，礼作为制度，贯穿在社会各个层面；礼作为法则，见诸于社会所有秩序：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分争辨讼是民间纷争，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体现社会秩序，宦学事师是教育事务，班朝治军是军事活动，莅官行法是行政秩序，祷祠祭祀、供给鬼神是祭祀活动。这些社会活动需要用礼来维持，确立为礼仪制度。在此过程中采用的恭敬、撙节、退让等行为方式，则是礼仪。
因此，明晰了礼义的本质，可以纲举目张地对礼制和礼仪进行调整，使礼成为更有弹性的制度形态，既可以因时制宜地改善，也可以因人因地发挥作用。礼，既有内在规定性，又有灵活适用性；既有程序规定性，又有制度差别性，这样方能成为合乎世道、尊重人情、关照人心的社会规则的总和。